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皇家狮鹫经典视频:“幸福的家庭拥有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是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中提到的？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拥有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之开篇之语。

比较喜欢这个翻译
幸福的家庭大同小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的第一句话……貌似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

海天800朋友，你好。你的记得没错。这句话的确是这样说的。它出自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并且还是作为开篇第一句话出现的。

下面是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的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列宁称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指出他在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他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地位。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公历9月9日）诞生在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在姑母和家庭教师的教养下长大。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1844年入喀山大学的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学系，受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从事农奴生活的改革。失败后，于1851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加深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而且为后来的《战争与和平》描写生动的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荡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部曲，通过贵族青年尼古林卡性格的形成过程，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同时又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的影响。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托尔斯泰深刻的心理分析的才能。

《塞瓦斯托彼尔故事集》（1855—1856）是托尔斯泰根据自己亲身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写成的。小说把贵族军官和普通士兵加以对照，揭露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和追求名利，歌颂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作战的英勇，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的是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改革及失败的故事。主人公站在贵族立场，在保护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进行点滴改良。这种调和阶_级矛盾的办法，遭到农民的反对。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描绘农民贫困的真实图景，揭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哥萨克》（1852—1862）的主人公奥列宁同聂赫留朵夫一样，是带有作家自传性质的人物。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贵族生活方式，到高加索山民中去追求纯朴自由的生活。高加索山民的勤劳朴实以及大自然美好的风光令人神往。在这里，他爱上了哥萨克姑娘玛利安卡，并打算放弃贵族身分，入籍作哥萨克。但贵族阶级的偏见难以摆脱，最后又回到了贵族社会。小说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享乐生活加以对照，表现作者的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奥列宁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在农奴制危机时的苦闷与探索。在小说中首次提出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后来在《复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德、意、瑞士诸国。他在瑞士，遇见了穷音乐家受嘲弄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懑，写成短篇小说《琉森》（1857）。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自由”、“平等”的虚伪，愤怒谴责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自私与无耻。《琉森》是托尔斯泰批判资本主义的最早的作品。

《琉森》、《一个地主的早晨》、“自传三部曲”以及《哥萨克》等早期创作，反映了站在自由派贵族立场上的托尔斯泰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他把解决社会的矛盾寄托在贵族地主身上，幻想他们改恶从善，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

1860至1861年，托尔斯泰为考察欧洲教育再度出国。在巴黎，他获悉俄国农奴“解放”的消息后表示怀疑。回国后，他担任地主与农民纠纷的和平调解人。由于他处理纠纷时经常偏袒农民，加之他所创办的农民子弟学校受沙皇和地主的反对，1862年夏，宪兵搜查了他的庄园和学校。他曾写信给沙皇抗议他所受的侮辱。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力求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企图从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最初，他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后来，他确定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1805年至1820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一部表现人民历史作用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战争与和平》（1863—1869）。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的作品。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

小说中心思想在于表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作者以极大的激情描写了俄国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的土地和侵略者战斗的英雄气概。他们在保卫莫斯科和鲍罗金诺战役中士气昂扬，为了保卫莫斯科要和侵略者决一死战。民团穿上洁白的衬衫，准备为祖国捐躯。在斯摩棱斯克，商人弗拉蓬托夫宁可烧掉自己的商店，也不把东西留给“魔鬼”们。乡下农民宁可烧掉饲料，也不卖给敌人。敌后人民游击战争广泛展开，以勇敢和机智而威名远扬的农民齐杭·谢尔巴逖举起斧头战败四个带匕首的敌人，村长的妻子华西里莎杀死几百个法军。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

小说把俄军统帅库图索夫同拿破仑的形象相对立。拿破仑把人民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库图索夫则热爱人民，接近士兵，善于观察士气。他的观察力和军事才能，在鲍罗金诺战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作者认为任何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应该服从人民的意愿。

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待卫国战争的态度和接近人民的程度是作者评价人物的尺度。作者对于远离人民、对祖国命运漠不关心的宫廷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们在祖国危急的关头，仍然举办宴会和舞会，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仍然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制造阴谋，进行党派之争。他们公开称赞拿破仑，嘲笑人民的爱国热情，他们以讲法语为荣，对祖国毫无感情。库拉金家是贵族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典型。家长瓦西里公爵为争夺别竺豪夫伯爵的遗产，明争暗斗，设置圈套。他的女儿爱仑是个没有灵魂的“美丽的动物”，他的儿子阿那托尔卑鄙无耻。

作者批判官僚贵族，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对宗法式的庄园贵族加以理想化。罗斯托夫和保尔康斯基两个家族就是理想化贵族的代表。老罗斯托夫为人忠厚，善良好客；他的两个儿子积极参加卫国战争，幼子彼恰英勇牺牲；女儿娜达莎最感人之处是她深厚的民族感情和乐于接近平民，莫斯科撤退时，她迫使双亲放弃财产，腾出车辆去运送伤兵。老保尔康斯基在战时毅然组织民团抗敌，叮嘱参军的儿子安德烈要注意爱护荣誉，他自己因国难忧伤而死。安德烈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负重伤，他的妹妹玛丽亚是家族中爱国传统的继承人。在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托尔斯泰歌颂人民，美化庄园贵族，谴责宫廷显贵和上流社会。

小说突出描写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彼尔·别竺豪夫和娜达莎·罗斯托娃，通过他们探索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

安德烈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对贵族社会感到厌倦，经常紧张地思索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他准备为建立功勋而献身，参战之后，打破了他浪漫主义的幻想。他负重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和崇高、庄严、肃穆的苍穹相比，感到自己渺小、空虚，认识到真正的英雄是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炮兵上尉屠升和那些普通的士兵。同普通士兵的接触，使他理解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和同情人民。他最后在1812年战争中负伤而死，临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托尔斯泰用博爱主义作为他探索的最后归宿。

彼尔在许多方面带有作者思想上和生活的痕迹。他与安德烈性格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他们紧张地探索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则是共同的。他是莫斯科一个显贵的私生子，大宗遗产的继承人。妻子爱仑的堕落，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悲观失望。他为探索生活的出路，醉心于博爱主义的“共济会”。他办过慈善事业，从事过农事改革，但都使他厌倦。卫国战争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在鲍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的接触，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莫斯科大火后，他企图行刺拿破仑。在被俘期间，他接受了农民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最后，他虽参加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的秘密团体，却主张用“积极的德行”来革新社会。

娜达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她天真活泼、感情真挚、热爱生活。当安德烈产生厌世恩想的时候，娜达莎的出现立刻唤醒他青春的活力。她比周围的人都更接近人民，富有民族的感情。莫斯科撤退时娜达莎的高尚行为表明她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

娜达莎的形象与宫廷贵族妇女是个鲜明的对照。托尔斯泰把她写成完美无缺，也表现了作者把外省贵族完全理想化的贵族立场。在小说的尾声，娜达莎与彼尔结婚后，她已是三女一子的母亲，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忙碌中，成了作者理想化的贤妻良母。

作者赋予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形象以重要的意义。他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善恶一视同仁，因而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和人生最大的幸福。作者以此来鼓吹他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战争与和平》以恢宏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主贵的精神财富。

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列宁曾经引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的主人公列文说的一句话，来说明这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那“翻了一个身”的是农奴制及其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小说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历史变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日趋崩溃，“贵族之家”迅速破产。那些自由派地主，积极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出身微贱的商人廖宾宁、银行家波里加诺夫之流，则取代了贵族地主，成了“生活的新主人”。作者痛心地看到，农村宗法制的自然经济正在瓦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到处生根；大批农民日益贫困，被迫流入城市；处处农事不振，土地荒废。总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贵族地主还是农民，“一切都混乱了”，都感到金钱势力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

资本主义势力也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深刻的变化。“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棵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官场腐败，贿赂风行，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赫赫有名的卡列宁部长，是一个虚伪、冷酷、极端自私、利欲熏心的“木偶”。天潢贵胄奥布浪斯基公爵，为了谋求一个薪俸高的职位，极尽卑躬屈节、阿谀逢迎之能事，甘愿接受银行家波里加诺夫的有意侮辱，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等了几个钟头。而彼得堡上流社会那“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交集团，更是贵族资产阶级灵魂腐朽、道德败坏的集中体现：以卡列宁为首的政府官吏集团，是一些尔虞我诈、冷酷自私、钻营牟利的“官僚机器”；以利蒂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接近宫廷的老年贵族集团，是一伙假仁假义、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以培脱西·特维尔斯卡雅公爵夫人为中心的青年贵族集团，则是一群荒淫无耻的高等嫖客和娼妓。作者借安娜临死前的话对这个上流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谴责：“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目由的爱情。但她生活所在的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却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这个社会已完全被金钱权势所腐化，夫妻之间毫无真挚的感情，人们习惯于互相欺骗。当安娜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就一起向她施加种种可怕的侮辱和非难。后来，渥伦斯基又对她冷淡下来。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儿子和社会地位的高昂代价，真挚自由的爱情不仅找不到，而且陷入难堪的处境，做家庭奴隶的命运还在等着她。她感到再也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以自杀对这个社会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

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没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特意塑造了在爱情问题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丽的理想形象来和安娜进行对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的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列文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感到十分不安。但对造成这一切现象的社会原因，又缺乏正确理解。他孜孜以求地想要找出一种振兴农业、抵制这场新的社会灾难的办法。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参加劳动，和力图走一条“对于我自己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独特”道路——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他兴致勃勃地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至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很明显，列文的这种思想和主张，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空想，是行不通的。改革失败后，他“濒于自杀”，否定一切理想和事业，坠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深渊。最后，他又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尔斯泰这时期的思想和生活的体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①，通过列文的观感，托尔斯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变动。但“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②，通过列文的道路，托尔斯泰却“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③，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④。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没有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批判的深度；阶级调和论、宿命论和“不抵抗主义”的说教比以前加重了，但还没有达到《复活》那样的严重程度。列文既是以前的聂赫留朵夫公爵（或奥列宁公爵、别竺豪夫伯爵）的继续，又是后来的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前身。理想化的宗法制农民弗克尼奇，既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达耶夫的发展，又是《复活》中的渡船上的“老人”的前奏，以前作品（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技巧，鲜明的对比手法和辛辣的讽刺笔调，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在晚期作品《复活》中更得到精湛的发展。

资本主义对俄国猛烈的冲击，造成“旧基础”的急剧破坏。俄土战争，特别是80年代初俄国连年的大灾荒，使国家经济濒临绝境，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激烈。在1879至1881年俄国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托尔斯泰加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他自己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法庭审判和人口调查，访问贫民窟，走访监狱、法庭和教堂，深入底层与农民工人广泛接触，这些活动加深了他对沙皇暴力机构及其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认识，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他由原来力图调和地主与农民矛盾的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在日记、政论和《忏悔录》中强烈地谴责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生活：“我离弃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这并不是生活，……我应当去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女也严加指责，骂她们“游手好闲”。他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自己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穿起粗布衣、树皮鞋，每天早起，担水劈柴，努力从事体力劳动。他还帮助孤苦无助的农妇耕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①

他在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呜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鲜明地反映了转变后他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②

托尔斯泰晚年陷入极端苦闷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经常发生冲突。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在阿斯达普沃车站逝世。

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上善于创新。他扩大了艺术的表现领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面和丰富的生活内容。他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善于表现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使人物形象极为生动逼真，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他的语言优美，用词准确鲜明。他的作品深入地反映了1861年至1905年这个历史时期俄国社会复杂的矛盾，的确成了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二、《复活》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他以强烈的愤怒，揭发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作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揭露。

托尔斯泰第一次在作品中把像玛丝洛娃这样被压迫的下层妇女作为主人公之一，并深刻地描写了她的不幸遭遇，这同革命风暴的临近以及作家世界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玛丝洛娃是农奴的私生女，生在牛棚里，被称作“救下来的孩子”。母亲死后，从三岁起就寄人篱下，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在被聂赫留朵夫践踏遗弃后，她到处漂泊，受尽蹂躏，最后沦为娼妓。作者愤怒地写道：“这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得到政府的奖励……。这是十个妇女当中倒有九个会以痛苦的疾病、早衰、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她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正直的话全是骗人的话”。当聂赫留朵夫向她表示赎罪时，她喊道：“走开，我是犯人，你是公爵，……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拿我来救你的灵魂，好让你能上天堂！”这是被侮辱者长期积累的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也是被压迫者发自内心的强烈反抗！

作者用辛辣的讽刺手法描写法庭审判，撕下了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参加审判的人员是一些淫棍、酒鬼、骗子手。副检查官在玛丝洛娃所在的妓院里寻欢作乐了一夜，以致在开审前还不知案情。庭长明知玛丝洛娃的案子判错，但为了提前去会情妇，根本无心纠正。法官愁眉苦脸，想着自己的心事。无心审判。他们竟把无辜的玛丝洛娃判处四年苦役。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同狱“罪犯”的遭遇表明，受迫害的决不只玛丝洛娃一人，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蒙受冤狱的有被生活所

337迫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有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本人又被诬告的所谓“纵火犯”；有外出谋生因护照过期就受到监禁的石匠们：有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判刑的异教徒。托尔斯泰愤怒地指责说：“被逮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全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正义，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吏和富人们享有他们从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财产罢了。”

托尔斯泰又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诉，冤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情节，说明残忍冷酷、昏愦腐败决不是个别官吏，而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集团所共有的反动本质。前国务大臣查尔斯基，副省长马斯列尼柯夫，大法官渥尔夫，彼得堡要塞司令克里格斯冒特，全是厚颜无耻、卖身求荣、贪赃枉法、专横跋扈的无耻之徒。

作者还指出，问题不仅在于“执法者”，而且在于法律的反人民本质：“法律？他先抢劫每一个人，窃取所有的土地，凡属于别人的财产统统强占过来，供自己享用；他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然后他订出法律来禁止抢劫和杀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

但是，托尔斯泰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否定革命暴力，他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又反对用暴力推翻它。小说通过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纳巴托夫表达他改良主义的主张：革命“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略微变一变这个“古老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就成了。他主张用“道德自我修养”，用超阶级的道德观念来改变剥削制度。列宁指出：“这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邪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至1907年 338的群众革命斗争。”①

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强烈仇恨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和政治素养的缺乏。

官方教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复活》对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复活》在对宗教仪式的细致描写中，暴露宗教的欺骗性。神甫干这种事，只是为了骗取人民的钱财，得到一笔收入。教堂执事认为这如同做买卖一样，可以得到“温热的葡萄酒”。至于宗教会议议长则是为了维持有钱有势的人的“社会秩序”，惩治教徒，“拆散那些宗教教徒的家人，把他们流放到别处去”。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小说写道：“关于正义、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话都是空话，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残忍！”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揭露，引起沙皇的惶恐和不满。小说中监狱祈祷一章遭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斧削，只剩下五个字：“礼拜开始了。”托尔斯泰也因此被以“邪教徒”的罪名开除教籍。

但是，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②。这种新宗教在渡船上碰到的、后来又在监狱中两次出现的“古怪老人”身上体现出来。他指责各种不同的教派“全跟瞎眼的叭儿狗似地爬来爬去”，全部不能相信，“应当相信我们自己身子里的灵魂才对”。他这个“心灵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复活》中两次描写宗教仪式，表明作者对两种宗教的不同态度。一次是写监狱教堂的礼拜，他嘲笑和揭露了官方教会

的伪善、欺骗和诡计；一次是写复活节农村教堂早弥撒，他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祈祷的场面充满和谐、友爱和愉快，那里不分富人和乞丐、主子和奴仆、地主和农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复活了”的一片欢呼声中，互相祝福，互相亲吻。在这里，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理想。他曾说：“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托尔斯泰一方面写了农民群众对官方教会的深仇大恨，一方面又说出了他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睦和友爱的天真幻想。

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更是这位宗法制农民情绪表达者的大敌。小说揭示了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玛尔华的丈夫砍倒东家两棵树，就被投进监狱。寡妇阿尼霞过着乞讨的生活，她怀中的婴儿没有血色，干瘦的小腿像毛毛虫那么粗。农民说：“他们把我们搓成绳子啦，这比当年的农奴的日子还要糟哟。”小说描绘了农奴制度废除后农民生活的困境：“老百姓正在死亡”；“儿童大量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