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路云信息科技:♂求助♀哪位能给点思路（《包法利夫人》和《高老头》展现的法国社会风俗现象）

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但封建贵族的势力依然存在。工业无产阶级也从这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起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在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菲力普王朝（又称七月王朝）的统治下，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对统治集团的怨恨也与日俱增。这就使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40年代，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日趋激化，终于酿成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二月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六月起义虽遭失败，但它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851年12月，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强行解散国会；翌年12月，拿破仑第三正式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第二共和国的统治。第二帝国的反动高压，迫使工人运动进入暂时低潮。从6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无产阶级力量逐渐聚集，工人运动重新兴起，至1871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出现最早的国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19世纪30年代起，相继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创作的大量社会小说，使法国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早期曾受浪漫主义影响。他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1856），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小说通过包法利夫人不幸的婚姻、恋爱遭遇，以严峻无情的笔调，描绘了七月王朝时期庸俗丑恶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表面繁荣掩盖下的残酷剥削。作品对自私、鄙俗、狭隘、空虚的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的刻画，尤为成功。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恩格斯赞誉他作品中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并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1888年4月）对巴尔扎克作了精辟的论述。

　　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诞生在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在大革命后开始发迹的。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816至1819年，他在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毕业前后，曾当过律师的助手。混迹法界，是违反巴尔扎克意愿的。但在这三年中，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却使他初次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看到了“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在“平等”、“公道”的帷幕后面，司法界是怎样进行卑鄙勾当的。这些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

　　1819至1829年是巴尔扎克练习写作的十年，也是他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进一步认识生活，分析社会的十年。1819年，他刚从法科学校毕业不久就毅然离开了司法界，决心投身于文学事业。他一面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一面卖文为生。后来他又投笔从商，先后经营出版、印刷等业，甚至还想冒险去开采废银矿，但是一事无成。这些投机活动非但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大量金钱，以保证他挥霍的生活和写作工作，反而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和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使他认识了巴黎社会形形色色的丑恶面孔，更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万能和万恶的力量，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关系。这些，为他成功地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基础。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朱安党人》，迈开了走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以后的二十余年中，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直至1850年8月18日病逝于巴黎。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力图挤进贵族的行列。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斗争激烈的时代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的反映。那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发展，封建势力的反扑、复辟，工人阶级的兴起、斗争，使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政治体制迅速更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又斗争又妥协，使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他的思想又受到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羡慕拿破仑的业绩；他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过封建的教义；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没能完全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性。

　　在大革命中获利的中产阶级家庭地位，使巴尔扎克倾向大革命，青年时代不得志的生活和他在巴黎社会中个人奋斗的经历，更增添了他对等级森严的波旁王朝的厌恶。因此，在七月革命前夕完成的《朱安党人》中，虽然也流露出对贵族的同情，但他还是站在共和党人一边，支持了共和政府对封建贵族的朱安党反革命叛乱的镇压。

　　1830年的七月革命及其结果，对巴尔扎克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七月王朝时代也正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时期。巴尔扎克欢迎这次革命，革命唤起了他的希望。革命后的现实又使他很快堕入了失望，七月王朝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利。

　　《高老头》一书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高老头的培养下都过着奢华的生活。一个高攀贵族，跳进了上流社会，成了新贵雷斯多伯爵太太；一个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夫人。这是一对典型的资产阶级荡妇。她们出嫁的时候，每人得到80万法郎的陪嫁，所以对高老头极尽奉承体贴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头就被撵出了女儿的大门，在伏盖公寓里过着穷酸的生活。开始他还可以每星期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一个月两次，再后他就连女儿的门都进不去了。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父亲的面条商身分已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高老头的钱越来越少了。她们有时也来到伏盖公寓父亲的住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榨取高老头的仅存的钱财。两个女儿竞先下手，互相争夺，在财产的面前，一对亲姐妹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死前想见女儿，哭天喊地，但也枉然，这才使他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的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了，会把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父亲轴心”无情地被“金钱轴心”代替了。女儿们“为了参加跳舞会，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一个囊空如洗的父亲无异于一个被榨干的柠檬，对于骄奢淫逸的女儿还有什么意义呢？写到这里，作家仍感言有未尽。为了筹款治丧，拉斯蒂涅“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竟“毫无结果”，理由是：“先生跟太大谢绝一切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多么辛辣的讽刺！卑鄙的心理，虚伪的面孔，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的揭露和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高老头》还多方面地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培养肮脏灵魂的大温床。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下层公寓，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金钱像一只巨掌，牵着无数木偶，在社会舞台上各尽其能地进行着丑恶的表演，为了觊觎高里奥的财产，伏盖太太竟乔装打扮，媚态百出；贪图三千法郎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了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为了到手二十万法郎，伏脱冷巧设陷井，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纽沁根大耍无赖手段，鲸吞妻子的全部钱财；拉斯蒂涅则以他眼前的“英雄”们为榜样，亦步亦趋，在社会这个大泥坑里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狱”，还决心要“耽下去”，“拼一拚”。《高老头》里百丑献技，群魔乱舞，演出了触目惊心的场面，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铜臭味。

　　伏脱冷这个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分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本质特点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概括的体现。这一个人物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务追捕着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资产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

　　伏脱冷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二十万法郎购买两百个黑人，“有了这笔黑资本，十年之内我可以挣到三四百万。”为了达到目的，他动了杀人念头，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谋，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计划与大资产者的发迹史毫无二致。“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的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的确，哪一个资产者的发家史不是一部血迹斑斑的罪恶史呢？！他们的差别至多是杀人“见血不见血”而已。法律制裁伏脱冷，只是为了保护得胜者的利益。“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你们花三千万养着宪兵队和司法人员来维护这种道德。真是妙事！”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者与盗匪无异，正是通过这样巧妙的构思，使得作品对社会罪恶与资产阶级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层。

　　伏脱冷老于世故，深知黑暗社会的底蕴，他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盘托出，开始使涉足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惊讶、可怕，继而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鲍赛昂太太文文雅雅对我说的，他赤裸裸他说了出来。……关于德行，这强盗坯三言两语告诉我的，远过于多少人物多少书本所说的。”巴尔扎克通过伏脱冷的长篇台词，喜笑怒骂，冷嘲热讽，对社会腐朽的败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挞。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挚领的性质。

　　鲍赛昂夫人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则是为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堕落过程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他来往于“上流社会”与伏盖公寓之间，把两个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他在两处受教育，方式不同，内容一样：金钱便是力量。为了爬上去，必须有钱；为了有钱，必须涂黑良心，“清白诚实是一无用处的”。通过拉斯蒂涅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心理变化，作家细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们灵魂的巨大腐蚀作用。

　　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到巴黎是穷困窘迫的大学生。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相比，强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于是他遍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连这位鲍赛昂夫人自己也在与资产阶级妇女的角逐中败下阵来。聆听鲍赛昂夫人的“教导”，目睹她的命运，金钱的威力超过了姓氏的力量，这是时代的特点。伏脱冷也向他道出了这个真理，鲍赛昂家只能给他撑腰，但袋里空空如也还是无济于事，要想爬得上去，必须有“一百万家财”，否则“一切都是水中捞月”。而且，“要捞大钱，就该大刀阔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的腥臭。可是要作乐，就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你事后洗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被伏脱冷一语道破，它深深地印在拉斯蒂涅的心中。但是，拉斯蒂涅并不是立即就全部接受下来并付之实施的。他的经历，他的见闻，不断印证了伏脱冷的邪恶说教。大量的罪恶事实，特别是伏脱冷的被捕和鲍赛昂夫人的被逐，对他震动尤大。高老头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后一课。他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戏的演进。为了让高老头最后能见到女儿，为了给高老头筹款治病办丧，他来回奔走于伏盖公寓和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府邸之间。高老头临终前绝望的哀鸣和愤怒的咒骂，仿佛是这段乐曲中的主调，反复出现，不绝于耳。与之相对照的，或是两个女儿踩着父亲的身体向鲍府的舞会走去，盛装艳服，大出风头；或是两对夫妇为了钱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或是为了避免破钞，干脆闭门不纳。面对此情此景，伏脱冷的哲学被全盘接受了，拉斯蒂涅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纵身跳进了巴黎“上流社会”这个罪恶的深渊。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决心和巴黎上流社会“拼一拼”。外省的贵族子弟就这样被腐化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这样，我们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堕落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社会的重重罪恶。

　　表现了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使《高老头》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但作家的思想弱点也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记。

　　巴尔扎克是一个对贵族阶级有深厚同情的资产阶级作家。他骂有钱的固然骂得痛快，但是，他骂的只是他们败坏的德行和无节制的“情欲”，而不是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并不骂所有的有钱人，如鲍赛昂夫人和高里奥老头，他是爱之颇深的；特别是在鲍赛昂夫人身上，倾注了他对没落贵族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对劳动人民却尽力嘲讽，小说中对于公寓佣人克利斯朵夫和西尔维贪图小利的描写，就是明显的佐证。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常常由于人性论的影响而受到歪曲。高老头的两个女儿逼死父亲的情节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它以幸辣的笔调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在榨取父亲的过程中两个女儿的狠毒，被勾画得活灵活现，使人读后感到面目可憎。但到了最后时刻，她们的“人性”却忽然复苏了。大女儿阿娜斯太太是因为丈夫阻挠才没能及时赶到父亲身边，二女儿听到父亲临终的窘境，立即把仅余的七十法郎交给了拉斯蒂涅，并责骂自己“简直是禽兽”，把这些举动和她们前面的作为作一比较，简直是判若两人。

　　这种背离人物性格的败笔，在高老头形象的塑造上表现更为明显。作者把他和鲍赛昂夫人并称为具有“伟大感情”的“美好的灵魂”，足见这个人物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高老头是在大革命中起家的面粉商，在生意经方面“颇有国务大臣的才器”，“算计策划如外交家，勇往直前如军人”，这个利欲熏心的暴发户在大饥荒的年代里发了迹，而那时民众却“在面包前面拼命”。可以想象，他供给女儿恣意挥霍的每一个法郎里都浸透了劳动者的血和泪。但是，作者在开场介绍伏盖公寓里的肖像画时，一幅幅都脱不了卑微猥琐，“见利而争先”的小人气，惟独高里奥仿佛是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在通篇小说中，作者竭力渲染高老头的超乎寻常的爱女之情，如痴如醉，只要能看见女儿一眼，听到女儿叫一声“爸爸”，他就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忍受一切苦难。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种反衬的笔法确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但是，贯穿其中的“情欲”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

　　巴尔扎克还通过拉斯蒂涅这个人物正面宣扬了个人奋斗的道路。拉斯蒂涅的形象交织着巴尔扎克的同情与厌恶。他厌恶他最终走上了伪君子、野心家的道路，但又肯定他作为“可怜的大学生”的个人奋斗。

　　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中进行精确描写，是巴尔扎克艺术的最大特色，这是与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具体的活动背景，从而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性。他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服务的。《高老头》一开始对伏盖公寓内外景的描写，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先写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读起来就像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样，会“无端端地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就像那股“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也会向读者迎面扑来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脸谱，就显得十分自然，十分贴切了。但是巴尔扎克的写景也时常失之冗长。

　　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实地再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要在正确的阶级关系中来塑造各种典型人物。《高老头》中展示的贫穷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是应有尽有。”对这伙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点在于境遇的变迁所造成的性格变异，一些准确的经济数字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哪个阶级，现在的经济地位又是如何。这里弥漫着市侩习气，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关系，也流露出对上层的妒羡和不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认识了伏脱冷这个典型。而在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沙龙里，集结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风雅的妇女”，他们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作者着力描写辉煌掩盖下的精神空虚，虚伪遮饰下的勾心斗角。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荣辱。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或者说，整个万头攒动、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他以伏盖公寓为基地，向“上流社会”猛冲过去，上下两个熔炉，合铸了这个典型性格。紧扣着环境表现人物，环境的变化促使人物发展，典型人物又使环境具有典型特征，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样，巴尔扎克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

　　巴尔扎克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他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作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像出色的素描画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写上，巴尔扎克特别渲染他笔下每一个典型最基本、最富于特征、最能表现其性格本质的东西。如高布赛克的贪婪、葛朗台的吝啬、于洛的好色、腓力普的凶残等等。为了达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这类主导特征又加以扩大、提炼和夸张，乃至用近于漫画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有时把“情欲”绝对化，就会导致人物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