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马革裹尸" 的有关诗文

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己

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泽比纳

此句是辛弃疾送王郎参军之言，意寓王郎奋勇杀敌，不要贪图享乐。泽比纳也许也要走了，本赛季也长期受伤病困扰。最近已经复出但状态不佳。希望他尽快恢复状态，在尤文最后的日子拿出壮士的血性，不要因转会而三心两意，而当男儿马革裹尸还。

讲对联的发展历史，难度最大的是讲对联的起源。对联的起源，是指对仗句最初从作为一种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独立使用的时间。

对联到底起源于何时，尚无确考。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对联起源于桃符。但在桃符上写“神荼”、“郁垒”二神名，其目的只是为了辟邪，直到《淮南子》记述有关二神的神话时，尚无独立使用对仗句的意识，“神荼”与“郁垒”亦非对仗句子。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一种认为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理由是《宋史·蜀世家》有如下记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从现在发现的材料看，在孟昶以前之唐代，已有人作对联了。把对联的起源定在五代，为时过晚。

谭嗣同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石菊影庐笔识》中，把对联的起源定在梁代。他说：“考宋(应为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但这个结论同样不正确。因为，上下联末句句脚要求一仄一平，而“卿”与“生”都为平声，且正好押韵，仅此一点即可知两人都不是在作对联而是在作诗，两人的句子合起来，还是一首带有永明体色彩的诗(句数不定，可通篇两两对仗)。

有人把对联的产生定在西晋，谓“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即是我国最早的对联。这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野客丛谈》卷二十五称之为“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偶合罢了。

一 唐代：对联的产生时期

说对联产生于唐代，是有史实根据的。陆续发现的一些出现于唐代的实实在在的对联作品，便是有力的说明。方东先生就在《霞浦县志》和《福鼎县志》上发现了三副唐代的堂室对联。一副为唐乾符(874～879，僖宗年号)进士林嵩所题。联曰：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林嵩，字神降，福建霞浦人。唐咸通(860～873，懿宗年号)中读书于礼岙草堂，此联即题于草堂之上。另两副为陈蓬所题：

一曰：

竹篱疏见浦；
茅屋漏通星。

一曰：

石头磊落高低结；
竹户玲珑左右开。

陈蓬，号水仙，唐乾符驾舟从海上来，家于后崎，上两联自题于居所。

又白启寰先生亦发现《江州义门陈氏家谱》载有唐僖宗书赐江州义门陈氏的一副对联：

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

至今，陈氏宗祠还刻有此联。

导致对联在唐代产生的种种途径，也说明对联产生于唐代，绝非偶然。

对联产生的途径，除对偶的修辞手法而外，最关键的就是律诗。

律诗，又称近体诗，分五言和七言。其句数，除排律而外，每首都是八句。它要求中间两联即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且合一定的平仄。对联也讲对仗平仄。这说明对联之为对联，其最基本的东西，正是从律诗直接继承发展来的。蔡东藩《联对作法》云：“对联一门，谐偶文之变体也。谐偶文始于诗赋。古人之作诗赋也，只以声韵为主，未尝专尚对仗。至唐以律诗律赋取士，于是谐偶兴焉。骊表骈紫，判白妃红，文字之中，含有一种美术，未始不足观者。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贴，亦号楹联。”这里已说了个大概。

常常有这种情形：有的诗人最先得的并非全诗，而只是律诗中比较精彩的一联，全诗是最后才配成的。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就是如此。据《唐才子传》载：

(贾岛)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

唐突，此指冲撞了仪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在未入《忆江上吴处士》一诗之前，先相对独立了一段时间，此时就相当于一副对联。只是后来又入了诗，因此才未被视作对联罢了。

没有能够独立下去，便算不得真正的对联，这说明律诗之“联”与对联，有联系又有区别。由律诗之“联”转化为对联，还有一定的条件。这一点，香港梁羽生先生在《律诗之“联”不同于对联》这篇短文中，以杜甫《蜀相》等两诗为例，说得很清楚。他说：“(《蜀相》)中的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可说是囊括了武侯生平，因此可以抽出来，‘独立’作为武侯祠的楹联；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首联，进而描写祠堂的景物的，它就不如颈联之有独立性了，不过，可以用作表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联。这类诗联是不大适用于作一般对联的。杜甫另一首《送郑十八》的七律，其中颈联‘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写的是两人间的私事，那就不能作为对联了。”

除律诗而外，在唐代，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从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对联的产生。这些因素，主要是联句、摘句和书壁几种。

联句，乃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有一人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多句一韵者，依次而下。后来习惯于一人出上句，续者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这种方式相传起于汉武帝的《柏梁台》诗，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在唐代已很常见，这是事实。《孟浩然集序》云：

(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这是一人两句一韵者。单以孟浩然这两句来看，就是一副对仗工稳的风景联。而后者将前者的上句对成一联的，这同而今之所谓“对对子”毫无二致。

联句在唐代，又扩展为酒令、口号等等。

酒令为旧时饮酒中助兴取乐的一种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人听令轮流说一两句诗词或做其他游戏，违令与不合要求者罚酒。其轮流所说的一两句诗词，有的不要求对仗，有的要求对仗。要求对仗者，事实上就成了一副对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香山居士”条所载的一个唐人酒令，就属这种情形。

[令]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个酒令见《渔隐丛话》卷二十一。鉏麑，一作鉏麛、鉏之弥，春秋时晋国力士。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麑行刺赵盾。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初事范中行氏，复为晋卿智瑶家臣。《史记·豫让传》云：赵襄子灭智氏，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赵问他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瑶，答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愿伏诛，请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后，自刎而死。“木”、“鬼”，“槐”也。“山”、“灰”，“炭”也。这个酒令同后来的析字联就没有什么两样。同条还载有另外一个酒令：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彝耳，何能卧床上，在 儿女手中邪?

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