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抵债账务处理:报告怎么写啊？

提示:
　　1. 本排名体系是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以汉语拼音排序)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和张俊喜组成的公司治理课题组经过数年研究完成的。该项研究得到了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赞助。
　　2. 本排名不构成对有关股票二级市场操作的任何建议,最终数据以上市公司法定披露信息为准。
　　3. 本排名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为2004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4. 本排名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在其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网站)上所公布的年报和公告,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和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其中,“公司简称”等动态数据的更新截至时间为2005年5月25日。
　　5. 本排名假设所有上市公司所公布的年报数据和公告均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本排名对上市公司所披露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6. 排名研究人员及其所在学校、所在学校的所有部门、研究的资助者对本排名任何结果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7. 如需利用本研究成果,包括公司治理排名,必须得到排名研究人员的同意。

　　G指标原理解析
　　广义上讲,公司存在两种矛盾:股东和经理层的矛盾、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机制既可以由公司内部设置,也可以来自公司的外部。公司治理是基于内外部机制设置使得管理者与所有者共同为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内部机制一般包括四项:董事会、高管薪酬、股权结构、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外部机制一般包括三项:企业控制权市场、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
　　针对这些内外部机制,香港和清华大学公司治理课题组结合中国的市场环境,归纳出一系列变量的综合影响,得出了一个系统性治理指标—G指标,来描述公司治理在我国的具体实践。简单地说,G指标就是基于反映治理机制的变量体系,运用主元因素分析法计算得出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这些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章发表于《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以及国际上关于经济制度比较的顶尖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年第12期,世界银行关于经济改革的通讯《Beyond Transition》以及俄国转型经济通讯《Russian Transition Newsletter》都刊登了该文的缩写版。

　　变量选择
　　综合治理G指标分别考虑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及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三大方面,我们选择了八个治理变量。
　　1、 关于CEO有否兼任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的虚拟变量(ceo-topdir)
　　董事会应当在监督经理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作为经理层的CEO控制或者部分控制董事会时,董事会就很难发挥独立、活跃的监督作用。许多研究也证明,董事会最好采用外部控制型。因此,CEO兼任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对公司治理有负面影响。
　　2、 外部董事的比例(out-ratio)
　　定义为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限于数据来源,本次排名采用近似值“董事会中非经理人数比例”代替)。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往往受控于控股股东委派的管理层成员,如果由他们控制董事会,就很难期望董事会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
　　3、 五大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top5)
　　我们采用这一变量判断执行层是否与股东利益一致。假如高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较高,与股东利益一致的可能性就较高。
　　4、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该变量对公司治理有两个潜在的矛盾效应:如果最大股东持股增加,其他股东的约束力减弱,最大股东将更容易进行“隧道效应”,属负效应;如果最大股东持股接近100%,与公司的利益将高度相关,就只有很小的动机从事这种无效率的“隧道效应”,属正效应。我们预期负效应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最大股东持股比例非常高时,才会起到正效应。
　　5、 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量的集中度(cstr2-10)
　　定义为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的自然对数。这个变量有三个正相关效应:其他大股东是最大股东“挖隧道”的最大障碍;它们增加了控制权市场的效率,当管理层表现不力时,这些大股东能够发起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或者帮助外来者获得控制权;这些大股东也是管理层的监督者。总之,这些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他们的作用就越大。
　　6、 关于企业是否拥有母公司的虚拟变量(parent)
　　假如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另外一家公司而不是个人,就有更多渠道方便母公司“挖隧道”,通过各种业务往来和关联交易剥削其他股东,最常见的如担保贷款、优惠转让资产、母公司出售劣质资产给上市公司。
　　7、 关于有否在其他市场挂牌上市的虚拟变量(hbshare)
　　在海外上市将受到海外法律体系监管,在香港或者纽约上市能够提升公司治理的法律基础(限于数据来源,本次排名采用近似值“是否有H股或B股”代替)。
　　8、 关于是否国有控股的虚拟变量(so-top1)
　　除了上述7个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公司治理指标外,我们还附加了这一指标—最终控制人是否是政府。一般来说,政府的目标是维持就业率和社会稳定,而并非利润最大化,因此,政府可能利用上市公司作为工具满足其政策目标,这很可能与股东权益冲突。而且,在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通常还要面临软预算的约束,这会为公司治理带来更多困难。因此,我们用这个变量衡量公司治理的潜在威胁。
　　上述八个变量中,ceo-topdir和out-ratio两个变量反映了董事会的治理机制。高管薪酬机制的代表是top5变量,采用此变量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者薪酬的信息很不完备,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得到;二是国外研究常用的股票期权在我国还很少见,因此用持股量代替。top1反映了股权结构机制,而cstr2-10则同时反映了股权结构和企业控制权市场机制。parent变量反映了股权结构机制,说明母公司有可能通过与子公司之间的各种商业行为和关联交易,最终达到攫取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目的。hbshare变量既反映了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机制,也反映了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机制。最后,so-top1变量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控股结构。

　　主元素分析方法原理
　　主元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是一种发现数据特征的方法,是压缩高维数据的重要技巧,它保证在不失去过多信息的前提下减少数据维数。我们的G指标是从上述公司治理变量的原始数据中抽取出的第一主元素,它将数据由八维减少为一维,并在最大程度上反映所有八个变量中所含的综合信息。
　　主元素计算分析步骤有六个:
　　第一步:提取数据,按列排列变量(Get the data);
　　第二步:每列减掉相应均值(Subtract the mean);
　　第三步:计算得到矩阵的方差—协方差矩阵(Calculate the covariance matrix);
　　第四步:计算方差—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Calculate the eigenvectors and eigenvalues of the covariance matrix);
　　第五步:选择特征向量构成描述向量(Choosing components and forming a feature vector);
　　第六步:生成新数据(Deriving the new data set);
　　最后得到的为压缩后包含大部分信息的数据。

　　数据计算
　　四个虚拟变量都是以0、1形式体现,三个比例数以百分数体现,cstr2-10变量定义为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量平方和的对数,这一定义是文献中常用的Herfindahl指数,该指数是用来描述其他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为了避免单位不统一的影响,统一将八个变量代表的列构成的矩阵标准化为各列均值是0(减掉列均值)、方差为1(除以标准差)的矩阵,计算新矩阵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计算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以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描述向量,乘以标准化后的矩阵,得到一列数据,即为G指标。

　　实证结果
　　计算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净率(MB),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选取G指标以及公司规模、收入销售比、财务杠杆率等常用解释变量。为适合中国国情,在计算市净率时,非流通股价值分别作了70%(MB70)和80%(MB80)的折扣,即按照流通股股价的30%和20%来计算市净率。回归结果显示:G指标与市净率存在较显著正相关,从而可以看出,由主元素分析法得出的公司治理综合指标—G指标较好反映了公司治理现状,而投资者也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提供较多溢价。折扣,即按照流通股股价的30%和20%来计算Q值。回归结果显示:G指标与Q值存在较显著正相关,从而可以看出,由主元素分析法得出的公司治理综合指标—G指标较好反映了公司治理现状,而投资者也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提供较多溢价。

　　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教授团队
　　白重恩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弗雷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由诺贝尔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主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计划公司治理工作组成员。美国密西根大学William Davidson研究所研究员。
　　刘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曾于2001-2003年间任职于麦肯锡公司, 领导麦肯锡在亚洲企业金融和战略咨询方面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并为大型亚洲和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陆洲 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博士, 香港大学会计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会计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
　　宋敏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包括金融、公司治理、私有化等。曾于2002年入选全球500顶尖经济学家之一。
　　张俊喜 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曾于2002年入选全球500顶尖经济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