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凡代言华为:乐府民歌有何艺术特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校问答 时间:2024/03/28 21:39:43

汉乐府

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以民歌居多,民歌也正是其中精华。人们提到汉乐府,就一般意义而言,往往是指汉乐府中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等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篇,则是感情真挚的情歌;《陌上桑》赞美了一名劳动妇女对权贵人物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以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高尚情操为主题的《孔雀东南飞》,又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较高的地位。汉代文人所写的乐府诗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但这些诗歌也是在民歌的影响下创作的。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人称乐府机关所演奏的诗为歌诗,魏晋六朝时开始称诗歌为乐府或乐府诗,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变为诗体的名称。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一、郊庙歌词,二、燕射歌词,三、鼓吹曲词,四、横吹曲词,五、相和歌词,六、清商曲词,七、舞曲歌词,八、琴曲歌词,九、九曲歌词,十、近代曲词,十一、杂歌谣词,十二、新乐府词。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歌词一类,全部是文人所作;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词、鼓吹曲词和杂曲歌词3类中,相和歌中尤多。相和歌是南方的民间俗乐,鼓吹曲是北方民族的乐曲,多用于军乐。杂曲歌词是一种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乐曲歌词。

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是说,乐府民歌的作者面向现实生活,根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而进行创作的。它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现存下来的汉乐府民歌,不过40余首,但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妇病行》描写一个贫苦家庭的妇女,贫病交加终于死去,临终时叮嘱丈夫照看孩子,但在残酷的剥削压榨下,劳苫人民无以为生,父子不能相保,最后不得不违背妻子的遗言,忍心抛弃了自已的孩子。《东门行》则写出了贫苦善良的人民在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官逼民反铤而走险的过程。有的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如《十五从军征》写诗中主人公15岁从军,80岁才返回家乡,遥望故家,只见坟冢累累,回到家里,满目荒凉,空无一人,这时,老人万念俱灰,倚着门呆呆地远望,不知如何度过这孤苦的残年。短短的十几句诗,写得凄楚感人。有的写出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命运,《有所思》和《上邪》写的是热恋中的女子为爱情所折磨的痛苦复杂心情和专一执著的深情。《上山采蘼芜》写的则是妇女无辜被弃的不幸。此外还有写官家豪富对人民的欺凌和上层社会的腐朽与无耻等等。胡应麟《诗薮》卷一说:“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继自两汉,宜也。”这几句话意思是说,两汉乐府来自民间,它运用通俗自然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爱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陌上桑》是汉乐府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和称颂。这首诗最早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汉乐府

中国诗歌史上楚辞(诗)向汉赋(非诗)演变发展过程中,汉乐府填补了这一时期诗坛的一段空白。“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据考,最早在秦代就已有乐府的设置。乐府兴起则是在西汉武帝时代,乐府官署大规模收集民间歌辞,据《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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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1、两汉乐府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达广大人民的爱憎。拿它与“汉赋”相比较,差别极大。乐府民歌题材广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对《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2、两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特色。《诗经》基本上是抒情诗,其中有的作品如《氓》、《谷风》、《七月》、《大雅·生民》等虽有某些叙事成分,只是一些客观铺写,只能是抒情诗而带有某些叙事成分。汉乐府民歌中,已出现比较完整的情节,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的悲苦命运。有的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如《东门行》,只写丈夫拔剑东门去时与妻子告别时的一幕;有的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人物对话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秦罗敷的反抗强暴的形象相当鲜明,而且有生动的对话,幽默而有戏剧性。《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式的 ,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一条是刘兰芝和焦母、刘兄之间的矛盾冲突,由被遣归、兄长逼嫁、太守求婚、决计自杀等情节组成;另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之间的爱情发展,包括卧室话别、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赴水悬树等,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结束。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性格在情节展开中越来越鲜明。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

3、语言朴素生动,常用烘托,侧面描写、比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如《上邪》的一连串的假设。《陌上桑》写罗敷形象时所应用的手法,如其中的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用的是侧面烘托的手法。

4、形式多样,不固于四言格式,而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汉乐府的杂言体,到唐代则发展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

5、乐府诗歌的影响:一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后代作家如曹氏父子 、鲍照、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二是对五言诗发展的影响,除了杂言之外,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五言诗虽比四言诗仅 仅多一个字,但它却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又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和发展(当时双音节已经逐步地增加起来,而动词又多保持着单音的形式,因此双音词和单音词的搭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五言诗就是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五言诗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由乐府民歌开其先河的,然后才扩大到整个文坛。文人五言诗从东汉开始兴盛,到建安时代,出现了一个“五言腾涌”的盛况,使五言诗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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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汉乐府

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以民歌居多,民歌也正是其中精华。人们提到汉乐府,就一般意义而言,往往是指汉乐府中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等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篇,则是感情真挚的情歌;《陌上桑》赞美了一名劳动妇女对权贵人物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以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高尚情操为主题的《孔雀东南飞》,又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较高的地位。汉代文人所写的乐府诗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但这些诗歌也是在民歌的影响下创作的。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人称乐府机关所演奏的诗为歌诗,魏晋六朝时开始称诗歌为乐府或乐府诗,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变为诗体的名称。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一、郊庙歌词,二、燕射歌词,三、鼓吹曲词,四、横吹曲词,五、相和歌词,六、清商曲词,七、舞曲歌词,八、琴曲歌词,九、九曲歌词,十、近代曲词,十一、杂歌谣词,十二、新乐府词。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歌词一类,全部是文人所作;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词、鼓吹曲词和杂曲歌词3类中,相和歌中尤多。相和歌是南方的民间俗乐,鼓吹曲是北方民族的乐曲,多用于军乐。杂曲歌词是一种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乐曲歌词。

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是说,乐府民歌的作者面向现实生活,根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而进行创作的。它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现存下来的汉乐府民歌,不过40余首,但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妇病行》描写一个贫苦家庭的妇女,贫病交加终于死去,临终时叮嘱丈夫照看孩子,但在残酷的剥削压榨下,劳苫人民无以为生,父子不能相保,最后不得不违背妻子的遗言,忍心抛弃了自已的孩子。《东门行》则写出了贫苦善良的人民在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官逼民反铤而走险的过程。有的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如《十五从军征》写诗中主人公15岁从军,80岁才返回家乡,遥望故家,只见坟冢累累,回到家里,满目荒凉,空无一人,这时,老人万念俱灰,倚着门呆呆地远望,不知如何度过这孤苦的残年。短短的十几句诗,写得凄楚感人。有的写出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命运,《有所思》和《上邪》写的是热恋中的女子为爱情所折磨的痛苦复杂心情和专一执著的深情。《上山采蘼芜》写的则是妇女无辜被弃的不幸。此外还有写官家豪富对人民的欺凌和上层社会的腐朽与无耻等等。胡应麟《诗薮》卷一说:“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继自两汉,宜也。”这几句话意思是说,两汉乐府来自民间,它运用通俗自然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爱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陌上桑》是汉乐府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和称颂。这首诗最早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汉乐府

中国诗歌史上楚辞(诗)向汉赋(非诗)演变发展过程中,汉乐府填补了这一时期诗坛的一段空白。“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据考,最早在秦代就已有乐府的设置。乐府兴起则是在西汉武帝时代,乐府官署大规模收集民间歌辞,据《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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