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零件加工工艺:奠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家是谁

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为韩都（今河南新郑）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称韩公子。青年时代曾与后来在秦国为相的李斯同师于荀况。他有些口吃，不善于游说，但很会写文章。他思维敏捷，剖析问题深刻,极富哲理,李斯自愧不如。韩非纵观当时天下大势，以为各国都在变法图强，而韩国这时却虚弱而守旧，多次向韩桓王、韩安王上书，建议实行变法。但是韩王不予理睬。韩非报国无门，就闭门著书，以明己志，他先后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来他的《孤愤》、《五蠹》传到了秦国。秦始皇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下令李斯于公元前234年向韩国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讨要韩非。韩国无力抵抗，只得把韩非献给秦始皇。秦始皇非常高兴，经常与韩非纵论治国之道。这时，李斯和大臣姚贾见秦始皇重视韩非，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在秦始皇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始皇最初不以为然，后来听李、姚谗言多了，心中渐渐与韩非有些疏远。公元前232年，秦始皇准备向东扩张，在讨论是先伐韩，还是先伐赵的问题上，李斯与姚贾故意提出先伐韩，韩非则主张先伐赵而缓伐韩。于是，李、姚以为有机可乘，又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宗室，身虽在秦，而心却在韩，所以不让攻打韩国，不如趁早把他除掉，不然早晚是个后患。”秦始皇为谗言所惑，就下令将韩非投进监狱。韩非在狱中几次想见秦始皇，以表明心迹，但是李、姚不让韩非见秦始皇。李斯怕韩非东山再起，就亲自给韩非送毒药，逼韩非自杀。关于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述的：“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显然，司马迁也认为，韩非是遭他的同窗好友李斯的嫉贤妒能而被逼自杀死的。韩非死后不久，秦始皇明白了韩非是遭妒疾而死，很是后悔，但是为时已晚。不过值得秦始皇庆幸的是，韩非虽死，他的极富哲理的政治学说，“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仍在。它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其学说所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应该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他作出了很多的规定，使得君主专制巩固了起来

董仲舒
（前179～前104）

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

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
“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啊，韩非子只是开创而已

主父偃，就是他建议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使王权集中汉武帝一人手中的。

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