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小学生励志的句子:谁能告诉我德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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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

出处：山东涉外网

上个世纪中人们还确信，公元9年是德国历史开始之时。这一年日耳曼族舍鲁斯克部落的一位首领阿米纽斯在托伊托堡森林战胜了3个罗马军团。阿米纽斯被认为是第一位民族英雄。关于他生平的更详细情况，人们却不得而知。1838－1875年间，人们在德特莫尔德附近为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

今天人们不再这样简单地看待事情了。德意志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德意志”一词大约始见于公元8世纪，开始时仅表示在法兰克帝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语言。这个在卡尔大帝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的帝国，包括许多部族，其语言或属日尔曼语族，或属罗马语族。卡尔大帝死后（814），帝国未几即分崩离析。在分配遗产过程中出现了西部帝国与东部帝国，两者之间的政治界限大致与德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界限相当。东部帝国的居民后来才逐渐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德意志”这个名称从语言转为讲这种语言的人，最后才用以称谓他们的居住地区（“德意志国”）。

德国西部边界较早就已确定并始终保持稳定，而东部边界则相反，它在许多世纪中一直变化不定。公元900年前后，它大体上以易北河及萨勒河为界。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德意志居民垦殖区向东方纵深扩张，直至14世纪中叶方告停止。当时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国界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世纪全盛时期：人们通常以卡洛林王朝绝嗣，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被选为国王的911年作为东法兰克帝国向德意志帝国过渡的开始。康拉德一世被视为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当时的正式称号是“法兰克国王”，后称“罗马国王”；11世纪开始帝国的称号是“罗马帝国”，13世纪后称为“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时又附加“德意志民族”于前）。帝国是选举制的君主国；国王由高级贵族选出，同时奉行“血统法”，即：新国王应同其前任有血缘关系。但是，该原则时遭夭折；重复选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中世纪时帝国不设都城，国王以巡游为治。帝国无赋税，国王收入主要来自托付他管理的“帝国财产”。他的权威并不理所应当地得到承认：只有靠军事实力和巧妙的联盟政策，他才能获得部族中强大的公爵们的尊敬。康拉德的继承者，萨克森公爵亨利希一世（919－936）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973）更是青出于蓝。奥托使自己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962年他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一事就显示了他的权势之盛。

从此，德意志国王就有登基为帝的资格。观念中的皇权是无所不包的，它赋予拥有者以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力。然而，这种观念从未完全在政治上成为现实。为了接受教皇加冕，国王非亲自前往罗马不可。这就开始了德意志国王的意大利政策。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统治维持了300年之久，从而在德国的大计上不能遇事亲躬。奥托的继承者们统治期间为此经受了严重的挫折。继任的萨利尔王朝再次出现繁荣。亨利希三世时（1039－1056）德意志王室和帝位均达权力的最高峰；主要是坚决保持了它们对教皇的优先地位。亨利希四世（1056－1106）却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关于主教任命权的斗争中（授职之争），他虽然表面上对教皇格里哥里七世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赴卡诺萨的赎罪之行（1077）对皇位来说不啻是一次不可挽回的丧失声望之举。从此以后，皇帝和教皇就平起平坐了。

1138年开始了施陶芬王朝的百年统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洛萨（1152－1190）在同教皇、意大利北部诸城市以及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萨克森公爵雄狮亨利希的斗争中重新振兴了皇室。然而，在他统治期间，领土开始四分五裂，最后削弱了中央权力。巴巴洛萨的继承人亨利希六世（1190－1197）和弗里德里希二世（1212－1250）时期尽管皇室权力强大，这一发展仍在继续。宗教的和世俗诸侯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

随着施陶芬王朝的衰亡（1268），西方的无所不包的皇权实际上已然终结。德国内部各种纷争的力量使它无法成为民族国家，而当时这一过程却正在西欧其他国家中进行。这是德国人成为“后起民族”的根源之一。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哈布斯堡王室中第一个登上皇位的是鲁道夫一世（1273－1291）。皇权的物质基础如今不再是已失去的帝国财产，而是各王朝的王族财产；王族领地权政策成为每个皇帝的主要利益所在。

卡尔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是一种帝国基本法，它赋予7位地位显赫的侯爵（选帝侯）以选举国王的特权以及其他大邦诸侯没有的另外一些优先权。在那些小伯爵、领主和骑士逐渐失去作用的时候，城市的影响因其经济力量而不断扩大。城市同盟的缔结使城市进一步强大。这些同盟中最重要的汉萨同盟成为14世纪时波罗的海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

1438年开始，帝国虽然表面上仍为选举制的君主国，而王权却实际上由那时已成为最强大地区势力的哈布斯堡王族掌握。15世纪时，要求帝国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一个不经过教皇加冕而即位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试图实现这一改革，但无成效。由他创建或改组的帝国议会、帝国专区、帝国法院等机构虽然一直存在到帝国结束(1806），却未能阻止其继续分裂。出现了“皇帝与帝国”的二元制：一方面是帝国首脑，另一方面是选帝侯、各邦侯爵和诸城市。皇帝的权力由于他们在选举时同各选帝侯达成的“屈从”协议而受到限制并越来越有名无实。各邦侯爵，尤其是大邦侯爵以削弱帝国权力来大张旗鼓地扩充自己的权力。然而帝国继续存在：皇冠的光辉尚未消失，帝国的思想仍然生气勃勃。帝国大联合为中小各邦提供保护，使之免受强邻的侵犯。

城市成为经济力量的中心，它们首先从不断发展的贸易中得到好处。纺织工业和采矿业中出现了超越手工业者行会系统，和远途贸易一样带有早期资本主义特色的经济形式。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发生了以文艺复兴和和人文主义为标志的变化。这种新觉醒的批判精神的矛头所向首先是教会的诸种弊端。

宗教分裂的时代：1517年以来，主要在马丁·路德的活动影响下，郁积的对教会的不满在迅速展开的宗教改革中爆发了，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动荡之中。1522/23年爆发帝国骑士起义，1525年发生的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政治与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第一次较大的革命运动。两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或血腥镇压。宗教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各邦侯爵。经过曲折的斗争，他们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获得决定自己的臣民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利。新教被承认为同天主教平等的教会。德国的宗教分裂从此成为定局。斯时在位的皇帝是卡尔五世（1519－1556），他通过继承成为卡尔大帝以来最大的世界帝国的君主。他殚思极虑谋求世界政治的利益，却在德国难酬壮志。他退位后帝国分裂，德意志各侯国和西欧各民族国家构成了新的欧洲国家体系。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期，德国五分之四为新教势力范围，然而教会之争并未就此结束。后来的几十年中，天主教又夺回了许多地区（所谓的“反宗教改革”）。教派对立因而加剧，导致了宗教党派的出现：新教联盟（1608）和天主教同盟（1609）。波希米亚的一次地方性冲突竟至引起了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后来扩大为政治矛盾和宗教对立迎头撞击的全欧性争斗。1618－1648年间，德国的大片地区田野荒芜，人烟断绝。

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将德国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和瑞典，并确认瑞士和荷兰退出帝国联合。和约赋予帝国各阶层在处理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一切重大主权并允许它们与外国伙伴结盟。

专制主义时代：近于独立自主的各邦国效法法国的政体，选择专制主义制度。它赋予君主以至高无上的权力，采用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行有条不紊的财政制度和建立常备军。许多侯爵雄心勃勃地想使自己的国都成为文化中心。他们中间的“开明专制主义”代表人物促进科学和批判性的思考－当然是在他们的政权利益范围之内。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专制统治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强大起来，例如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后来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都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奥地利击退了土耳其的进攻，取得了匈牙利和迄今为止的土耳其巴尔干国家的一部分，上升为强国。18世纪时，它遇到了对手－在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统治下成为头等军事强国的普鲁士。两国的部分领土均不属于帝国，都推行欧洲大国政策。

法国大革命时代：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德意志邦联：对拿破仑的战争获胜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了欧洲的新秩序。许多德国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落了空。取老帝国而代之的是各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是唯一的机构，却并非选举产生的议会，而是一个使者会议。只有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意见一致时，邦联方能有所作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邦联认为其主要任务是压制一切争取统一与自由的努力。新闻和出版受到严格的审查，大学被监视，政治活动几乎无任何可能。

在此期间，与这种反动倾向相对抗的现代化经济开始发展。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从而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通车。工业化开始了。随着工厂的出现，产生了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时，他们在工厂中经济境遇较好，但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很快导致劳动力过剩。此外由于无任何福利方面的立法，产业工人群众饥寒交迫。社会紧张状态引起了暴力行动，例如遭到普鲁士军队镇压的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最初的工人运动只能缓慢地形成。

1848年革命：与1789年革命不同，1848年法国2月革命在德国立即引起了反响。3月，在邦联的各国中都发生了人民起义，并强使惊慌失措的邦君们作出某些让步。5月，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选举奥地利公爵约翰为帝国摄政王，并设立了一个既无权力，也无威信的帝国部。在国民大会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争取实现有限选举权的君主立宪制的自由中间派。国民大会从保守派到激进民主派的分崩离析，已略具后来党派纷争的雏形，给立宪带来了困难。即使自由中间派也无法解决在“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拥护者，即主张或反对德意志帝国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人们之间的涉及一切党派的矛盾。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它试图将新、旧事物结合起来并规定成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政府。但是，当奥地利坚持要将它的包括几十个民族的全部国土并入未来的帝国时，小德意志方案获胜。国民大会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德国皇位。国王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想以九五之尊向一场革命感恩戴德。1849年5月，想“自下而上”地强行实施宪法的人民起义在萨克森、法耳茨和巴登遭到失败。这样，德意志革命败局已定。绝大多数成果得而复失，各国的宪法都作了反动的修改。1850年德意志邦联重新建立。

普鲁士的兴起：50年代是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德国成为工业国家。它的生产规模虽然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增长速度方面已超过了它。带头发展的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普鲁士也在德国的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经济力量增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信心。1861年成立的德国进步党在普鲁士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当政府打算使军队结构变得反动时，该党拒绝向政府提供资金。新任命的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62）接受这个较量，在执政的多年内预算均未按宪法规定经议会批准。进步党的反对不敢超出议会反对党的范围。

俾斯麦通过外交方面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内政方面的不利地位。在德－丹战争中（1864），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先由普奥两国共管。然而，俾斯麦一开始就蓄意吞并这两个公国，不惜同奥地利公开冲突。在德意志战争中（1866），奥地利败北，不得不脱离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包括美因河以北所有各邦在内的北德邦联，俾斯麦任邦联宰相。

俾斯麦帝国：俾斯麦这时按小德意志方案精神致力于完成德国的统一。在德－法战争中（1870/71），他粉碎了法国的抵抗。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一场外交冲突。法国不得不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巨额赔款。在战争的爱国主义激奋下，南德各国同北德邦联联合成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为德国皇帝。

德国的统一不是“由下而上”地由人民决定，而是“自上而下”地通过侯爵条约实现的。普鲁士权压群邦，诸国皆有新帝国即“大普鲁士”之感。帝国议会按普遍、平等的选举法选举产生。它对政府的组成虽无影响，却可通过参与帝国立法以及审批预算的权利影响政府活动的进行。帝国宰相虽然只对皇帝而不对议会负责，但是他必须在议会中为自己的政策争取多数。各邦国的人民代表机构的选举还不统一。11个德意志邦国还在实行取决于税收收入的等级选举法，其他的4个邦国还存在着将人民代表机构按社会等级划分的老一套做法。议会传统较悠久的南德诸邦国于20世纪初改革了选举法。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都在适应帝国议会选举法。德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加强了经济上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尽管如此，贵族和主要由贵族阶层人士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上始终举足轻重。

俾斯麦任帝国宰相长达19年。他试图通过坚持不懈的和平政策与联盟政策在欧洲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为帝国创立一个稳固的地位。他的对内政策与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政策全然相悖。对于当时的民主倾向，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政治上的反对派被他一概斥之为“反帝国分子”。他执著地，最后终于一事无成地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反对政治天主教会并且特别反对由于“社会主义者法”而遭特别法迫害达12年之久（1878－1892）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样，尽管有先进的福利法规，正在茁壮成长的工人阶级同国家仍然离心离德。1890年俾斯麦被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罢黜，最终成为自己所定制度的牺牲品。

威廉二世想亲自执政，但是缺乏为此所需的知识和毅力。他更多的是通过言论而不是通过行动给人以威胁和平的暴君的印象。在他的统治下进行了向“世界政治”的过渡；德国试图赶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优势地位，却越来越陷于孤立。威廉二世试图争取工人阶级支持他的“福利帝国”而未迅速获得希冀的结果，于是在内政方面很快就采取反动的路线。他的辅佐们依靠的是保守派和资产阶级营垒中变化无常的联合。社会民主党虽然是拥有百万选民的最强大政党之一，却仍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遇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于谁应该对这场战争承担罪责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以法国、俄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双方肯定都无意打仗，但是都准备冒一定的风险。各交战国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战争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即使动武也在所不惜。德国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法国的计划并未奏效。实际上，德国在马恩河一仗败北后，西线战势就僵持不下，成为阵地战，最后又以双方损失惨重，军事上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达到顶点。战争伊始，德皇即退居次要地位，软弱的帝国宰相们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屈从于以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为名义统帅，由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掌握实权的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压力。1917年美国参战，终于决定了端倪早现的战局，即使俄国革命和东线的停战也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虽然德国已元气大伤，鲁登道夫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直至1918年9月仍坚持“胜利的和平”，但却出人意料地要求立即停火。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崩溃。1918年11月皇帝与各邦国君毫无抵抗就逊位了，无人再去为保卫这个靠不住的帝国出力。德国变成了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政权落入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他们中大多数人早已放弃了早年的革命观点，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旧政体按部就班地向新政体过渡。工业和农业中的私有财产依然不可侵犯；思想上多半是反对共和国的旧官员和法官全被留用；帝国的军官团保留了对军队的指挥权。左翼激进势力企图将革命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推进，遭到武力反对。1919年1月选举产生的、在魏玛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帝国新宪法的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票的是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这3个彻底共和主义的政党。但是，在20年代时，对民主国家或多或少持保留态度的那些力量在人民和议会中越来越强大。魏玛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敌人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而拥护者却只是三心二意地在捍卫它。特别是战后的经济困境以及德国在1919年被迫签字的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引起了人们对共和国的重重怀疑，其结果是国内政局愈益不稳。

1923年战后的混乱达到高潮（通货膨胀、鲁尔区被占、希特勒政变、共产党的颠覆企图）；嗣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出现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平静。古斯塔夫·施特雷塞曼的外交政策通过洛迦诺公约（1925）和加入国联（1926）使战败的德国重获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艺术和科学在“黄金的20年代”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活跃的繁荣期。1925年，第一任帝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后，前陆军元帅兴登堡作为右翼候选人被选为国家元首。他虽然严守宪法，但内心里对共和制国家却从无好感。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魏玛共和国开始每况愈下。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都利用了失业和普遍的贫困。议会中已无具有执政能力的多数；各届内阁都仰仗总统的支持。迄今为止无足轻重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以貌似革命的宣传将极端反民主的倾向和疯狂的排犹主义结合起来，从1930年起扶摇直上，并于1932年成为最强的政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在内阁中，除了他的党羽外还有几名右翼营垒的政治家和无党派专业部长，因此，存在着阻止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独裁的希望。

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希特勒很快就除掉了自己的盟友。他利用各资产阶级政党都赞同的一项“授权法”为自己确保了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并取缔了除纳粹党外的一切政党。各个工会均被捣毁，基本权利名存实亡，新闻自由被取消。执政当局对己所不悦之士进行肆无忌惮的恐怖镇压。成千上万的人不经法庭程序就被关进了匆忙建立的集中营。议会的各级机构被取缔或被剥夺了权力。1934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身兼总理和总统，并作为最高统帅掌握了在此之前还有些独立性的国防军。

在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年月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还没有在多数德国人心中扎根。首先是长期内政混乱、政敌之间的武斗直至流血巷战以及由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大批失业等现象都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希特勒却通过各种就业和扩军计划恢复了经济并迅速减少了失业。此外，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也为他提供了有利条件。

希特勒开始时几乎能势如破竹地达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目的，也更加加强了他的地位：1935年，一直由国联管理的萨尔地区回归德国，同年，帝国恢复了国防主权；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从1919年以来就已非军事化的莱茵河地区；1938年奥地利并入帝国，西方国家纵容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所有这一切使希特勒得以容易地实现其另外的目标，尽管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勇敢地抵抗独裁者的人士。

甫得政权，纳粹当局立即开始实行它的反犹太人计划。犹太人的各项人身权利和公民权利被逐渐剥夺。谁有办法，就设法逃亡国外以摆脱迫害。

对政治上的反对者进行迫害和压制言论自由同样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祖国。许多最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逃亡国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然而，希特勒的野心更大。他一开始就在准备一场他藉以统治整个欧洲的战争。1939年3月他让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就已证明了这一点。1939年9月1日，他进攻波兰，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历时5年半，使欧洲的大片土地成为废墟，夺走了5500万人的生命。

德国军队首先征服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在苏联境内几乎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北非已危及苏伊士运河。在被占领国内建立了冷酷无情的占领政权。然而，抵抗运动不断发生。1942年纳粹政权开始“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凡是能被抓到的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并被杀害。被害者总数估计达600万人。这一滔天罪行开始的那年，战争发生了转折；从此德国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

纳粹政权的恐怖统治以及军事上失利加强了国内对希特勒的抵抗。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来自人民的各阶层。1944年7月20日一场主要由军官发动的起义失败。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逃过了一次定时炸弹的暗杀，于是进行血腥报复。参加反抗的社会各阶层4000多人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被处决。抵抗运动的杰出人物，代表着所有的牺牲者的有路德维希·贝克上将、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尔特勒和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

战争在继续。希特勒不顾巨大伤亡仍顽抗至全国被盟军占领。1945年4月30日，这个独裁者自戕殒命，他在遗嘱中指定的接班人海军上将邓尼茨8天后无条件投降。
1945年后的历史定向：1945年5月8日/9日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后，在海军上将邓尼茨领导下的最后一届帝国政府还存在了两个星期。随后，政府成员被逮捕。后来战胜国在纽伦堡法庭上控告他们和纳粹专政统治的其他高级官员犯有破坏和平及违反人道的罪行。

战胜国－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于6月5日掌握了在帝国土地上的最高权力。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伦敦会议纪要（1944年9月12日）以及后来达成的协议行使对德国的绝对管辖权。这一政策的基础所造成的结果是德国分为3个占领区和一个分为3部分的首都柏林以及3个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共同管制委员会。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克里米亚半岛）会议上，法国被三大国纳入它们的圈内，作为第4个管制国并获得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宣布的意图是取消德国国家的存在，而并非分割帝国的领土。斯大林对保留德国这个经济统一体尤为关心。他要求赔偿苏联由于德国的入侵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其赔款数额之高绝非一个占领区所能承担。除了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莫斯科还要求将德国全部工业企业的80％完全转让给苏联。

在提出最初几个内容迥然不同的计划之后，美、英也转而主张保留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整体德国。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战争赔款的贪欲，而是因为，大约从1944年秋季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全球的均衡体系作通盘考虑时，正谋求中欧局势的稳定。在这一点上，德国经济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他当机立断，摒弃了臭名昭著的摩根陶计划（1944年9月）。根据该计划的建议，德国人民将来应以农耕为生，德国将划分为北方德国和南方德国。

然而，战胜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原来目标－建立欧洲战后秩序－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废除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以及教育德国人信奉民主等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另外，西方战胜国同意将德国人从波兰管辖下的德国东部地区、普鲁士东北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该协议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西方国家允诺将“人道地进行”这一遣返工作，事实却截然相反。嗣后大约775万德国人被粗暴地驱逐出境。他们为德国的罪过，也为由于苏联占领柯尼斯堡和波兰东部造成的波兰西部边界的推移付出了代价。仅在保留4个占领区作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问题上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