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化家族高清百度云:语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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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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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简介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郭沫若
《三叶集》、诗集《女神》、《漂流三部曲》、《小品六章》、《星空》、《瓶》、《前茅》、《恢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棠棣之花》、《屈原》、《蔡文姬》、《武则天》、《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等。
抗战时郭沫若在重庆写过一本历史剧,叫《棠棣之花》,讲的是聂政刺侠累的故事,剧本写得还算成功,那时历史剧非常流行,郭沫若自己写了很多,比较有名的有屈原,后来香港还把它改成了同名电影,感觉那时的郭沫若是不错的,继承了自女神以来所固有的一惯的激情。屈原剧中有一大段著名的台词叫雷电颂,还引发了一场公案,徐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指屈原和莎剧李尔王的相似之处,言下似郭有抄袭之嫌。郭沫若回信说他没看过李尔王,这不太让人心服,被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居然没看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很难让人相信。而郭沫若在给徐迟的信中还引用了兰谟评论莎剧的话,对坪内逍遥的日译本也很熟悉,而他对werlag版的king lear和hamlet的熟悉又让人疑心,虽然他用的是据说,但他对莎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人可比,徐迟引莎剧还有笔误,郭沫若则驾轻就熟。
棠棣之花写于一九四一年,关于这部戏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部分是些无意义的“郭学”之类,不过我一直以为棠棣之花是一种想象中的花,实际并不存在。说来我对郭其他的东西不以为然,包括他写的女神,炉中煤,但觉得他写的历史剧是不错的,棠棣之花算是郭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看的一本,一直想考证一下到底什么是棠棣之花。在剧本的后记和郭写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中,并没有关于棠棣之花的说明,当然郭自己肯定是知道来历的,我以前一直也没搞明白,前两天偶尔翻出棠棣之花,又看了一遍。想起在郭沫若文集中他的一封信里谈到棠棣之花的时候提到过《诗经·小雅》,不过具体怎么说的也忘了,但想从小雅里总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小雅大部分是一些春秋时贵族写的诗,很少民间歌谣,在春秋诗诗经的功能除了在大型的典礼上演奏外,主要还用于借助这些诗来表达一些感情之类,所谓的诗言志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事。小雅里有一首《常棣》,原来读这些东西囫囵吞枣,大多象过眼烟云,没怎么想去考证,常棣是否棠棣的通假,也没去查过。香港中华书局有一本金性尧先生著的关于诗经的考证的书,拿来看看,常果然是棠的通假。棠棣,俗称郁李,落叶灌木,春开花,夏结果,古人常用棠棣之花来比喻兄弟亲情,而典故的出处就是小雅中的这首《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桦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阳衰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原诗较长,有八节,总体上是讲述兄弟之情的文字。兄弟为古代五伦之一,也就是常说的五常,属于天伦,五伦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一般也被称为人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的分法,已经不单是偏,几乎就是无耻了,孟子的很多言论有时让人忍无可忍。
在诗经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提法,歌颂兄弟之情,应该是一种原始人性的顷述吧。这首诗的影响很大,后世以花萼,棠棣,脊鴒,孔怀比兄弟之情,基本是从此诗中取意。唐明皇李隆基为表示和他的兄弟相爱无间,特在宫中建花萼相庆之楼,他登上此楼,即可望见其兄弟们的宅第,又自书一首《脊鸰颂》,时时念叨,以示自己不望兄弟之意,虽不免作秀,比起动不动就手足相残的历代帝王,也算难得。而以手足之情比喻兄弟,则始于南北朝,梁邵陵王萧伦写信给元帝:岂可手足厷支自相屠害。比之棠棣之喻,晚了很多。更有名的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之说,不过这已经不是在歌颂兄弟之情,而是在嘲讽诅咒了。
常棣这首诗据说是周公所作,这大概不太可靠,但周公于这些兄弟之情有矛盾心理也非异常,白居易有首小诗:周公恐惧流言时,王莽礼贤下士时,假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管,蔡流言,并非纯粹要中伤周公,其最终目的也是效忠成王,中兴周室,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产生流言的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首诗假如真是周公所作,那么也可证明他事后的一些忏悔之意,历史总是夹杂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稽康写过一篇《管蔡论》对于周公和管蔡的心理分析得是很到位的。
既然棠棣之花的意思是兄弟之情,那么郭沫若的剧本应该很好理解其含义,但郭的剧本却明明写的是一个姐弟之情的故事。据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棠棣之花最先的名称叫《聂娄》,这本子最早写于“五卅惨案”,不过构思是在二零年就有了,但五卅惨案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用十天时间写完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后来被收到了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一书中。
郭沫若不可能不知道棠棣之花的典故,但他却始终没有说名这个剧名的意思,我想可能他本来想表达的是一种姐弟之情,但在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实在没法找到这样一个有名的典故,于是就用棠棣来取代了,也许他本来就认为姐弟和兄弟没什么区别。
说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有一个小故事和周恩来有关,郭在剧本中写了聂政之母死后,他守孝三年,这是典型的儒家之礼,周恩来则认为侠的精神是与儒相悖的,聂政作为一个侠士,让他遵照儒家的礼法守孝三年,于理不合。不过郭沫若终于没按周的意见改剧本。周恩来对侠的看法显然是理想化了,不知他要是看到金庸的小说会有何感想?只是现代武侠小说中侠的实质早已和春秋战国时大相径庭。周恩来的看法,也算一种趣向吧。

凡尔纳
《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机器岛》、《漂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
《海底两万里》对其大量的真实科学知识,对海洋动物、植物进行了细致描绘,对海底地理、地质知识作了准确介绍,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塑造了“鹦鹉螺”号潜水艇的设计者、制造者、指挥者尼摩船长和乘船探险者博物学家阿尤纳斯的生动形象。描述了他们周游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的冒险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