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百首饰今日金价北京:人类遗传学与优生的关系

摘要 纳粹德国时期,威廉皇帝学会的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尤其
是两任所长,利用生物医学可能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这一优势,与纳粹政权相互利用,
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共生合作关系,开展了一些臭名昭著的研究.这里面涉及到的科学与政治
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值得现代的科学家和立法者们深思.
关键词 共生关系 纳粹政权 威廉皇帝学会 人类遗传学 政治
"是什么,"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最近质疑道,"使
得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那些因为他们的研究而享誉世界的医生不仅成了机会主义者的
帮凶,而且在很多方面成为试图通过人种灭绝的方式来让人类遭受一场巨大的外科手术的发
起者和推动者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是存在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认可并实践了这种用优生或
种族清洗来改造人类的观念 "[Bartov, 2003, p.136]
巴托夫的连串发问原本是针对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戈德哈根因
为在其著作《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中对大屠杀做了不
适当的解释而出名.但它们也与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问题有关.虽然近20年来,在这一
方面——生物医学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物,但我们认为,它们并没有
对巴托夫批判性的连串疑问所引出的中心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1)我
们如何理解绝大多数德国的人类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同纳粹政府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
(Faustian bargain)",使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合法化 (2)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什么
德国一些世界著名的生物医学家参与了一些完全逾越了正常科学活动道德界限的研究,把劳
役和死亡集中营中的牺牲品和那些在医院中接受"安乐死"的人作为实验对象 [Weiss, 2004]
不言而喻的是,逾越通常所说的"正常科学实践"的边界的事件不是我们在本文中所
讨论的唯一问题.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由于遗传学的飞速发展,那些有关人类基因组计划
以及利用它"制造"一个"完美"或"理想"人类所导致的争论和问题,也触及到了科学实
践中道德伦理的底线.当然,这种普遍的思考已经越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领域,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科学和种族政策之下的偶然历史事件,而且还能对某些
国家现在实行的引起伦理争议的流产法以新的启示.把历史的偶然事件应用到我们的分析—
—即认为历史结果并不一定是一些易见因素的必然产物,而是交错在一起的几个历史进程的
众多可能结果中的一个——也能促使人们对生物医学界做法的可能后果的思考和讨论.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通过聚焦从前德国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首要研究所之一——威廉
皇帝学会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以下简称KWIA),这个研究所背负着(并
作者简介:希拉·外斯(Sheila Faith Weiss),美国克拉克森(Clarkson)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托马斯·贝雷茨
(Thomas M. Berez),美国克拉克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①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德国科学,历史和文化关系研讨会"(2004年5月17-19日)提
交的论文.原标题为"A Deadly Symbio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Genetics and Politics at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1927-1945".
将继续背负着)声名狼藉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用奥斯威辛集中营难民做人
体实验的历史包袱——使我们向说明巴托夫质疑所引出的中心问题更靠近一步,同时对生物
医学科学家的角色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的分析将被当成某种判例案件,因为在这
个案例中,人类遗传学与纳粹政治是以互惠方式进行的.为了讨论前面提到的更大的历史问
题,我们使用美国科学史家米切尔·阿什(Mitchell Ash)在"科学与政治的互惠互利"[Ash,
2002]一文中所极力支持的一个范式.也许科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对于各位并无新奇之处,
但阿什认为,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在特定的政权留下了印记——该政权把某一学科当成"认知
的,修辞的或体制上的资源",而且其动态过程也改变了该政治氛围下的科学内容和科学实
践本身——这一点正是他的分析中的新颖之处 [Ash, 2002, pp.32-49].从这方面讲,阿什的
范式有助于阐明我们自己的论点:在纳粹旗帜下,纳粹分子对待生物医学科学的奇特方式,
即使是历史偶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人类遗传学和政治互为依靠,并且一起日趋激进,
战争年头更是如此.这里应当说明:尽管采用了这样一个看似功能主义的框架,我们并没有
打算开脱主要历史人物——在这个案例中就是KWIA的两位前所长,种族人类学家欧根·菲
舍尔(Eugen Fischer,1874-1967)和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男爵(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
1896-1969)——的道德责任.实际上,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专业研究和政治形势这几个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做出自己的抉择的.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利用特定生物医学家在第三帝国
时期的行为来更深入分析这一不仅给个人和机构,而且给人类遗传学本身留下深刻创伤的现
象,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篇幅原因,我们这里只能涉及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互动关系中的
冰山一角,以及与KWIA这个医学生物研究机构相关的事件.
事件一
1933年,所谓的"国家革命"才刚刚开始,而KWIA已经生存了六个年头.1926年,
即KWIA建立的前一年,威廉皇帝学会主席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获得
了建立该机构所必须的政府资金.他强调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跟踪国际生物医学科学的发
展,同时向普鲁士和德国政府兜售,将要成立的研究所和它未来的所长——享有国际声誉,
受过遗传学训练的弗赖堡(Freiburg)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也是魏玛共和国国家优生
计划不可缺的依靠力量.按照所谓的"哈纳克原则",研究所所长决定该所研究方向和优先
权[Vierhaus, 1955, pp.129-138].因此KWIA的研究焦点能够直接反映菲舍尔的兴趣——种族
和疾病的遗传学研究以及它在优生学上的应用[Fisher,1928] .赫尔曼·穆克曼(Hermann
Muckermann)被任命为优生学小组的负责人.医学遗传学家和孪生子研究专家奥特马
尔·冯·费许尔领导人类遗传小组,这一任命将会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而菲舍尔本人负责
人类学小组.[Weiss, 2004]
KWIA在1933年7月5日举行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纳粹党卫军军官,
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掌管下的帝国内务部的医学官僚阿瑟·居特(Arthur Gütt)
博士作为"客人"参加了会议,他"暗示"威廉皇帝学会应当系统性地为帝国服务,并要求
KWIA帮助推行纳粹种族政策的关键原则.居特因为一连串反对菲舍尔的活动而和这位所长
熟悉起来.虽然细节很复杂,但这些活动看起来是由于担心这个"非纳粹"的学术机构在形
成纳粹的种族政策方面轻易获得优势而引发的.
虽然居特对菲舍尔并不完全满意,还强迫他要"协调好"整个研究所,他还是向那些
准备挤垮KWIA的这个所长的人摊出底牌:菲舍尔和他的研究所成员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不
可取代的"资源".正像居特向其中一个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同菲舍尔教授合作是不可避免
的,因为现在没有其他同等地位的研究所"能够推行我们的种族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菲
舍尔教授是遗传学和人种科学的国内和国际公认的权威,当局与他之间的裂痕会很容易给人
一种[我们的]政府政策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印象".
菲舍尔充分利用了他是纳粹政权的智力资源这一优势.他起草了一个专门报告,试图
向帝国内务部兜售"科学牌".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
科学之上,这种科学并不是一个拥有国际声誉的KWIA所能给予的.他认为,"各个政府部
门必须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这样就能够获得客观的科学基础.政府的各个委员会
自然就能负责将来所有的种族政策法规.但是"科学研究应该随时为国家阐明最基本的问
题."尽管这种专业知识不可能便宜得来,但是——"为确保所有的人口政策措施无可指责
和在长久将来的可靠性,它们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却是势在必行的.KWIA和纳粹政权
之间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就这样形成了,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有利的资源.几年以后,
菲舍尔的门徒费许尔——那时他自己已是附属于威廉皇帝学会的法兰克福人类遗传学与优
生学研究所的所长——似乎证实了这种共生关系.在与一个英国同行的谈话中,他认为德国
在医学遗传学领域的专业技术是给以实用为导向的种族卫生立法提供科学基础这一迫切需
要的产物.
事件二
在1935年,也就是第一次KWIA董事会之后两年,菲舍尔骄傲地宣称他的研究所已经
在为新的政府效劳,有时甚至可以牺牲它的"纯科学的工作".在这份和以后向威廉皇帝学
会提交的报告中,这位所长概括了这些"服务"的内容:(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
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
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遗传学和政治在纳粹统治
下的共生关系.① 研究所和它的领导者也从这种"服务(Dienst)"中获益,1934年KWIA
获得的国家资金比1933年增长了60%.
KWIA的科学家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将"他们的科学之剑"(引用费许尔的
话[Verschuer,1936, pp.8-9])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外衣.在
战前和战争期间他们利用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专业报告来实现这一点.德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
从许多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为纳粹政权提供智力支持,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并不是完全被
动的马前卒,而是有意识地渴望抓住机会实现他们自己在专业上的更好表现.例如,在1941
年末到1942年初,KWIA在被占领的巴黎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和种族卫生的讲座.这时
已是纳粹党员的菲舍尔,决定就"种族和德国立法"发表演讲.讲演是用法语做的,其目的
就是争取人们赞同纳粹在被占领的法国的种族政策.这个讲演还包括一段对"犹太人问题"
的详细讨论.而这次谈话是仅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前举行的.在万湖会议上,已
决定要将被占的法国领土上的165000犹太人加以灭绝.尽管他也注意到个别犹太人取得了
杰出的成就,但他认为,犹太人的非常明显的种族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使他们和欧洲其他
民族区别开来."他们的伦理倾向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就是这种心理特征的明证,"他坚
决主张,"我们不再能说[犹太人代表了]比我们次一等的种族,而是说,他们是与我们不同
的物种."
在他的科学讲演中,菲舍尔使用了一个词——"犹太布尔什维克"(这是纳粹在"犹太
人问题"上的中心词汇,特别是在东部战线陷入僵局以后)——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
不仅为纳粹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服务,而且为其种族灭绝的目标服务.我们可以看出,人类遗
传学和纳粹种族政策在语言层面是如何更紧密共生的,即把人种科学的讨论极端化,并把它
与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对于这种为政权服务的方式,参阅:Weiss, 2004.
事件三
正是在费许尔负责KWIA的时候,把研究所与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的医学罪行成为一个
可怕的现实.① 这一事件不仅证明了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都把对方作为互利的工具,而且
还涉及到了阿什论点中的新颖之处,即政治本身能够改变科学活动的内容.我将只集中在一
个最好的例子上:这一研究计划由费许尔1943年发起,他在法兰克福的前助手,KWIA的
"客座研究员",党卫军成员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作为合作者,利用从奥斯威辛不同种族的
双胞胎那里取得的血样来研究特殊的血清蛋白.这一研究看来是一个大的计划的一部分,目
的是给出新的种族血清诊断[Trunk, 2003].
1940年,当菲舍尔还是KWIA所长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重组和使研究所现代化的决定,
即将研究力量集中在生理遗传学领域.这项决定,就其本身来讲,是与遗传学,胚胎学和生
物化学相互交汇的国际趋势相一致的.② 思考这一问题将是非常有趣的,即为什么在威廉皇
帝学会缩减开支的时候能够增加菲舍尔的预算以实现这一想法.研究所这样的重组和扩张一
定能够保证KWIA保持在医学生物学的前沿地位并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正像菲舍
尔在他给威廉皇帝学会的报告中所坚持的那样.可能威廉皇帝学会也希望"菲舍尔研究所"
在医学领域能有所突破,就像它在大脑研究中那样.③ 无论如何,菲舍尔认识到了孤立地做
双胞胎研究的局限性,决定把它和新方法结合起来,包括比较胚胎学,动物实验和动物模型
的方法.1942年末,费许尔接任所长,这一趋势被加强了.
在战争初期,费许尔能够在法兰克福像以前那样继续双胞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但是,
正像伯努瓦·马辛(Beno t Massin)的最近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正常伦理道德标准下的双
胞胎研究总是既费时又费钱,而且通常很难说服父母把孩子带来作研究.一些研究问题只能
通过解剖内部器官才能解决.这就需要得到同时去世的双胞胎的尸体,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尽管事实上医学生物学研究能够依靠从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那里得到的大量尸体——这
又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纳粹政治勾结的一个产物,其中的双胞胎还是太少了[Massin, 2003].
到东部战线陷入僵局的时候,得到研究所需的双胞胎标本变得更为困难.1944年晚些
时候,费许尔在给威廉皇帝学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想追求一种现代的生理遗
传学研究方法,也许是寻求医学遗传学的突破,同时也承受着为纳粹种族政策提供研究成果
的持续压力,再加上道德麻木,特别是战争最后几年的恶劣条件和长期以来德国生物医学家
对受害人理应受到非人化待遇的长期说教所产生的可怕效果,以及职业野心和研究狂热,使
得费许尔在门格勒的帮助下对从奥斯威辛来的200多位犹太人和辛提人(法,德境内的游牧
民族)双胞胎受害者进行了人体组织研究,从他们身上得到血清[Trunk, 2003].这些人被纳
粹政权剥夺了权利并驱入死境.而使这一切合法化的是费许尔,菲舍尔和KWIA的其他科
学家的非人性化的研究和说教.回到柏林郊外的达勒姆,费许尔得到了附近的威廉皇帝学会
旗下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血清蛋白专家京特·希尔曼(Günther Hillmann)的帮助.这一研
究所由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马普学会主席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负责
[Trunk, 2003].这样纳粹政治就真正改变了德国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活动的内容本身.这些臭
名昭著的医学罪行——如果没有德国自称的,并向纳粹分子的种族敌人实施的"种族战争",
这是不可想象的——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日益极端化的共生关系的
产物.
① 有大量的二手文献讨论这个论题.萨克斯和马辛著作[Sachse and Massin, 2000]后面的参考文献对于那些
要了解这一主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些新的文献将在后面的脚注中提到.
② 有关这段时间生物科学的交汇现象,参阅:Allen, 1975, pp.112-126.
③ 参阅:Schmuhl, 2000.感谢作者指出了威廉皇帝学会期望其脑研究所在医学上有所突破这一点,并让我
了解了相关材料.
因此,最初由菲舍尔与纳粹官员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形成的辨证关系造成了费
许尔和其他KWIA研究者使用苦役和死亡集中营成员作为合法的"科学原料"来发展他们
自己的研究和事业,实现纳粹的种族政策的目标.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它确
实将纳粹德国的人类遗传科学及其研究者推向了道德深渊——反映了整个纳粹政权在它最
后几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正像巴托夫所说,德国的医学生物学家至少是把他们控制
下的那些人推向"外科手术"——一个用来清洗"整个人类"的"外科手术"——的企图,
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尽管人类遗传学和政治的这种特殊的辨证关系不能认为是纳粹政权下科学和政治结合
的典型,更不要说是一般情况下的科学和政治关系的典型.但上面提到的KWIA的医学生
物学家在1933年到1945年间的这些做法确实突出了阿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令人不安的
命题(disturbing thesis)":许多德国科学家完全是通过继续进行尽可能好的研究来最有效地
服务于纳粹政权的[Ash, 2002].考虑到造成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权关系的具体历史偶然性,
纳粹时期的医学生物学研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说就是遗传学家米勒-希尔(Benno
Müller-Hill)很早就准确称之为的"杀人的科学" [Müller-Hill,1988].
有了对德国医学生物学家和纳粹政权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新的理解,也许能
重新思考有些国家的堕胎法所产生的伦理争论.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医学生物学领域,应当
就立法者和科学家所结成的新型关系——这是推行法规所必须的——所产生的可能后果进
行讨论.举例来说,这种立法暗含着能够保证"体质健康"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
不会改变人们关于残疾人的看法 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可能会改变立法者对待那些先
天健康但后来变为残疾的公民的方式 当然,上面的这些疑问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国
家.当技术上"创造"一个"健康的"人已成为可能时,很多国家可能很快就会遇到类似的
问题.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注定要出现——这将违反整个历
史偶然性的理念,只会为以后的严肃讨论提供一个太过于简单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这一问题代表了一个道德的"灰色地带",同第三帝国时期医学生物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
出现的关系是相似的.相关法规的制定者,以及全世界的医学生物学工作者,如果他们能更
多地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不一定是马上就来临的)后果,就会获益良多.
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对防止危险的共生关系的再次出现产生影响.(崔家岭译,方在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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