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宝剑和李一花:遵义历史

今遵义市，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巴、蜀、夜郎等邦国的领地。秦汉时期置犍为郡。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为播州。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播州改置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平越军民府（隶贵州）。清初，遵义府改属贵州省。辛亥革命后，废弃府的建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区，黔北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先设桐梓，后迁遵义县城（即今红花岗区）。1949年11月黔北各县先后解放，设置遵义专区后，称遵义地区，今为遵义市。
　　遵义因其历史和地域独特的原因，而形成了以酒文化和长征文化为主线的独特地方文化艺术，在其文化的深层里，依稀可以看到巴蜀文化睿智休闲的灵气，和本土少数民族勤劳、质朴、骁勇的锐气。从现存文物上看，位于红花岗南郊的杨粲墓，其墓室石刻工艺精湛，结构规模宏大，墓内残存的铜鼓，陶器等物都工艺精细，文饰雕镌，其与其他中原同时代文物相比，并不逊色，可见当时遵义的文化艺术已相当发达。到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郑珍、莫友芝并称西南儒宗，名重晚清儒林；黎庶昌两度出使日本，至今饮誉扶桑；殿试探花杨兆麟，可惜未展英才而卒；活跃于30年代文坛的才女卢葆华，虽英年早逝，却才华横溢；国内近代文坛前辈，著名文学家蹇先艾等都是出自遵义。综观遵义历史与文化，从汉代“三贤”盛览、舍人、尹珍，清代“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到瓶底会议和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迁临，遵义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以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和长征精神为文化依托，融时代精神，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遵义文化艺术，她是黔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小城遵义一幢两层灰砖小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内容
　　会议首先由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
　　博古的报告称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獾芯?墓ぷ髯龅貌睿?位髡秸??沟貌还唬?鞲?莸鼗ハ嗯浜喜还幻芮校?约案?莸氐暮蠓轿镒使┯?ぷ髅挥凶龊玫瓤凸墼?颉6?浴叭?送拧痹诰?轮富由系拇砦笤蚯崦璧?矗?傅煤苌伲?负趺挥猩婕啊?博古作报告时，毛泽东用一支白杆子的铅笔将不同意报告的意见，记在裁好的一叠毛边纸上。
　　博古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周恩来报告完后，由洛甫根据会前所写的提纲，作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洛甫的报告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
　　洛甫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更多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长征出发后，他们三人较多的时间住在一起，经常交谈。毛泽东经常向他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应该运用怎样的战略战术去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他来作报告是较为合适的。
　　三个报告作完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原因，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其中也包含博古当时未能认识清楚的有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其错误归纳起来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一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敌人第五次进攻时红军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红军会失败得那么惨?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经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朱德发言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本由。
　　出席会议的人，大多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他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多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认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借鉴它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估计凯丰连这本著名的兵书都没有看过，只知道崇尚外国的东西。和博古一样，只会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的字句，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于是，他在会上反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会议决议
　　(1)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在党中央负总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负责。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1935年2月5日，红军一渡赤水米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呜三省，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3月11日，红军在三度赤水途中，中央在遵义县的苟坝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一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进一步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至此才大体完成，从而使红军赢得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有一个认识与加深理解的过程，随着革命的发展与不断实践而为全党所接受。

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