高校问答沃钱包投资20元: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批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校问答 时间：2024/04/25 06:25:21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
lidaizi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他们的学说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理论渊源的深刻意义。
在这两位古希腊的伟大先哲的政治学说中，固然存在着密切的承袭延续的关系——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对老师的很多理论发起了质疑乃至是挑战。
下面，我将尝试着对两人政治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做出简要的说明。
在对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柏拉图主要采取了抽象的演绎推理方法，即从一般到特殊，从个性到共性。先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再得出普遍的道理。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则与柏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即对实际的材料进行收集、概括、归纳，再从中总结出理论。是一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方法论，也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开创了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的先河。
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体现在两者对于什么是第一性的认识问题上，也衍生出两种相异的理论。
柏拉图认为，在人类可以直接触摸，直接认知的现实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的世界。凡是人类世界中可以看到的，理念世界中也相应地有对照物，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理念世界中的各种理念才是本源的，永恒的，第一性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理念世界的模本而已。
亚里士多德则对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不过是对大量个别事物的总体概括而已，也就是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普遍存在，研究普遍存在也就是研究那些“其自身就是属于作为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本原和最初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初的原因共有 4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就是所谓“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体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体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几乎是同等的。实体就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
我们可以大致地说，柏拉图的认识论是唯心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则带有更多的唯物成分。对什么是第一性的分歧，表现在对知识的认识上，也是不同的。
柏拉图指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要能正确认识知识，并实践这样的知识，关键是要能够“看到”美善、正义、勇敢、智慧、节制等在理念世界中的原型。理念世界中的知识不能从经验知识中直接推得，也不是日常意见的总体。知识意味着灵魂的转向，是从日常的、经验的、世间的现象，转自真实的、人世之本质的理念世界。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知识有三种类型，分别为理论的、应用的和生产的。理论知识以自身为目的，应用知识乃是实践的，目的在于合理行为，生产知识是一种技艺，它对眼前的对象进行加工制造。理论、实践、与技艺三者不是并列的、互不干涉的，而是形成不同的层次。技艺在本质上从属与实践，最高的实践乃是一种沉思的理论生活。最高的应用科学是政治学，它的目的就是人自身的善与城邦的善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是与两者不同的认识论紧密联系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某些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只能是意见的一种。但是两者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善是知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以上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及其衍生做了一点比较，由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根本区别，两者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下面，将对两者的具体的政治学说的关系做一点探索。
首先是两者的国家起源学说。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中的国家理念决定着现实中的国家理念。现实中的国家是一种强调分工互助的等级结构，这来源于具体的人性。这里的人性指人的本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擅长某一方面的事情，但人的需求是全面的。因为专长的单一，人需要分工，各司其长；又因为需求的全面和广泛，人就必须互助，这就需要群体生活，国家也就由此产生了。其实这里的国家还是指城邦。整个国家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人性→分工→互助→国家（群体），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这也符合柏拉图的演绎法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就讨论了国家起源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由家庭→村落→国家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种说法也与其归纳法相吻合。但是，他也象柏拉图一样，试图用人的本性去解释这个过程。他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的本性就是过政治生活，就个人而言，人不是“自足的”，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是最高的，使“光荣而快乐”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则是国家生活。家庭、村落生活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是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然后，是两人的政体理论的比较。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可称为“循环政体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五种政体形式：贤人（也就是哲学王，这将在下文较为详细的论述到）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这五种政体之间，有循环往复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在改变，哪怕是最好的贤人政体也不例外，因为它毕竟不是理念本身。
其具体的循环顺序如下：贤人政体→军阀政体（因为社会难免会混乱、动荡，这就要求凭借暴力来维持秩序）→财阀政体（以财富为标准来选择统治者）→民主政体（因为在财阀政体下，多数人会失去财富，穷人数量增多，就会起来夺权）→僭主政体（在穷人与富人的斗争中，会有个别的野心家打着大多数人的旗号，占据最高统治权），在柏拉图看来，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形式，贤人政体将再次取代它。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种标准是以德性的高下分配权利，共有三种，分别是“君主政体”（统治者为一人），“贤人政体”，或称“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共和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前两者为更加优秀的政体形式。第二种标准是财富的多寡，按照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类，少数人的统治叫“寡头政体”，多数人的统治叫“平民政体”，一人统治的是“僭主政体”,它们分别是“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的蜕变形式。
相应地，两人各自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也不相同。
柏拉图的理想政体形式是“贤人政体”，也就是“哲学王”的统治，即知识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学说的核心。这种理想政体意味着政治理论不仅局限在对具体政治策略的思考，而且对政治本身、政治之正义和善的沉思，它要求人的理性指导政治活动，而不是服务于政治的需要。但是，这种政体形式不可避免的也带有一定的专制和极端的色彩。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则是一种中庸的模式，他认为由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城邦，是最优良、最稳定的城邦。在他看来，富有阶层是狂暴、暴戾的，而赤贫阶层则是下贱、狡诈的，只有中产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同时，中产阶层也没有必要害怕其他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永远是彼此不信任的。最后，他认为，只有中产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更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法律的看法也有差异。
柏拉图崇尚的是哲学王的政体，也就是说，更强调统治者的个人素养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是轻视法律的，他更加看重的是道德的力量，是人性中的善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约束。相对于法制来说，柏拉图崇尚的是人治。
而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他认为，法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他还认为：人治中的“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弊端。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柏拉图后期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其国家起源说承认了人过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政体理论中，已经不提起五个循环政体，而是将政体分为合法和非法的两种，颇类似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同时，开始逐步的承认并强调法律的作用。这些变化都体现在他晚期的作品《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我们不能不认为，正是其晚期的这些变化，给了亚里士多德某种启示，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学说。
以上着重分析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的区别，下面就来看看这两者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说是学术上的承袭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人对理想城邦的勾画的惊人相似上。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职业是统治者，其本性为爱智者，第二等级的职业是护卫者，其本性为爱荣誉者，第三等级的职业是生产者，其本性为爱享乐者。三个不同的等级，表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坚守职责，各尽其份，互不僭越，确立和谐的秩序。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也分为三个阶层：议政者、保卫者和生产者，前两个部分构成城邦的公民团体，第三个部分是城邦生存的物质基础。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同样不排斥君主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如何对城邦的第一、第二等级公民进行教育的问题。教育是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目的是提高城邦居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促使人的灵魂转向，以认识理念世界。因为哲学王是最高的爱智者，在他的领导下教育公民是必要可行的，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管束自己的行为，达到勇敢、节制，爱智等一系列的要求。柏拉图设计了一整套教育程序，从数学到平面几何，从平面几何到立体几何，从几何到天文，从天文到音乐，从音乐到辩证法。每一科的教育，都是通向认识理念之路的阶梯。
在《政治学》的第八、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城邦教育问题，其思想也是对柏拉图教育城邦理想的进一步发展。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的善是跟随着个人的善”，教育是政治正义的当务之急，城邦因该通过教育使其统一起来并转变成为一个共同体。毋庸置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把通向理想城邦的根本途径同样地理解为教育。
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教育”都是一种德教，不是技术教育。
综上所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更多的不是继承延续，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发展。
最重要的是，两人认识世界，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柏拉图仰望的是高不可测的苍穹，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更关注脚下的泥土，这也可以看做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
同时，两人不同的出身和阶层也对其政治学说的分化有较大的影响。柏拉图代表富有的奴隶主阶层，坚持必要的社会分工，来严格的划分阶级，从而巩固奴隶主上层阶级的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由民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开出的挽救城市国家危机的药方势必与他的老师不同。
然而，不管怎样，这两位伟大先哲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思考，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是那么得深邃和感人，这些思考的结晶，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必须铭记并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