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郭世英是谁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郭世英曾经带我去王府井内部书店，凭他父亲的一张卡就可以随便拿书，不要钱，只要你喜欢。郭世英人非常好，有人格魅力，对人特别真诚，说话有趣味，对朋友照顾体贴入微。既是大男子汉，又有温情脉脉的东西在其中。
　　所谓的X小组，也就是郭他们在一起写些短篇，小说散文类，感慨杂文也很多，大多是发感慨和牢骚。没有成熟的批判纲领。主要是内部聊天，互相传看自己写的东西。在当时高压政治下，一些年轻人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企图理解，或者适应，批判当时社会。
　　当时像X小组这种情况的很多，一群大学生聚在一起，想理解“三面红旗”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X小组事件之后，全国抓了很多反动的学生。X小组现象确实有很大代表性。但是这个小组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多思想资源，很多材料，这是一般大学生得不到的。所以谈论问题激烈或者深刻程度要厉害得多。
　　X小组以后，有一段时间（1963年5月郭世英被捕后到1967年我们重新见面前），郭世英痛改前非，这是他弟弟郭民英告诉我的。我在他还关着的时候，去音乐学院找郭民英，捎带一封信，抄了一首李商隐的诗，秋池的名字也来源于此，表达思念之情。
　　这段时间，我估计他对我有看法。具体什么看法，他没有详细对我说过，但他挖自己堕落的思想根源，必然（认为）有我的影响。在他接触的人中，我是惟一的反革命子女，惟一的实实在在的阶级敌人。
　　但是郭的悔过很快又被自我否定了。“文革”开始，他既拥护又怀疑。这也是我们1967年8月重新在一起的基础。
　　1967－1968年，我受他不少影响。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对“文化革命”并不了解。他给我分析运动初期，他说“文化革命”是不同寻常、伟大的革命。他反对特权阶级，反对官僚体制，“文革”中群众可以造反，行动不受控制，原来所有活动都要逐层控制，哪里还能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政治发展。
　　当时“文革”掀起一股新的光辉灿烂的运动气氛，激动人心。别说他，我看到各处大字报都很激动。我们打算写好几本有关“文革”的书。我们到处看大字报，搜集材料。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其潜在的可能性非常看重。至于混乱，我们想，是打碎过去机器的必然。因为觉得可以提供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热情洋溢。这个新，就是让一般老百姓参与政治，这是以前没有的。
　　他给我分析介绍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苦闷寂寞。除了“文革”，当时谈论最多的就是他的弟弟和爸爸。我们在一起谈郭民英自杀很多，分析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觉得主要是他感到幻灭。
　　郭世英条件比较特殊，他家原则上是“文化革命”重点打击对象。照理他应该有保守思潮，或者干脆当保皇派。当时他对文革没有幻灭，如果再活几年，也可能幻灭。

　　备忘录
　　●1962年9月，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相继成为朋友。
　　●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接到北大党委反映，说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来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商榷史学问题。郭沫若回信。
　　●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
　　●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党委调查。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国平接受海淀区公安局调查，如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况。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
　　●1964年，北大批判“反动学生”曹天予，周国平在大会上发言。曹天予被定性为X小组幕后黑手，离开学校被劳教。
　　●1965年，郭世英两年劳动期满归来，自愿将学籍从北大转到农大。
　　●1967年8月，劳动教养中的曹天予保外就医。因不服判决，偷偷来到北京，与郭世英来往密切，郭世英曾陪同他到公安部要求平反。
　　●1968年4月，郭世英被农大造反派扣押，几天后从作为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