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约翰好吃的披萨:热心的兄弟姐妹们帮忙找一下十六大报告中有关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论述

在上个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快，知识经济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更是受到空前重视。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十五”计划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提出来，这在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和政府的政策措施，这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必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或出于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或已不满足于经济大省的形象和定位而力争向文化大省的定位迈进，也都积极行动起来，集中专家和社会各界力量集思广益，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形势和发展趋势，制定了各个地区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从各地已经出台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情况来看，它们为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也将会带动当地其它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综合这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情况，认真研究这些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多样性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疑是有益的。

一

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上，观念的问题依然是人们要讨论的问题。目前在国内，对观念和理论认识的进步，与实践的体验和发展是同步的。认识不一、观念众多、实践多元，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观念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无疑是重要的，它既可以启迪人们的认识，也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智慧。

浙江省的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团体，就曾为将该省建设成为文化大省的问题举行过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探讨了当前发展文化产业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从文化的定义问题，到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在报道所列的研讨会所讨论的十四个问题中，有纯粹理论的探讨，有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有对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关系的探讨，有对文化发展与法制关系的探讨。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研讨会也认识到了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重塑“浙江精神”的问题，这应该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类似的问题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文化精神问题与文化经济是互动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概念。

可贵的是，学者们注意并肯定了从口号“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到“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转变。这一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克服了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本末倒置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倾向，也克服了人们潜意识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错误认识，而这一倾向显然是从过去一段时期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来的，带有旧时的痕迹。

二

一个普遍认识到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是关键。有了好的体制，没有人才可以有效地培养和吸引人才，没有资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有效地进行融资和吸引投资，更会走向良性的循环之路。

随着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文化产业的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发展，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解决的、而且应该尽快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就体制问题而言，又是以“人”为核心。如今年年初湖北省委有关领导在一次与著名艺术家座谈时提到：文化体制改革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现在不但要靠感情留人，还要靠体制留人。这显然是根据历来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使之提高到了体制的层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

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首先要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其次是文化体制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始终不可忘记世界趋势、全国形势、本地实际，以及与各地差异，甚至包括本地不同文化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见，有一系列问题，深入进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变“养人”为“养事”、变“办文化”为“管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对待和协调发展等，都是目前已经认识到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问题。总之，只要体制为人们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很多的方法人们都在尝试。如文化产业商会，就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2003年8月13日武汉市工商联(总商会)文化产业商会成立。该商会成立后，即以此为龙头，带动社会上的大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好的项目将到沿海地区招商。商会还筹划了文化一条街项目，并与北京收藏界老字号荣宝斋开展合作。效果如何不好妄下评论，但这种努力却是很有意义的，反映的是体制的进步带来的变化。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很多省市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较大成功。如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市，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总体方案”，对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还进行了很多的理论探讨，并且能够把当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WTO的背景下去思考，而其工作又是结合具体的文化企业实际的。

三

另一个应被重视的是区域文化产业的特色问题。特色不仅是形象，有时更是生命。目前有关的区域文化规划中，大打特色牌，是一种值得关注、研究和赞赏的做法。强调特色、营造特色、突出特色，显然是对以往在自发状态下的发展成功的总结。现在在有关决策部门的规划下，必然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提供了广阔前景。

在强调特色发展方面，云南等地做得比较好，其成功经验值得人们借鉴。云南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位在“民族文化”，这是根据其当地实际而确立的准确定位。众所周知，云南的少数民族种类之多在全国是少见的，其奇山异水也多为他处所不及，因此该省的文化产业都是以此优势和资源而展开的。无论是具体项目还是品牌，都大打民族文化的牌，强调其独一无二性，“人无我有”，甚至可以将其带有这一特色的项目和品牌展延到其他地区。政府将其当作贯彻当地政府意图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来抓，措施得力。克服了云南平均人口文化水平低下、资金有限、交通不便等等弊端，其实践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不仅可以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最亮点。

对于这一系统工程，云南当地也是分头落实、逐步推进的。近年来，为了推动民族文化工程向前发展，他们在全省开展了“三个一”活动，即在全省25个少数民族中，要创作生产出代表本民族艺术水准的一歌、一舞、一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仅以丽江为例，就先后推出纳西古乐、歌舞剧《丽水金沙》等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多样性的尝试，还体现在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中，这种原生态歌舞剧经过市场化的包装运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给人以很多启示。这些虽是在政府规划之外所取得的成功，但无疑打的也是特色牌。

类似的强调特色，浙江省在认识上就强调大打文化名人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养育过汉代王充、宋代沈括、陈亮、叶适，更有过王阳明、刘宗周、王士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秋瑾、蔡元培等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和文化成就，不仅是留给现代浙江人的一种现实遗产和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财富。而对这样的背景，凡是可以发扬的他们会继续发扬，凡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可以给他们以激奋的力量。浙东的一些地区如绍兴，在此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宏观文化的基础建设，起到的是示范效应，营造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氛围，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实际上，就各地的文化特色而言，大多都是可以追寻的。笔者认为，特色资源即是优势资源，而优势资源也同样可以变为特色资源。只要注意发现和培育，打特色牌并不难。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若把不是特色的当作特色来宣扬，只能落得自己鼓吹、自己欣赏的结局。

四

看来与观念变化同时要注意的观念变化本身所出现的问题。在认识到文化产业的认识发展有上述可喜的进展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所出现的与之相关的有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是伴随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有的则是与我们历史上一贯的思维相联系。我们这里主要结合目前一些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纲要，看看其中出现的若干倾向性的问题。

1、面面俱到，有千篇一律之虞。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从纲要的格式到语言，从口号到目标要求，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方面认识较为深刻，而这方面是大家的共识；有的方面认识片面狭隘，显然又是与当前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举一个例子，在这些规划制定者的眼中，纳入其视野的只是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单位，而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情况的急剧、多样化的变化情况，并且没有为将来未知的发展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些问题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有些则不行，还必须以国际和全国的情况为前提。这也是要预留足够发展空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这个系统工程还涉及到投融资、文化中介、文化市场方方面面，而在一些文化(产业)的发展纲要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政府所能够顾及到的方面，而政府顾及不到的方面显然存在着很大漏洞。

2.贪大求全。这也是一些论证报告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的通病。文化产业具体要落实到文化企业的努力，而对一个地区、一个文化企业或一个文化企业群来说，最根本的是产业特色。美国洛杉矶地区的文化产业最著名的是电影业而不是其他，就是明证。求大求全，多头出击，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上的大忌，同样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大忌。必须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才能做好区域文化产业。现代国际上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都是超级“航空母舰”，要参予和它们的竞争，必须尽最大可能地集中优势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突出特色。若是四面出击，必遭“十面埋伏”。以省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省”，以市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市”，当然也不乏要建立“文化大县”呼声，一时间“文化”被吵得漫天价响。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我们一些学者和部门的浮躁倾向。

一些地方在总结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之一是，甚至将本地的文化产业发展门类不全也当作一件莫大的憾事，缺了某一项就要对某一项进行“大力扶持”，非要将其“做大做强”不可。孰不知这样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对中小规模的县市来说，危害就更大。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规模小、产业链不长、产品档次低、产品没特色这些弊病，就是命定了的。

再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市县，在制定规划时也强调要发展本地的现代广电传媒产业，并且决心似乎很大。这种观点使人听起来仿佛有隔世之感。孰不知广电传媒业讲求的是规模效应，而当地的广电业还属于单纯的事业单位性质，几乎是在没有竞争的状态下生存的。

过于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全，完全忽视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在报告中好看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在实际工作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规划落空的问题，还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可见规划对于实际发展的重要性。

3.缺乏广泛论证。一些发展规划是在少数学者研究和论证中产生的，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和论证，而少数学者的论证本身就有偏颇，是很不完善的，所以虽经政府部门发布，但其权威性仍不是很高，在社会上和业界的影响力仍是十分有限的，其实施的可行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学者在论证和分析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本地的优势，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这些所谓的优势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当地的小环境下看就极容易被放大，而问题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对象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

就以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为例。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无疑是对的，但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研究报告和文化产业规划中所看到的都是过份强调本地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这实际上仍是传统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思维和修方志中的强凑地方“八景”的做法。孰不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同样是这种文化资源和条件，由于观念和体制没有转变，多年来捧着金饭碗没饭吃的情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很多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只要我们注意把握，就会在相互的学习和促进中共同进步，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者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