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天下旗舰店: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

是统一的,近代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反帝犯封建的革命,其中,反帝就是民族革命,反封建就是民族革命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的斗争，它包含了民族革命（反帝）和民主革命（反封建）两重任务。比较分析这两种革命在整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有助于我们对民族矛盾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说究否正确进行检验。

　　有作者力图论证，在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林华国：《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果如是，则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自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无疑了。但此说可商榷处甚多。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的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尽管它呈现某种畸形状态）。为完成这一转变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应是其主要任务。只因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才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反帝民族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扫清了道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它毕竟只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特殊任务，是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争得一个外部条件。因此，把民族革命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任务”岂非喧宾夺主？

　　再从近代中国革命实践进程来说，曾经有过两次，或者说两种性质的革命高潮：一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武装起义；一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几年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否算是一次革命有过不同意见，我们且置而不论。但辛亥革命确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5—297、276—278、295—296、295、297、589、627、627、594—595、584、599、595、600、1402页。)。然而，辛亥革命没有反帝，称不上民族革命。如果把民族革命视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那岂不是说，辛亥革命没有触及近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也谈不上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什么叫“民族革命”？近代中国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清末而论，既包括了人民群众的爱国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反英斗争、太平天国后期与“洋枪队”的斗争、反洋教斗争、义和团运动等；又包括了清王朝组织、领导的历次对外抵抗战争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伦理道德和民族感情代替不了历史法则的理性审视。从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大势看，中国反抗列强的斗争不仅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因为这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对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恐怕也难以称得上是“民族革命”。这与后来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已生长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人民日益觉醒，不仅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发展壮大，就是无产阶级也有了自己的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反帝斗争成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主流，因而成了道道地地的民族革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19世纪末以前，在中国，“民族革命”的概念尚不能成立，故而民族革命为那时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之说也就无从谈起。至于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确曾发动和领导过拒俄运动、抵美运动、收回路矿利权的斗争，民初进行过抵制日本、反对亡华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但这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比起武装反清，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捍卫共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帝制）等反封建斗争来，没有理由能证明前者（反帝）是“最主要的任务”，而后者反而不是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虽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维新等都列为民主革命事件，但他也指出：“辛亥革命则是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他的这一论断，对我们认识、判别民族革命为中国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的说法是否正确，是极富教益、极有启发的。

　　如果坚持认为民族革命为近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并把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都称作“民族革命”的话，岂不是要把清王朝列为“民族革命”的主帅，记下它的“革命”功劳；反倒要批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因为它们没有紧紧把握住近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反帝。倘这样来评价近代中国革命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岂不是非常荒谬！

　　综上所述，民族革命为近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史本身已证明了民族矛盾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