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有几个子女:求一篇一千字左右的论文（可在网上找）

雨果，V.
　　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国作家。 1802年2月26日生于法国东部的贝藏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雨果幼年曾随从父亲行军到过意大利、西班牙等以风光明媚著称的滨海地带。11岁时，跟着母亲和两个哥哥返回巴黎，居住在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雨果的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和他的丈夫正好是对立的。青年时代的雨果同情保皇党，反映出母亲的保守立场对他的影响。雨果从小爱好文学，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
　　1819年，雨果和他的长兄共同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出了32期，其中大部分文稿都出自雨果的手笔。1822年发表《颂诗集》,歌颂王朝和天主教,获得国王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1823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冰岛魔王》问世。据雨果自称,这部小说的情节全属虚构,只有一对青年的爱情是真实的写照，因为雨果和傅谢小姐的婚姻，曾一度由于他母亲的反对而几乎破裂。1824年发表《新颂歌集》，1826年发表《颂诗与长歌》。这两部诗集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突破。1826年发表的小说《布格·雅尔加》，描写18世纪末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岛发生的以布格·雅尔加为首的黑人暴动的事件。书中把黑人暴动描写成为残忍嗜杀，而对白人军官则加以美化，说明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仍不
　　免有所歪曲。
　　最初，雨果对新兴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并不感兴趣，甚至不承认当时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歧。后来他在《新颂歌集》的序言中承认分歧的存在,但却又以调解人的姿态呼吁双方携手合作,直到1826年他才明确地支持浪漫主义；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也开始从保皇主义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雨果的最后手迹
　　1827年雨果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系17世纪英国革命家）和《克伦威尔》序言。剧本因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雨果本人亦因此而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比的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的要素的对比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这个对比。古典主义者却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序言》还提出艺术选择的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但不是它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应该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具有特点的东西。《序言》提出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序言》还提出了基督教促使人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看法，而艺术上的对比原则，便是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是构成人的本性的两种要素这一基本观点提出的。《序言》强烈地反映了法国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对当时文学艺术的解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29年发表《东方吟》，表达了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一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诗集在语言、格律和描写技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表明雨果这时已是一个具有独立风格的浪漫派诗人。同年还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表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在法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划时代的作品《爱尔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为父复仇而与国王抗争的反封建暴君的故事。国王堂·卡尔洛先是一个封建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爱尔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通过骑士精神和封建荣誉观念来解决的。尽管这种解决的办法并不彻底，但剧本还是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年轻一代对复辟王朝的不满情绪和进行社会变革的迫切愿望，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市民观众的热列欢迎。同时在戏剧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这也是剧本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爱尔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
　　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获得解放的中心思想。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一诗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183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反映了20年代在法国盛行一时的历史小说对雨果的影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写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对她产生邪念，指使教堂撞钟人畸形儿卡西莫多夜间在街上拦路劫持，但爱斯梅拉尔达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她从此就爱上了这个轻薄的军官。副主教趁这对男女幽会之际刺伤费比斯，并嫁祸于爱斯梅拉尔达，将她判处死刑。但是卡西莫多对她也怀着爱慕之情，遂将她从教堂前的刑场上抢走，藏在教堂顶楼上。巴黎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人为了营救爱斯梅拉尔达，围攻圣母院。国王派费比斯率领骑兵前去镇压。混战中，佛罗洛抢走了爱斯梅拉尔达，向她再一次进行威逼，但遭到拒绝。爱斯梅拉尔达终于落到官兵手里。行刑之日，卡西莫多将副主教从楼顶上推下摔死。当日卡西莫多即告失踪。两年后，人们在墓地发现他的尸骨和爱斯梅拉尔达的尸骨拥抱在一起。当人们想把他们分开时，已经是一堆灰烬。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佛罗洛和卡西莫多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一个外形丑怪而心地善良,另一个道貌岸然而心如蛇蝎,在揭露中古教会的黑暗与罪恶的同时，宣扬了仁慈与爱情创造奇迹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经历一场残酷的搏斗之后，美丑善恶同归于尽，宿命论的思想倾向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雨果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长篇小说的序言中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在宿命论的思想基础上写出的”。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部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仍然可以读到《为了穷人》和《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前者表达诗人对贫苦受难者的同情和怜悯，后者强调诗歌的战斗任务，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1年演出的《玛丽蓉·德洛麦》，原名《黎塞留执政时期的一场决斗》，于1829年写成，但当时被禁止上演。女主人公玛丽蓉·德洛麦是17世纪法国的名妓，化名玛丽，与平民出身的狄杰倾心相爱，但她以前曾和青年贵族德·莎威利有过交往。狄杰和德·莎威利进行决斗，两人均被当时严禁决斗的黎塞留首相判处死刑。玛丽蓉不惜一切营救狄杰，使狄杰终于明白一度被他鄙视的玛丽蓉忠实的爱情而谅解了她。1823年上演剧作《逍遥王》，演出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通过宫廷丑角蒂布莱揭露了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左右亲信荒淫无耻的行径。在这以后,还演出了他的剧作《吕克莱斯·波尔吉》(1833)、《玛丽·都铎尔》(1833)和《昂杰罗》(1835)等同样以反封建专制为主题的历史奇情剧。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雨果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在这里作者提出工人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诗歌方面，1835至1840年，雨果发表了诗集《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其中有时事政治诗，有家庭生活诗，有爱情诗、哲理诗和杂感诗，但描写贫苦人家的悲惨生活（《漫步偶见》），歌咏人类记忆的伟大意义（《阿南比阿的忧郁》）和肯定诗人的崇高使命（《诗人的任务》）等主题占主要地位。此外如《夜听海涛》和《海洋上的黑夜》等描写海洋的篇章，也是在这时期首次出现的。《巴黎圣母院》插图
　　1838年，上演剧作《吕伊·布拉斯》。剧本以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生活为背景。大臣堂·萨留斯特和皇后之间发生矛盾，大臣指使他的仆人吕伊·布拉斯冒充贵族进宫骗取皇后的爱情，以图报复。不料吕伊·布拉斯和皇后一见钟情。吕伊·布拉斯当上首相，在皇后的支持下，决心革新政治，拯救危亡。最后吕伊·布拉斯明白自己是主人玩弄阴谋的工具，愤极恨极，杀死堂·萨留斯特，自己亦服毒死在皇后的怀抱里，得到皇后对他的谅解。“吕伊·布拉斯就是人民”，人民能登上政治舞台，反映雨果在政治思想上前进了一步。吕伊·布拉斯在国事会议上谴责王公贵族，义正词严，是40年代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雨果在作品中借古讽今最生动的例子。但雨果这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摇摆不定的，这就导致他在稍后一个时期对七月王朝实行妥协，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和接受贵族院议员的职位。
　　1842年发表的游记《莱茵河》和1843年演出的剧本《卫戍官》，是雨果在1838至1842年间三次赴莱茵河流域旅行创作的成果。《卫戍官》取材于中世纪德国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的传说，情节离奇,人物怪诞,特别是史诗气氛过于浓厚，因而首次演出失败。此后，雨果主要的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作为一个作家，他沉默了将近10年，直到1848年六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851年拿破仑第三政变后，他的创作生涯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雨果和他的儿子
　　1848年六月革命后，雨果日益坚决地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雨果参加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并因此遭到迫害，开始了历时19年的流亡生活。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不久，由于比利时政府的干涉，迁往英吉利海峡英属泽西岛；后又由于英国政府的干涉，转往格恩济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第三垮台，他才回到法国。他曾拒绝接受拿破仑第三的大赦。
　　1852年雨果发表抨击拿破仑第三政变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 并写成另一本政治小册子 《罪恶史》(1877)。1853年发表讽刺诗集《惩罚集》。诗集以拿破仑第三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第三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詈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惩罚集》在比利时首都出版，法国国内禁止销售，但不久秘密流传到巴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856年发表诗集《静观集》，大部分诗篇写于流亡时期，概括了作者从1830至1855年间的思想感情。诗集的题材是多样化的；有描写民生疾苦的社会诗（《忧郁之神》），有歌咏柔情脉脉的恋情诗（《来一支看不见的芦管》），有探索宇宙人生之类的哲理诗（《阴影巨嘴的启示》）,有记述童年往事的家庭诗(《弗伊扬丁故宅纪事》),也有士女云集、春意盎然的华宴诗（《戴勒兹家里的宴会》）和为浪漫主义辩护的论战诗（《对一份控诉状的答辩》）等等。诗集中悼念他的大女儿莱奥波尔迪娜的篇章，如《赠维勒基野》，痛定思痛，感人至深，被视为法国抒情诗中的佳作。
　　从1859年起，雨果开始发表史诗《历代传说》，共分三卷。作者的意图，是要从神话、传说、历史中再现人类的发展过程，阐明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哲学观点。诗集以巨大历史画幅，展现了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具体性和造型美，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诗篇的结构和故事情节的组织都极为严密。雨果还写有《上帝》与《撒旦的末日》两卷未完成的史诗作品，与《历代传说》相配合。前者是导言,后者是结论,《历代传说》则仅仅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巨著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在雨果诗歌创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法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
　　1862年发表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原名《苦难的人们》)。这部小说开始写于1845年,中间经过1848年革命和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的两次耽搁，最后于1862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由原来的4部,补充修改成为现有的 5部。主人公让·华尔强是拿破仑时代的一个穷苦工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几次越狱，被判加刑,坐了19年的监牢。作品写华尔强出狱后的经历,他改名换姓，以发明制造宝石的方法而致富，并被推选为市长,救助被遗弃的不幸女子芳汀及其女儿柯赛蒂;后因不愿加害于被误认为久已失踪的华尔强的一个惯贼，他毅然自首，再度入狱。小说还写了他再度越狱后参加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街垒战斗以及放走一直追捕他的警官沙威尔，情节曲折。作者通过华尔强、芳汀、柯赛蒂等人物形象，广泛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深厚同情，同时也集中表达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改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力图通过华尔强这个中心人物，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列尔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罪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深信,严刑峻法只能使人性愈益败坏,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药。
　　雨果在小说里描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街垒战斗，歌颂了在战斗中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表明人道主义者雨果有同情革命战斗的一面。雨果在小说里还着重地描写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1865年出版的《街头与林际之歌》，是1859年夏季雨果在完成《历代传说》第 1卷后去萨克岛旅行期间写的诗集，收入的是一些恋歌、风景诗和即兴之作，没有《历代传说》一类的大题材。但在这部诗集里，仍然可以读到《战争，六千年以来》这首反对侵略、渴望和平的诗。诗集大部分使用的是四行分段的八音节诗体，诗的篇幅都比较短，反映了《珐琅与玉雕》的作者戈蒂耶对雨果的影响。
　　1866年雨果发表《海上劳工》，描写一个意志坚强的渔人吉利亚特战胜了海洋的狂风恶浪和章鱼暗礁，可是闯不过爱情这一关。他发现他的未婚妻戴吕舍特爱上青年牧师艾伯莱兹，在成全他们的美满姻缘之后，自己怀着绝望的心情让海潮淹没而死。1869年发表的《笑面人》，是雨果在流亡期间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以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社会为背景。主人公关伯伦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从小落入儿童贩子之手被毁容摧残。后被心地善良的江湖客乌尔苏斯收为义子,靠卖艺为生,并与乌尔苏斯收留的一个瞎眼姑娘蒂相爱。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关伯伦得以恢复贵族爵位，但他却拒绝接受这一肮脏的恩赐，宁愿回到他的患难伙伴那里去。这时蒂已身患重病，在她离开人世以后，关伯伦投海而死。在雨果的笔下，关伯伦和《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外形丑陋而内心纯洁，但雨果却赋予关伯伦更深刻的反抗意识。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第三垮台,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巴黎，立即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他发表演说，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捐款铸造抗敌的大炮，并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共同反对普鲁士黩武主义者。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在布鲁塞尔，开始他对起义并不理解，把它看作是兄弟阋墙之争；但在起义遭到凡尔赛刽子手的残酷镇压时，他又挺身而出,为公社辩护,呼吁全部赦免公社社员，并让公社的流亡者在他的住宅里避难。1872年出版的《凶年集》，表达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思想感情。
　　1874年雨果发表小说《九三年》，描写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军队镇压旺代地区反革命叛乱的事迹。共和国军队司令官郭文私自放了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在逃窜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反了革命的利益,军事法庭将他判处死刑。但是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薛木尔登，由于思想发生矛盾，也就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1881年庆祝雨果80寿辰的群众集会
　　雨果的其他作品，诗歌有《做祖父的艺术》、《教皇》、《至高的怜悯》、《信神的宗教与不信神的宗教》、《驴颂》、《精神的四种风向》、《百弦齐奏》、《伤心惨目之年》和《诗歌拾余》；戏剧有《多尔格玛达》和《自由剧作》；散文有《文学与哲学杂论》、《论莎士比亚》、《行动与言论》、《见闻偶记》以及游记、
　　书札和日记等。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为他志哀。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是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

雨果180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欠尚松城，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雨果天资聪慧，9岁就开始写诗。15岁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20岁时因发表诗集《颂歌与杂志》，国
王路易十八赐给他年金。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未能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它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复辟王朝被翻了。雨果热情赞扬革命，歌颂那些革命者。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最富有浪漫主义的小说。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紧张生动，变幻莫测，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雨一直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他写政治讽刺小册子和政治刺诗，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这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

雨果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有资格居于文学庙堂高位的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流作家中，也许只有雨果一人同时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领域里达到了如此高的成就。他这种双强项兼备的优势，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些大师也难以企及的。
作为一位小说家，雨果创作规模之巨大、成果之丰硕，又足以与所有那些以小说而名垂千古的巨匠比肩而立。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与《九三年》以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共有三百多万字的篇幅，与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量几乎不相上下，仅次于巴尔扎克与左拉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与《卢贡·马卡尔家族》。但他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作为独立的巨制鸿篇，不论就其篇幅规模与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范围而言，无疑都超过了巴尔扎克、左拉的系列小说中任何一部独立的名篇。

19世纪以后的小说领域从来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占压倒优势的天地，从人类文学思潮流派的发展来看，浪漫主义小说几乎可以说是被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赶下了文学的历史舞台。但时至今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潮流汹涌澎湃的冲击，仍然巍然屹立，如岁月江河中郁郁葱葱的巨岛，现在仍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有着一个大的份额，保持着一个重要而崇高的地位。而雨果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则无疑将相当主要地以他的小说而长存不朽，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小说创作的一个奇迹。

浪漫主义小说一般总是以不同凡响的奇特想像而引人入胜，雨果在小说创作上，开始就是以想像为本，靠想像起家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最初的小说中。雨果于1819年，当他只有17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布格-雅加尔》。1821年，他又开始写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冰岛凶汉》。1823年，他已经是一位出版了两部小说的作家了。这两部小说既是当时文学时尚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产物，也是雨果在而立之年幼稚、不成熟的结果。不论是哪一种根由，最后到小说里，都归结为一种奇特的近乎怪诞的想像。

法国大革命恐怖年代之后，人们刚从噩梦般的可怕岁月里解脱出来，都乐于在文学阅读中忘却现实，乐于阅读那种充满奇特的事件、刺激性场面与炽烈热情的小说。于是，19世纪初时，在法国刊行的小说，有时每天竟多达五六种。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故事怪诞、情节离奇、场面恐怖而又不乏神秘主义的作品。这就形成了一股想像泛滥的文学之潮，这股潮流又加上常以怪异恐怖为内容的英国黑色小说在法国的影响而声势更大。尔后，英国与德国的感伤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又相继涌入法国，造成了文学中对感伤忧郁情调的爱好与追求。夏多布里盎的两部小说《阿达拉》与《勒内》就因满足了这种文学阅读心理而风靡一时。雨果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与文学氛围里起步开始小说创作的。既然他创作第一部小说之前仅仅三年，还曾经在自己的写作练习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我要么成为夏多布里盎，要么什么也不是。”那么他初期小说的格调就不言而喻了。

在20岁年纪就写出了两部小说的雨果，实际上并不具备小说有所必须具备的必要的生活经验，不论是对《布格-雅加尔》所处理的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黑奴暴动题材，还是对《冰岛的凶汉》所处理的冰岛的黑色题材，他都不可能具有直观的认识与感性的体验。这样，他就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去进行挖掘，只能求助于推测的悟性与想像的能力以及从一些杂书中所获得的对异域的知识，再加上上述两种文学时尚与潮流的影响，读者在他最初两部小说中所看到的基本上也就只有两种成分，即主观想像与主观感情了。在《冰岛凶汉》中，主观想像是离奇怪诞的，并且带有浓厚的黑色的恐怖的色彩，以至著名诗人拉马丁对它作了不以为然的评论：“我觉得这部书太可怕了。”并惋惜作者没有“把色彩涂得平和一些”；在《布格-雅加尔》中，尖锐的社会冲突的背景上，一个黑奴对女主人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阿达拉》式的夸张的感伤。

丰富的想像对小说创作绝非坏事。一个17岁青年只花了两个星期就写出了《布格-雅加尔》，无疑在想像力上具有非凡的优势，如果知识、阅历经验的增长，能把狂热的想像力节制在一个相对合乎情理的程度上，如果在艺术创作中日益深化的对美趣的感受，把想像力的泛滥所可能带来的离奇古怪、荒诞不经、恐怖刺激的杂质加以沉淀，杜绝像《冰岛凶汉》中强盗就着骷髅喝“海水与人血”这样一种可怕的臆想，那么，他的想像力就会成为雄健的翅膀，载着他飞向艺术的辽阔高远的天空，使他日后一系列小说作品中，竟有了那么多的奇思妙想。

假若雨果仅靠想像力来维持他的小说创作，他是远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伟大，这样居于世界浪漫主义小说殿堂的首席高位的。雨果作为小说家，强有力的另一个方面，就在于他对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经验的重视与最大的限度、同时也是最佳方式的运用。当他在阅历经验方面几乎是空空如也的情况下写作初期小说的时候，他就很善于利用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与经验，甚至在《冰岛凶汉》这样一部充满恐怖想像的小说里，他也在小说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填进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未婚妻阿黛尔·富谢真实的热恋感受。对于这部小说，他曾经自白说：“我感到心里有许多话要说，而不能放到我们的法国诗句里去，因此，着手写一本散文小说。我的灵魂里充满着爱情、苦痛、青春，我不敢把这些秘密告诉他人，只得托之于纸笔。”

这样，在这部明显具有离奇可怕成分的小说里，就也蕴藏着非常真实的成分，即感情的真实，感受的真实，因而，它有别于胡编乱诌的黑色浪漫小说。

雨果是一个从来不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者，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现实社会的感受愈来愈敏锐，他介入现实社会的程度愈来愈深，这对他的小说创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紧接着他最初的小说创作，他对现实的认真关注、他把十分真实的现实生活内容融进自己小说形象的努力与才能，便很快显露了出来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这种发展有一个飞跃的话，那么《死囚末日记》与《克洛德·格》这两篇小说就是飞跃前的准备、飞跃前的起步。令人惊奇的是，一位曾经几乎完全沉溺于想像与推理的浪漫型的青年作家，竟然这样快又写出了两部完全属于纪实风格的作品。前一部小说的写作完全出于对死刑这个非常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以及力求对这个社会问题发挥具体作用的意图，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对监牢中的悲惨阴暗与一个死囚在狱中的生活与痛苦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则也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后一部小说甚至是完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表现一个善良工人因饥寒交迫犯了一次偷盗而被不公正地判处长期监禁，后又因在监牢中受到狱吏的残酷虐待而被迫杀人，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悲惨事件。事件的过程与人物的变化完全是以纪实的手法写出来的，杜绝了一切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分。在这里，作者通过一个故事来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意图远甚于对艺术形式的关注。

至此，雨果在进入他小说创作的成熟阶段之前，就以他的初期作品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他双重的倾向，即浪漫的倾向与现实的倾向；同时也有力地证实了他的两重的才能，即主观想像、主观夸张、主观渲染的才能与观察现实、把握现实、摹写现实的才能。身上有了这双重倾向的结合，有了这两种才能的并存，小说创作的灿烂辉煌就指日可待了。而雨果成熟时期的小说创作，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与《九三年》，正是以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结合为其重要特色的。

维克多·雨果(1802.2.26-1885.5.22)是举世闻名的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政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今年是他诞生200周年。法国把今年命名为“雨果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18家文化机构，于今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这些都充分表明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雨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的：1。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2。他在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和重要作用；3。他的作品在政治方面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浪漫主义是法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雨果以他的剧本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只歌颂王公贵族的清规戒律，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使爱情压倒了理性，最终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他的浪漫剧《欧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时候，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那尼事件”，这就是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可以说19世纪的其他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例如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等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原来都是浪漫主义者；就连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左拉，他早期和晚期的小说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正因为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交替更迭、各放异彩，19世纪的法国文学才为人类的文化宝库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著和精彩的篇章，而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浪漫主义戏剧在40年代盛极而衰，于是小说代替戏剧成为浪漫主义的主要体裁。法国浪漫主义的小说有四种类型：1。雨果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小说；2。大仲马的通俗小说；3。乔治·桑的田园小说；4。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四类小说各有特色，但是以雨果的小说最为重要。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虽然拥有最大量的读者，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只能算是优秀的通俗小说。乔治·桑和凡尔纳的作品以理想或幻想为主，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大。只有雨果怀着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试图用人道主义精神去拯救世界，才创作出了《悲惨世界》那样的杰作，赋予了浪漫主义文学以新的生命力。所以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的兴起和繁荣，与雨果本人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从卢梭到萨特，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更不是为了消遣而写作的。这些作家之所以创作，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至少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0）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遁入墓地自尽。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惟其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创作道路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诗歌，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6卷，总共约有22万行、1000多万字。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共有300万字之多。他写了9个剧本，还有10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而我国读者则与法国人相反，往往认为雨果是一位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因为一方面，我国从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雨果的小说，他的《悲惨世界》早在“五四”时期就译成了中文。解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小说都被再版或重译，《悲惨世界》不仅有好几个译本，还有电影和电视剧在我国上演，因此他的名著在我国读者广为传诵、人所共知。另一方面，雨果在诗歌和戏剧方面虽然成就卓著，但是中译本很少，再说诗歌和戏剧的读者本来就比小说的读者少得多，所以雨果在我国被认为是个小说家是并不奇怪的。

在写作的同时，雨果也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付诸行动。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发表了著名的抗议信，愤怒地谴责了侵略军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呼吁赦免公社战士，开放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供社员们避难。正因为如此，雨果才在法国人道主义传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中世纪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人们摆脱了神权的桎梏，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国大革命则是实践这一理想的尝试。雨果倡导的人道主义，正是继承了这种进步传统，并且通过罗曼·罗兰等作家继续传之后世。在今天的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还在为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等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雨果所说的贫穷使男人道德败坏、饥饿使女人堕落的状况，还远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雨果毕生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进步的现实意义，依然值得发扬光大。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当然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