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高新区地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诞生了哪几位文学巨匠？

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新文学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

文学革命正式发生于1917年，根据其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7年1月以前，为文学革命的酝酿阶段。《新青年》同人在宣传新思潮，开展启蒙运动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针对国内文坛状况，陈独秀就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进过程，并在与张永言的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陈独秀：《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1915年12月第1卷第4号。)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1916年10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给陈独秀写信，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即：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胡适：《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2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对胡适文学改革的“八事”，陈独秀“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除对“五八二项”提出不同见解，其余六事他都“十分赞同”。以上这些讨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但可视为文学革命的酝酿阶段。?

1917年初到1918年初，是文学革命的倡导时期。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是文学革命公开发难的第一个信号。此文是胡适1916年文学革命“八事”思想的系统阐述，尽管文章语气比起《寄陈独秀》的信已变得委婉，“革命”已变成“改良”，但是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的接近，提出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还是得到了新文学倡导者的积极响应和较高评价。陈独秀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蔡元培也曾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可见胡适当时的影响。但是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的是陈独秀，他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把矛头直接对准封建主义文学，他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浑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他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要求作家“代表时代”，以真诚的态度，“赤裸裸的抒情写世。”后来他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1917年5月第3卷第3号。)这种坚决的态度，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很快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写信最早表示“绝对赞同”的态度，并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7年3月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也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以及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等，都进行建设性的探讨。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1918年夏到1921年春，为文学革命的发展阶段，其发展的标志为：首先是文学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18年以前的文学革命，就其指导思想来看，还是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后，文学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主张带有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作了坚决的斗争。鲁迅在斗争中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1919年夏秋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也批评了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毒”，深刻地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他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它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联系到半年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里所谓“坚信的主义”是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因此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的性质是属于新民主义性质的。? 其次是文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如果说文学革命倡导时期主要注重对旧文学特别是对形式方面破坏的话，那么这时主要注重新文学的建设。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虽然胡适的这种主张只是从形式方面考虑，并且“国语的文学”也有其模糊性，但是却引起了大家对新文学建设的思考。鲁迅显然注意到了文学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性。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渡河与引路》一文中说：“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版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周作人则注重新的文学价值观的阐述，1918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即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同时坚决反对宣扬“儒教道教”以及鸳鸯蝴蝶派、黑幕派等“非人的文学”。1919年初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一文，把“人的文学”具体化，即以普通的文体，真挚的思想，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观成败”。接着李大钊、沈雁冰等人对文学革命的理论都有新的要求。1920年沈雁冰发表了《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文，提出了为人生的新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现在文学家“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莫克拉西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下一个字是为人类呼吁的，不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是‘血’和‘泪’写成的，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人类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表现了文学为人生理论的成熟。

第三，新文学创作的初步开展。随着文学革命的倡导和深入发展，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从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发表胡适1916年试作的《蝴蝶》等8首白话新诗以后，经过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努力，特别是郭沫若后来收集在《女神》里的新诗等，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不拘一格的新形式，奠定了现代文学白话新诗的基础。1918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宣告了现代白话小说的诞生，后来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不仅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

第四，白话文终于成为“国语”。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初衷的文学革命，在这一时期内语言形式上获得了大的解放。1918年4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随后又有新白话刊物如《新潮》、《每周评论》等出现，特别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已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席卷了整个文化领域，从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据统计有400多种，包括当时有名的三家著名的副刊即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都是白话文的重要阵地，甚至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旧派文人掌握的期刊，也都改用了白话。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通令国民学校采用，实现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历史性变革

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郑振铎、柔石、周作人、冰心......

最有代表的：巴金、鲁迅、老舍、矛盾、周作人、 沈从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