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目一预约信息掉了:老看见时尚的年轻人穿这广告衫上印着一个苏联人叫guevrar，想问问这人有什么事迹。

他不是苏联人，他和喀斯特罗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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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就知道了，他是一战士

格瓦拉生于1928年6月14日，他的父亲是阿根廷的著名医师，为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而他的母亲则是漂亮的社交名媛。在他还没有记忆的幼年，有一次他的母亲带着他去参加上流社会帆船俱乐部的活动，由于母亲自顾自地嬉游，任由他被疾风吹袭，这场灾难使他大病一场，并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哮喘病，但他却拒绝向这个麻烦的病屈服。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明知自己哮喘严重，但却硬是去玩那种最激烈，也最和呼吸器官挑战的美式足球活动。他自组了一个球队，运动时总是带着药以备急需。有次比赛中病情发作，而药却遗失，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仅仅由这样的故事，格瓦拉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个性，即已一览无遗。

由于出身上流社会，格瓦拉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业，继续行医，而放任的母亲则鼓励他自行发展。于是他遂自行选择了医学的道路，后来进了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

而就在这习医期间，1951年他偕同年龄较长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像美国前卫嬉皮青年一样，两度骑着摩托车和靠在公路上拦车，到南美洲五国漫游，全程12000公里。从后来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一书中，已可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素朴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而促使格瓦拉成为革命家的最主要机缘乃是1954年。那一年他到危地马拉探索玛雅文化，就在那时，危地马拉的进步总统阿本兹为了改革社会、抵制美国的垄断剥削，决定将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收归国有。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合水果公司”的高干，遂和危国军人勾结，发动政变，轻轻松松就把阿本兹总统推翻。危地马拉的事件，使格瓦拉看到了拉丁美洲被美国主宰操纵下的悲剧。于是，追求拉丁美洲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宰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他的心意中。同一年，除了由危地马拉的事件得到启发外，当年他漫游到了墨西哥，当时在古巴搞革命而流亡的律师卡斯特罗也在墨西哥，两人在朋友的引介下，于1955年在墨西哥城的近郊首次见面。卡斯特罗找到了他革命事业的最重要伙伴，而格瓦拉则找到了他泛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献身国家——古巴。

于是，1956年11月，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一共82个知识分子，搭乘一艘破船“格拉玛号”，偷渡回古巴。在抢滩上岸时遇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只有12人幸存。他们召唤到一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当时的古巴正被美国严重剥削垄断，而巴蒂斯塔政权则助纣为虐，因此古巴650万人口里，有100万买不起鞋子，50万从未喝过牛奶或吃过肉，240万劳动人口中有20万人完全失业，而独裁者虽残暴但却无能，以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本不认为这些学生游击队可以成就大事，因而未介入对他们的围剿。这些因素，使得古巴革命成了一场相当幸运的革命。只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一群知识分子游击队就在圣克拉拉一役之后，势如破竹地驱逐了巴蒂斯塔。这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长驱进入哈瓦那，古巴革命成功。

古巴革命后，格瓦拉先后出任过陆军副总司令，国家银行总裁及工业发展部长。从1959年到1964年他担任古巴政府要职期间的表现，我们已可看出他的两个思考主线：

其一：他那种泛拉丁美洲，甚至泛全球的革命浪漫主义开始增强，认为古巴知识青年以意志力为基础的革命实验，应向所有被帝国主义及独裁者双重压迫的国家推展。

其二：他是个中庸社会主义者，认为古巴应摆脱依靠糖出口美国的方向，走出另外一种更加多元自主的发展道路。当时的古巴在美国的杯葛颠覆下，被迫不得不向苏联靠拢，对此他大为不满。

其后，1964年格瓦拉失势，隐居古巴西南海外的松岛，在那里专心著书。他那本对后来激进新左派曾发挥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游击战》，即在那个时候完成。在那本著作里，他认为革命家从不等待革命情势的到来，而是要去创造革命情势。他不认为城市内的共产党官僚体系或工人组织可以发挥革命的作用，而是应由纯粹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乡村游击队，每个游击小组是个小马达，全部加起来就会成为革命的大马达。这就是他的“革命核心点理论”。

为了推广他的理论，1965年初他曾从古巴失踪了大约半年之久。这个谜团在多年后被揭开，即他写的《非洲之爱：刚果革命斗争日记》。原本他率领了百名古巴游击战士到了刚果，要协助刚果人民摆脱殖民帝国的噩梦，但他的“非洲之爱”最后被证明本身即是个不可能成立的噩梦。他和游击队员对刚果毫无了解，只有意志和信心完全没用。刚果经验是格瓦拉浪漫主义的首度遇挫。

但刚果经验并未让格瓦拉灰心。1966年11月，他又率领一小队知识分子游击战士，化装为乌拉圭商人，进入南美的玻利维亚，而后辗转到了该国中部的大谷区和大河区。但在玻利维亚即将满一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游击战却告失败，格瓦拉亦告死亡，这段经验，他都写在《玻利维亚日记》里。这本日记忠实地把他在玻利维亚所遭遇到的艰难革命历程，做了最坦白的记录。

其实，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挫，这并不难理解。自从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即开始担心拉丁美洲能否会脱出它的掌控，而让美国利益受损。于是，美国一方面封锁古巴，另一方面则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右翼政府加强合作，要肃清各国的反美游击活动。美国对巴拿马施加压力，在那里设置了反游击战基地，从拉美各国征得了两万多人加以集训，这个基地后来也是美国颠覆尼加拉瓜右翼政府的基地。此外，美国的特种绿贝蕾帽部队也进入拉丁美洲各国。美国部队在战场上使用遥感探测科技，格瓦拉的游击队甚至连煮饭都会被侦测到。在美国和各个右翼政府合作下，格瓦拉的游击战已形同少数人与大举动员的美国之间的战争，格瓦拉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革命经验有如一场梦魇。玻利维亚乃是南美洲穷国，他们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更是最穷的地方，那里瘟疫盛行，生存维艰，甚至连基本的枪械弹药都补给困难，他的游击战士愈打愈少，终于在1967年10月9日结束了他璀璨、短暂，让人感动的一生。

格瓦拉传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后开始形成，正如同耶稣是在受难中成就了伟大一样。他被20世纪反抗哲学家萨特推荐为“当代最伟大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翼知识青年运动有如狂飙般兴起，有七个人物被列为新左派英雄，格瓦拉为七人之首。他那张头戴游击扁帽，像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的肖像，被反叛青年印在海报上，杂志里，更多的则是印在年轻人的 T 恤上。他被人膜拜，乃是他的一生在这个一切都庸俗化的时代已形同一则不可能的神话，他用这种不可能向人们的良心发出呼唤，并对世界的不公不义做出浪漫的抵抗。举世之人都像古巴人一样称他为“切”（CHE），那是亲切的“大兄”，格瓦拉大兄（CHE GUEVARA）成了他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