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战舰金币修改软件:名人传精彩片段

五百年来第一诗人！五百年来第一词人！
他把世界上最神秘、最奇妙、最完美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最神秘、最奇妙、最完美地组合，把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诗词歌赋的境界推向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高峰（澳门）

（一）《贝多芬传》节选
他矮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大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梅杜萨，又译“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编者注）。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区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
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与他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几百次，真是多美！”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那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
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散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二）《米开朗琪罗传》节选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鬈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像，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惟一的作品，以后，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琪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的象征。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被瓦萨里称做“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做“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至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么？——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吧！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的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我自己！”
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视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
一五0一年春，他回到翡冷翠。
四十年前，翡冷翠大寺维持会曾委托阿戈斯蒂诺雕一个先知者像，那作品动工了没有多少便中止了。一向没有人敢上手的这块巨大的白石，这次交托给米开朗琪罗了；硕大无朋的《大卫》，便是缘源于此。
相传：翡冷翠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即是决定交托米氏雕塑的人）去看这座像时，为表示他的高见计，加以若干批评：他认为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拿了剪刀和一些石粉爬上台架，轻轻地把剪刀动了几下，手中慢慢地散下若干粉屑；但他一些也没有改动鼻子，还是照它老样。于是，他转身向着长官问道：
“现在请看。”
——“现在，”索德里尼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
“于是，米开朗琪罗走下台架，暗暗地好笑。”

（三）《托尔斯泰传》节选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一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鲁迅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从左联青年盟友被害起，他便致力于揭露国民党的禁锢的文化政策，由于书报审查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能不设法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在一个重新确立的向度上，开始他的谓之“带着镣铐的进军”。

在一个失去自由言论的环境里，鲁迅特别注重史料的保存，也即“实录记忆”的保存

。他说是“立此存照”，或说是禹鼎所浇铸的鬼魅，使罪恶的形相不致于轻易地自行消匿。他常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的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必要地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但是，这显然是为他内心里的伟大的憎所驱使的，而不仅仅出于历史的使命感。他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这种本土法西斯放到世界史上也还算得十分“前卫”的。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记录了不少当局查禁书刊，压迫书店的事例，《且介亭文集二集》的后记，还十分详细地保留了一批禁书目录，还有审查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还指出，不但对本国的作者和作品如此，甚至对于一些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也如此；“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压迫是日渐加紧，形势十分严峻。他描述说：“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糊，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在《花边文学》序言中，他十分愤慨地质问道：“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在这里，他使用了“奴隶文章”一词，这是文化专制政策的必然产物。所谓奴隶文章，就是失掉反抗意识，缺少独立思想，没有骨气的文章。对此，他写道：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

对于这类以摧残为事业的“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官派检查员”，鲁迅是十分痛恨的。这类家伙，大抵是文界的败类，在他们为官方所利用，做定了检查官之后，仍然会与旧日的“文探”、“文痞”、“文氓”相勾结，所谓文坛上的事件，往往缘此而来。正如鲁迅总结的那样：“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发表在英文月刊《现代中国》上的一篇暴露较为全面的文章，其中写道：“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但也有别样的检查员，鲁迅在信中写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对于“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者”，鲁迅在书信中多次勾画他们的嘴脸。如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同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识，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凶险，阴暗，虚弱，主子和奴才是一样的德性。早在1931年，鲁迅便著文指出，统治者“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然而，他向世界宣布说：“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恶辣的文化政策的时候，鲁迅常常“算旧账”，“刨祖坟”，把古今的反动力量勾连到一起。如《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诸篇，就是专门剖析明清文字狱档的。他要让青年读者明白，中国的统治者及士大夫文人，是历来如此的。他们通过文化上的结盟，掩盖历史，肆意涂改和伪造历史，钦定经典，垂范将来。结果呢？他指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种种的“治心”“箝口”法，都一例无改于改朝换代的结局，那就是专制统治的覆亡。

以鲁迅这样的反抗政府的有影响的人物，必然最先感受到出版界的这种压力。他说：“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的征伐的。”所谓“武力征伐”，指的是通缉、恫吓、不得已的隐匿与逃亡；而“文力征伐”，除了众多“覆面的英雄”的各种造谣攻击之外，就是整个的出版审查制度的压迫。而且是愈到了后来，压迫则愈甚。什么“自由”与“人权”，是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实质的，所以，他决不会花费口舌，与直接或间接掌握他的自由与人权者去讨论这类问题。

1932年12月26日致信张冰醒说：“现在行止颇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难发表”；到次年底，致信山本初枝时，则说是：“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后来不在日报上投稿，只应付杂志约稿，而且为此不得不做得更“含糊”，更“晦涩”，更“吞吞吐吐”，结果还是不行。例如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篇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病后杂谈》的被删，是他多次提到过的，“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即“只剩了一个头”。《病后杂谈之余》，也都是删之又删的。还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发表时被删掉了后半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即被删除。《脸谱臆测》不准发表；《阿金》则“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部里去了”。他还说到过，有一本杂文集，其实是《二心集》，全书38篇，被删22篇，故名《拾零集》，由中央删剩，应当准许发卖的了，但运到杭州去却仍被没收，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集外集》也被删去10篇，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出版。被禁止出版的还有《门外文谈》，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以及杂文集《准风月谈》也遭到查禁，主编的《译文》则被抽去稿件。到了后来，甚至于扣留原稿，而且这种情况接连发生。1933年，那时还未曾成立特别的审查机构，鲁迅即已意识到出版界的危机，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各杂志是战战兢兢……即使不被伤害，也不会有活气的。”1934年，他这样描述所受的“风暴”的破坏：“中国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出版界，都是每况愈下。至1935年，又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越一年，又说：“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他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加以“内战”加剧，这时，他几乎整个地为黑暗所吞噬了，惟余精神的不屈不折的一道幽光。

附：精彩片断

（一）《贝多芬传》节选
他矮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大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梅杜萨，又译“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编者注）。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区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
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与他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几百次，真是多美！”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那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
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散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二）《米开朗琪罗传》节选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鬈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像，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惟一的作品，以后，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琪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的象征。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被瓦萨里称做“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做“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至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么？——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吧！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的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我自己！”
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视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
一五0一年春，他回到翡冷翠。
四十年前，翡冷翠大寺维持会曾委托阿戈斯蒂诺雕一个先知者像，那作品动工了没有多少便中止了。一向没有人敢上手的这块巨大的白石，这次交托给米开朗琪罗了；硕大无朋的《大卫》，便是缘源于此。
相传：翡冷翠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即是决定交托米氏雕塑的人）去看这座像时，为表示他的高见计，加以若干批评：他认为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拿了剪刀和一些石粉爬上台架，轻轻地把剪刀动了几下，手中慢慢地散下若干粉屑；但他一些也没有改动鼻子，还是照它老样。于是，他转身向着长官问道：
“现在请看。”
——“现在，”索德里尼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
“于是，米开朗琪罗走下台架，暗暗地好笑。”

（三）《托尔斯泰传》节选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一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须的美丽的辞句，可决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同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世界上曾时常看见那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在他对于自然的爱慕，在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的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托尔斯泰自己即承认，说：“他的文字中直有许多地方打动我的心坎，我想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
但这两颗心魂毕竟有很大的差别，托尔斯泰的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且举两个例子以见这位日内瓦人的《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
“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
“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的利益。”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终于放弃了；笔在他手中堕下，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
“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悫直之风的谦虚，卢梭都从未认识。隐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的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的圣皮埃尔，罗马的加尔文。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的。
对于世界的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的生命，这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的肉搏：真理与爱。
（选自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名人传》，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