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gre单词串讲:论埃吕尔的技术观

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研究课题。迄今为止，人们不断地研究它并形成了许多成果。本文通过以下论证，试图对该论题进行新的阐释。
1 已有的研究综述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尤其是18世纪，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就把技术看作是人类文化领域之一对其展开研究，并且自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讲演之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倍受人们关注，美国技术史学会还出版了《技术与文化》刊物，以此倡导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然而，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该论题大多是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展开的。其中，不管是以德索尔（F·Dessauer，1881—1963）为代表的研究学派， 还是以埃吕尔（J·Ellul，1912— ）为代表的研究学派，他们大都围绕技术与哲学、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技术与伦理等若干专题进行了研究。
在我国，无论是春秋时代的《考工记》、道家文化的技术人类学思想，还是明代的《天工开物》等，都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在日本，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思想，大都在他们的“技术论”（亦即技术哲学）中体现出来。其中，相川春喜的《现代技术论》、三木清的《技术哲学》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总之，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论者颇多，论著亦颇丰。其主要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认为技术与文化是相互对立的。 这种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当时的文化论者和技术工匠互相轻视，互不通婚。〔1〕。 这种对立态势到了近代日趋加剧。例如，技术哲学家阿诺德·格伦就认为，“技术基本上是一种生物和本能的现象，而不是理论的或文化的成就”〔2〕，技术与文化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观点在西方近代工业化时代很盛行，它对技术实践的影响后果是：在促进技术、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因忽视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宏观控制而致使技术极端化发展，以带来环境污染和危机为表征，给自然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观相背离的。
（2）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 这在许多论者关于技术与文化的概念讨论中体现出来。例如，日本学者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技术”，主张文化包括技术〔3〕；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文化定义中， 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卡普则把技术看成是促进文化进步的手段；怀特把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埃吕尔、F ·拉普和李克特等人则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或“一种文化过程”〔4〕；德国学者伍鲁利亚·伍德则认为，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5〕；法国技术哲学家路易·多洛认为，应把技术归于文化之列； 卡西勒尔把技术看成是“文化中活生生的一部分”〔6〕。 上述各位学者的论述虽在形式上各有差异，但在本质上大都把技术看成是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从而确定了技术在文化中的位置。
（3）认为文化是一种技术。 德国技术哲学家海德格尔从技术角度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技术展现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具有技术的性质”；〔7〕日本学者三木清提出了“社会技术”的概念， 并从技术角度认为，“精神文化也是技术”；〔8 〕我国学者则从强调文化的经济价值及功能角度认为，文化与技术一样是一种“生产力”，并以此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创立了“文化经济学”新学科。
（4）认为技术与文化是互动作用。 这种观点已被大多数论者所接受，也在他们的各自论著中体现出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们过多地注重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线性作用关系，而在论述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双方互动非线性作用关系方面则尚有欠缺，从而在深刻揭示技术与文化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上略显单薄。
上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技术、文化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然而在我看来，探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应当从二者的概念谈起，即首先应当既从文化角度看技术——技术文化论，又从技术角度看文化——文化技术论，接着，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方面阐述二者的密切关系，最后，从整体上以“技术——文化”概念的形式对其关系进行抽象概括。下文就是依照这样的逻辑思维途径展开论述的。
2 技术文化论与文化技术论
（1）从文化角度看技术——技术文化论
从文化角度看技术，则是以文化为标准——文化起源、性质、结构等来考察、衡量技术的。如果从狭义文化（即政治文化或精神文化）看技术，似乎感到技术与文化格格不入，理当把技术从文化中拒斥出去；如果从广义文化（即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总和）看技术，似乎又感到把技术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是自然的，无需费墨论证。然而，这种看法是以把技术看成是一种物质形式（如技术就是工具或器具等）这样传统技术观为前提的。其实，技术作为文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手段、动力和源泉，它不仅仅指类似机器那样的器物，而且，它还指技术制度、体制和技术意识形态（如技术理念、技术价值等）。即是说，技术也具有文化那样的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三个结构层。在技术中，由工具、机器、手段组成的“物化技术”属于器物层；以“技能、技艺、方法、知识、概念、原理、设计、规则”〔9〕〔10 〕为内容，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知识水准、风俗习惯、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特征的“经验技术”、“智力技术”、“入魂技术”〔11〕、“人情技术（human technology）”和“感情技术”，〔12〕，则属于制度层和观念层。另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看，技术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包括相关的生产关系——“技术关系”〔13〕（属于技术制度层）和以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14〕（属于技术观念层），可见，技术也具有文化那样的层次结构。
这样，文化视野中的技术是由技术器物、技术制度、体制和技术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组成的文化——“技术文化”。即是说，技术不仅表现出有形的物质性特征，而且它还体现出无形的文化特征，它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关于“技术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依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技术文化”的原型或许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技艺”（即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日本学者白根礼吉于1985年提出了这一概念〔15〕（其英语为techno—culture）； 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给出了定义：“技术文化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生存环境的描述，并设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16〕
文化视野中的技术——“技术文化”，其中，在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和技术意识形成之间不是相互隔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技术器物的生产与销售，需用技术制度的管理和观念意识的指导来保证，而它本身又凝集着一定的制作规范、使用方式、生产管理、审美情趣和民族特色。这正如日本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所言：“日本技术具有民族特点……技术工业产品都是一个国家的产物”；〔17〕技术制度一方面作用于技术器物，另一方面又受控于技术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又通过技术制度对技术器物施加影响并显现出来。由此亦可以看出，在“技术文化”中，技术器物位于最表层（或最外层），技术制度、体制位于中层，技术意识形态则位于最深层（或最潜层），正因如此，才使得“一定的器物层体现了制度层的影响，也凝聚着社会心理层的价值观念”，〔18〕技术意识形态通过技术制度对技术器物产生影响。
由此，可以为技术转移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文化视角。文化视野中的技术既然是一种文化即“技术文化”，那么，技术转移则实际是一种“技术文化”的转移，即它并非仅指某一项技术产品或商品的转移，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转移。这正如日本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教授所说，“技术转移不能只限于单纯的机械设备的转移，如果使用机械设备的技术知识和制度的转移不能相伴随，很难使机械设备发挥出理想的效果”；〔19〕也正如日本学者斋藤优所述，“在日本进行技术转移之时，一定要注意它是日本的技术文化。否则，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技术在引进国家中所取得的实效会和在日本大不相同”。〔20〕从文化角度研究技术转移，可以有助于认识并解决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所引致的中外文化矛盾关系问题。
不仅如此，从文化角度看技术，还可以避免技术因与文化分离，脱离人类的生活与发展目的和方向而向极端化发展，产生恶的效应，通过文化的诱导与调控，保证其始终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2）从技术角度看文化——文化技术论
一位日本学者认为，文化是技术产生的源泉，新的技术理念和技术价值观要从生活文化中产生出来，在“创造技术时，必须从该技术以前的文化出发，从新技术改变生活方式的技术创新中产生理念，同时，从新的生活方式改变技术的文化创新中追求理念”。〔21〕他由此提出了“文化创造技术”的学说。
然而，在我看来，技术视野中的文化不仅是技术产生的源泉，同时也是技术活动的过程及结果。文化通过对技术进行认识和反映，在思维及行为方式上以技术方式、程序、规范为基础并凭借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种适宜的运行或操作机制，达到对技术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调控。
如果说，文化视野中的技术具有与文化相同的层次结构，那么，技术视野中的文化层次结构不仅在形式上与技术相对应，而且在内容上更是相融的。文化器物几乎就是物化了的技术或技术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制度与价值理念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技术手段或技术关系、规范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或功能理性）为基础衍生及升华的结果（古代、近代的文化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与技术相分离，然而在实质上则是通过人们在从事技术性劳动的基础上，形成技术关系乃至生产关系来制定出来的；文化意识形态虽以非理性为主要标志，但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意识却是和技术效用、功利价值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所说的文化由技术来支撑，依靠技术程序来实施，具有技术性质的观点以及前文所述的关于“文化就是技术”的观点倒是可以理解的。在技术视野中，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技术塑造出来的，离开了技术，文化就失去了坚硬的骨骼（表现在器物、制度层上），失去了理性之光（表现在观念层上）。
当然，在从技术角度看文化的时候，要防止走向技术决定论或技术统治论的极端。因为技术视野中的文化并不能涵容文化的全部性质和内容，文化依靠技术的发展而增加其理性内涵，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所表现出的非理性色彩，则不会因技术发展而消失。相反，随着反科学主义，拒斥理性、弘扬非理性思潮的持续兴起，它将得到维护和升华。因此，技术视野中的文化虽然和技术密切相关，但又不能完全跌入技术的怀抱，不能失去其在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上述表明，文化视野中的技术受控于文化，技术视野中的文化又依赖于技术，从而生动地显现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从上述关于技术、文化的概念中显现出来，而且更从下述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关系中具体地体现出来。
3 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
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主要是指技术与文化在其主体、结构、起源、性质等方面是一体的，即所谓同源同体、同质同构，二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技术与文化在结构上一体指的是，二者具有如前文所述的相同的层次结构；二者在主体上一体则指的是，一方面，人是技术与文化的共同主体；另一方面，同属于该共同主体的技术主体与文化主体由古代和近代的分离（即工匠与文人的分离）发展到现代的综合（即技术专家与人文专家的联盟），并由此使技术与文化研究走向新的融合。
技术与文化的过程一体化主要是指，技术与文化是一种联袂并驾的动态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在历史上，技术与文化都发生了：①由觅食到采集、渔猎；②由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③由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3次转移过程，并且，二者在其中是交融存在、互动发展的。 一部技术史，也就是一部文化史。另外，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文化传播，并由此产生和推动异文化之间的摩擦与融合，进一步推动整个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发展。
技术与文化的起源一体化则指的是，二者同根同源。技术起源于人“手”（日本学者村上阳一郎把人手看成是“原初技术”〔22〕）人的起源又是文化的起源，而人“手”的产生又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3〕这样，技术与文化共同起源于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它们相互交织，结为一体。一方面，技术创造出文化，并通过促进语言、智力的产生，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的产生又反过来促进技术的发明创造。
技术与文化的性质一体化指的是，二者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时代性和超时代性、区域、民族性和超区域、超民族性等特点。
概言之，技术器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与社会，促进文化发展的物质手段，它具有效用性、中立性等自然属性，它因此几乎被一切时代所有民族所承认、追求与应用，也即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区域性、超民族性。但它又因时代和区域、民族不同而表现出先进与落后之分等差异性，由此它又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民族性的特点；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尤其是技术所负荷的政治价值则具有社会属性，它依时代、民族不同而表现出时代性和区域性、民族性的特点，但它作为一种建立于科学规律基础上的技术关系及其理念，又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超民族性的特点。
文化的自然属性首先表现为人类对吃、穿、住的基本需要，其次表现为文化生态性，即任何文化都是根源于自然的，这种自然属性自然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区域性、超民族性的特点。而文化正因为根源于自然，所以它又受到不同区域的“气候风土”的影响，因此它又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文化的社会属性则体现在文化制度及其价值观等方面，它自然随着时代和区域民族状况不同而不同，表现出时代性和区域民族性的特点。
当然，上述技术与文化一体化并非指二者完全相同，而是指二者在本质或形式上既相似，又各有其侧重点和相对独立性，是一种对立统一的整体。
4 “技术—文化”与“技术—文化”系统
前文无论是技术文化论和文化技术论，还是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都表明，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文化离开技术，就会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技术脱离文化，就会失去发展方向和目的，二者只有融为一体，才能达到技术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技术与文化所存在的上述关系进行整合，加以科学地表述。为此，我提出了“技术—文化”的概念，其中，“”号表示二者的统一或一体，“－”号表示二者之间的相对独立。该概念中的“技术”是指前文所述的“技术文化”，“文化”则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包括“技术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特质——“大文化”；二是指除“技术文化”以外的其它文化特质（如科学、宗教、价值观念等）——“小文化”。可见，“技术—文化”概念在实质上对技术与整个“大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与“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它既确定了技术在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所承担的角色，又排除了以技术替代文化的技术决定论和以文化统治技术的文化统治论的形而上学偏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科学阐释。
提出“技术—文化”概念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更在于，该概念为深入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是说，该概念不仅表明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体化关系，而且还表明了这种关系使其通过互动作用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技术—文化”系统。
在该系统中，技术所拥有的巨大效用价值与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文化意识，促使其与其它系统进行技术、文化方面的物质、信息交流，这就决定了该系统具有开放性，是一个开放系统。历史上的地理隔离和人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导致的系统封闭不是该系统本质的表征。总之，开放性是该系统的本质，尤其在今天，该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显得愈加明显。
也正因如此，该系统在外界环境或其它系统的影响下，其内部诸要素不断发生变动，同时，系统内部新技术不断被发明创造，产生出新的技术器物及其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并由此又产生出新的文化特质（如管理制度、人生观、世界观等），进而不断打破系统已有状态的平衡。这样，该系统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状态。
该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状态的程度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技术亚系统与其它文化亚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状况。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在形式上表现为，各个亚系统之间（如技术与科学、技术与宗教等）、技术亚系统与大系统即“技术—文化”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
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来源于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在系统间的交流过程中，追求价值利益的技术因其最易被人们承受而比追求真理的科学率先被由授方系统转移到受方系统（例如，人们在还未弄清某种先进技术器物的科学原理的情况下，就积极引进并使用该器物），而以追求真、善、美为最高使命的科学最终将会纠正技术转移中所存在的弊病，保持“技术—文化”系统的正确运行与发展；另一方面，技术与科学又共同为“技术—文化”系统的发展而努力，前者为后者提供研究问题及实验手段，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或基础，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技术与科学已形成一体化，这就使得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日趋显著。
技术与宗教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因各种宗教情况不同而各有差异。概而言之，西方基督教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思想，为技术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和深层动力；中国儒教所倡导的“来百工则财用足”的实用主义技术价值观，促进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的巨大发展，同时，它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主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尤其是视技术为“奇技淫巧”的技术观又阻碍技术发明和创新，成为造成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道教所追求的来自“天工”之“技”能的技术价值观与技术发展相协同，成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24〕而它强调追求自然质朴，反对开发民智，扬“技”（即自然之道）弃“机”（即功利价值）的反技术价值观以及自然无为思想，却与技术发展相背离；佛教追求内在性的精神省悟固然促进了印度医学的发展，而它轻视经验，反对理性，重视玄学思辨，则更多地阻碍了印度技术的发展。并且，伴随着佛教向日本的传播，使得日本在中世纪时代，“没有产生任何科学技术”。〔25〕
技术亚系统与“技术—文化”大系统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是建立于上述技术亚系统与文化亚系统非线性作用基础之上的。其间，外源型或内生型的新技术器物将会随其向生产力转化而产生出新的技术制度、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并由此打破技术亚系统已形成的平衡状态，率先在该亚系统中产生了“微涨落”。以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该涨落会波及到其它文化亚系统，并随着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完成而使其在相互叠加中得到放大（若发生竞争作用，涨落会缩小甚至可能消失），“微涨落”将转变为“巨涨落”，推动新“技术—文化”系统的建构与发展。
上述表明，“技术—文化”系统是开放系统，它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状态，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发生着非线性相互作用，促使系统通过产生“涨落”，建立新的有序结构。可见，“技术—文化”系统符合耗散结构系统所要求的条件，因此，它是耗散结构系统。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可以阐释技术与文化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刻分析与研究。
综上所述，可对“技术—文化”概念进行如下概述：①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文化以技术为基础，并对技术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进行宏观调控；②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二者是一体的，彼此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③技术与文化通过互动作用形成了“技术—文化”系统，该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系统内的诸要素间的互动作用是一种非线性的作用。
【责任编辑】马惠娣
【参考文献】
〔1〕〔3〕〔21〕（日）栗原史郎：《未来的技术哲学》（日本版），日本ォ—ム社，1987年，第107、81—85、3页。
〔2〕〔4〕〔6〕（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 辽宁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10、57、100页； （法）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5年，第53页。
〔5〕（日）相川春喜：《现代技术论》（日本版）， 日本三笠书房，1941年，第280页。
〔7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8〕（日）三木清：《技术哲学》（日文版），日本岩波书店，1942年，第9页。
〔9〕〔10〕常立农：“技术的文化性和超文化性”， 《自然信息》，1989年，第4期。
〔11〕意指雕刻技术。（日）加藤：《作为文化的尖端技术》（上）（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会，1985年，第118页。
〔12〕意指管理技术。（日）志村幸雄：《日本技术称霸世界的理由》，（日文版），日本PHP研究所出版，1993年，第97、125页。
〔13〕远德玉等：《论技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第105页。
〔14〕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参见陈振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
〔15〕（日）本田财团编：《技术与文化的对话》（日文版），日本三修社，1981年，第33页。
〔16〕王海山等：“技术论研究的文化视角——一种新的技术观和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年，第5期。
〔17〕康荣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体系——技术民族性和民族化初探”，《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1期。
〔18〕郎威：“科技现代化与现代科技文化”，《未来与发展》，1989年，第4期。
〔19〕（日）星野芳郎：《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沈阳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20〕（日）林武：《技术与社会》，东方出版社，1988 年， 第101页。
〔22〕（日）村上阳一郎：《技术思想的变迁》（日文版），日本朝仓书店，1981年，第5—6页。
〔2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5 页。
〔24〕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1990 年， 第145页。
〔25〕（日）汤浅光朝：《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96页。
（本文得到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 陈昌曙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STS研究中心主任殷登祥教授的指导与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