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设计培训:有关苏联的问题？？/想请教各位！！！

苏联是如何形成的

　　上海/薛伟强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23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自愿，也有强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内部改组，也有外部侵略。

　　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组成联邦是当时苏联政府强迫加入的，其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后来还要分开。）

　　1925年，中亚地区新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

　　1929年，由于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成为苏联的第七个成员国。

　　1936年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条：一、这个共和国一定处在边疆区，应同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以自己的名称作为共和国名称的那个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应占半数以上；三、这个共和国人口总数应在一百万以上。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中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上述五国于1936年12月5日新宪法生效之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建制被取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发展到11个。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防御德国。早在德波战争期间，苏联即着手建立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防备德国进攻的所谓东方战线，企图通过扩大西部疆域加强防御德国侵略的战略地位。

　　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翌年3月苏芬和约将列宁格勒附近苏联国境线向北推移150千米，苏联将获取的4.1万平方千米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又将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接收为第12个加盟共和国。

　　1940年6月，苏联以立陶宛政府违反苏立互助公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组成反苏军事联盟为由，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3国。8月初，三国被迫加入苏联。斯大林对当地民族不满者采取了罕见的“集体惩罚”措施，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从12个发展到15个。但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它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独立绝非偶然。

　　1940年6月，苏联以国际形势要求用最快速度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为由，出兵占领罗马尼亚管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将比萨拉比亚并入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从而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1956年，苏联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但造成当地民族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它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至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固定为15个。
　　第一节 教育事业状况与政策

　　一、十月革命前教育简况

　　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教育非常落后，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当时该地区教育有以下特点：1、居民受教育程度极低，文盲充斥。1897年，在9－49岁居民中，吉尔吉斯人识字者仅占0.6%、土库曼人占0.7%、塔吉克人占0.5%、乌兹别克人占1.6%、哈萨克人占2%。 1913年，乌兹别克斯坦识字人口占2%、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识字人口分别占1.5%、2－3%。 2、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宗教教育，学校与宗教合一。早在八世纪，在现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就出现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学生主要通过背诵阿拉伯文经文学习文化。中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清真寺创办了初等和中等宗教学校，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培养职业宗教人员。学生大都为官吏和富豪子弟。3、受俄罗斯的影响较大。沙俄时期，当局出于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创办了俄罗斯学校和当地民族混合学校，讲授俄语和实用知识。在哈萨克斯坦创办了俄语哈语学校、男女生混合学校。1911年，在现今中亚除哈萨克斯坦外的四国中共有63所这类学校，在校生4000余人， 在塔吉克斯坦还开办了10所培养低级官吏的学校。

　　二、苏联时期的教育政策与教育状况

　　1、苏联教育政策及在中亚地区的体现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党和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国民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当局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为中亚五国制定和改革文字。在20－30年代，苏联政府将中亚地区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先改成拉丁字母，后又改为吉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如果说将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使学生易学，那么改成俄文字母则明显使其向俄文*拢，便于俄罗斯化。在不到十年期间两次改文字，对该地区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2、采取空前未有的大规模扫盲运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为推动扫盲运动的开展，苏联用各民族文字出版了大量识字课本、教科书和直观教材等。中亚五国广泛开办了成年扫盲学校和扫盲班。例如，塔吉克斯坦，1926－1932年，各类扫盲点由63个发展到3300个，脱盲人数达13万多，其中妇女2万多，1940年顺利完成了扫盲工作。 1932年，中亚五国识字人口已超过60%。 到50年代后期，中亚五国基本上扫除了文盲。3、确保教育世俗化，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4、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预算拨款，普通学校获得大发展，如，1937年对普通学校的拨款比1932年增加了3倍多。1933－1937年，塔吉克斯坦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一半，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3.5倍，吉尔吉斯坦增加2.5倍，土库曼斯坦增加0.8倍，哈萨克斯坦增加0.7倍。 1940年，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拨款为6.86亿卢布，到50年代初则增加到13.6亿卢布，增长了1倍。1940－1941学年与1914－1915学年相比，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74倍，普通学校为4838所，在校生126万多人，教师人数达3.6万人。塔吉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85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加46倍，土库曼斯坦增加36倍。学校种类和级别也增加，各共和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卫国战争最困难年代，苏联政府还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发展民族共和国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本地民族学生，政府规定免收他们的学费，并为穷苦学生提供食宿。在战争年代高校学生人数显著减少，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共和国的大学生名额却有很大增长。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1976年，苏联已普及了十年义务教育。1940－1978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长了5.3倍，而土库曼斯坦则增长了10.1倍，乌兹别克斯坦增长了1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16.1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22.2倍，塔吉克斯坦增长了22.6倍。5、在教育方面也推行缩小或拉平与全苏水平差距的政策。正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使中亚五国教育状况明显改善。据1979年苏联人口统计资料，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中亚地区，每千人中具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者617人，与全苏水平638人相比已十分接近。

　　根据1973年生效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中亚五国在教育体制等方面除与俄罗斯保持一致外，还享有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在制定本国国民教育政策方面的权限。80年代，在哈萨克斯坦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当地主体民族优先的规定。

　　3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民族政策存在错误，人为地加速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过程，使中亚五国的教育失去自己的特点，完全成为俄罗斯教育的翻版，教学语言也逐渐改用俄语。这对独立后中亚五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后果。

　　2、苏联时期各类教育状况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 各类教育简况

　　学前教育。这是在十月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教育形式。20年代起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开始设立学前儿童教育机构。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常设学前教育机构为9700个，入托受教育儿童为130万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8700个和120万名。中亚其他三国学前教育机构也有较大发展。

　　普通教育。苏联时期，普通教育发展迅速，实现了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体制方面各共和国相似，皆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以保证整个普通教育的连惯性。中亚五国普通教育的发展有个过程。例如，1956年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完成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59年开始普及八年制教育。塔吉克斯坦1950年就完成了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62年完成了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中亚五国普通学校发展情况见下表。

建议你访问一下东北的老人，了解一些当年苏军在东北驻军时的风纪：强奸、抢劫是非常普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卢冬生，就是因为制止苏军兵痞抢劫，被恼羞成怒的苏军兵痞打死的）。除了的风纪犯罪之外，苏军还对东北的生产资料进行了有组织而毁灭的劫掠。下面是一个统计数字。
工业种类 鲍莱调查报告 “ 东北工侨”统计
损失金额 工作能力损失% 损失金额 工作能力损失%
电力 201，000，000 71% 219，540，000 60%
煤矿 50，000，000 90% 44，720，000 80%
钢铁 131，260，000 50-100% 204，052，000 60-100%
铁路 221，390，000 50-100% 193，756，000
机械 163，000，000 80% 158，870，000 68%
液体燃料
及润滑油 11，380，000 75% 40，719，000 90%
化学工业 14，000，000 50% 74，786，000 33。5%
59，056，000 50%
水泥 23，000，000 50% 26，234，000 54%
非金属
及矿山 10，000，000 75% 60，815，000 50-100%
纤维 38，000，000 75% 135，113，000 50%
木浆及纸 7，000，000 30% 13，962，000 80%
无线电及
电信电话 25，000，000 20-100% 4，588，000 30%
（以上不包括银行方面的损失）
总计 895，030，000 1，236，211，000 1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23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自愿，也有强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内部改组，也有外部侵略。

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组成联邦是当时苏联政府强迫加入的，其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后来还要分开。）

1925年，中亚地区新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

1929年，由于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成为苏联的第七个成员国。

1936年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条：一、这个共和国一定处在边疆区，应同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以自己的名称作为共和国名称的那个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应占半数以上；三、这个共和国人口总数应在一百万以上。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中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上述五国于1936年12月5日新宪法生效之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建制被取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发展到11个。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防御德国。早在德波战争期间，苏联即着手建立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防备德国进攻的所谓东方战线，企图通过扩大西部疆域加强防御德国侵略的战略地位。

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翌年3月苏芬和约将列宁格勒附近苏联国境线向北推移150千米，苏联将获取的4.1万平方千米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又将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接收为第12个加盟共和国。

1940年6月，苏联以立陶宛政府违反苏立互助公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组成反苏军事联盟为由，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3国。8月初，三国被迫加入苏联。斯大林对当地民族不满者采取了罕见的“集体惩罚”措施，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从12个发展到15个。但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它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独立绝非偶然。

1940年6月，苏联以国际形势要求用最快速度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为由，出兵占领罗马尼亚管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将比萨拉比亚并入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从而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1956年，苏联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但造成当地民族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它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至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固定为15个。
第一节 教育事业状况与政策

一、十月革命前教育简况

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教育非常落后，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当时该地区教育有以下特点：1、居民受教育程度极低，文盲充斥。1897年，在9－49岁居民中，吉尔吉斯人识字者仅占0.6%、土库曼人占0.7%、塔吉克人占0.5%、乌兹别克人占1.6%、哈萨克人占2%。 1913年，乌兹别克斯坦识字人口占2%、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识字人口分别占1.5%、2－3%。 2、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宗教教育，学校与宗教合一。早在八世纪，在现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就出现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学生主要通过背诵阿拉伯文经文学习文化。中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清真寺创办了初等和中等宗教学校，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培养职业宗教人员。学生大都为官吏和富豪子弟。3、受俄罗斯的影响较大。沙俄时期，当局出于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创办了俄罗斯学校和当地民族混合学校，讲授俄语和实用知识。在哈萨克斯坦创办了俄语哈语学校、男女生混合学校。1911年，在现今中亚除哈萨克斯坦外的四国中共有63所这类学校，在校生4000余人， 在塔吉克斯坦还开办了10所培养低级官吏的学校。

二、苏联时期的教育政策与教育状况

1、苏联教育政策及在中亚地区的体现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党和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国民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当局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为中亚五国制定和改革文字。在20－30年代，苏联政府将中亚地区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先改成拉丁字母，后又改为吉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如果说将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使学生易学，那么改成俄文字母则明显使其向俄文*拢，便于俄罗斯化。在不到十年期间两次改文字，对该地区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2、采取空前未有的大规模扫盲运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为推动扫盲运动的开展，苏联用各民族文字出版了大量识字课本、教科书和直观教材等。中亚五国广泛开办了成年扫盲学校和扫盲班。例如，塔吉克斯坦，1926－1932年，各类扫盲点由63个发展到3300个，脱盲人数达13万多，其中妇女2万多，1940年顺利完成了扫盲工作。 1932年，中亚五国识字人口已超过60%。 到50年代后期，中亚五国基本上扫除了文盲。3、确保教育世俗化，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4、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预算拨款，普通学校获得大发展，如，1937年对普通学校的拨款比1932年增加了3倍多。1933－1937年，塔吉克斯坦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一半，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3.5倍，吉尔吉斯坦增加2.5倍，土库曼斯坦增加0.8倍，哈萨克斯坦增加0.7倍。 1940年，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拨款为6.86亿卢布，到50年代初则增加到13.6亿卢布，增长了1倍。1940－1941学年与1914－1915学年相比，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74倍，普通学校为4838所，在校生126万多人，教师人数达3.6万人。塔吉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85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加46倍，土库曼斯坦增加36倍。学校种类和级别也增加，各共和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卫国战争最困难年代，苏联政府还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发展民族共和国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本地民族学生，政府规定免收他们的学费，并为穷苦学生提供食宿。在战争年代高校学生人数显著减少，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共和国的大学生名额却有很大增长。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1976年，苏联已普及了十年义务教育。1940－1978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长了5.3倍，而土库曼斯坦则增长了10.1倍，乌兹别克斯坦增长了1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16.1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22.2倍，塔吉克斯坦增长了22.6倍。5、在教育方面也推行缩小或拉平与全苏水平差距的政策。正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使中亚五国教育状况明显改善。据1979年苏联人口统计资料，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中亚地区，每千人中具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者617人，与全苏水平638人相比已十分接近。

根据1973年生效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中亚五国在教育体制等方面除与俄罗斯保持一致外，还享有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在制定本国国民教育政策方面的权限。80年代，在哈萨克斯坦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当地主体民族优先的规定。

3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民族政策存在错误，人为地加速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过程，使中亚五国的教育失去自己的特点，完全成为俄罗斯教育的翻版，教学语言也逐渐改用俄语。这对独立后中亚五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后果。

2、苏联时期各类教育状况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 各类教育简况

学前教育。这是在十月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教育形式。20年代起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开始设立学前儿童教育机构。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常设学前教育机构为9700个，入托受教育儿童为130万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8700个和120万名。中亚其他三国学前教育机构也有较大发展。

普通教育。苏联时期，普通教育发展迅速，实现了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体制方面各共和国相似，皆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以保证整个普通教育的连惯性。中亚五国普通教育的发展有个过程。例如，1956年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完成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59年开始普及八年制教育。塔吉克斯坦1950年就完成了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62年完成了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中亚五国普通学校发展情况见下表。
回答者：QQ66723 - 童生 一级 1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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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帝国爆发二月革命，导致沙皇下台，俄罗斯帝国解体注1。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俄语意为"大会"）并存的局面。最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布尔什维克）联合其它左翼政党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革命后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简称苏俄，其后与德国及其盟国签订和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法国、日本、波兰等国因不满苏俄单方面退出对德战争，以及沙皇俄国债务等问题，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国内忠于沙皇的势力以及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力量不敢心失败，组织白军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经过国内战争，苏俄红军击败了白军和众多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巩固了政权。

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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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23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自愿，也有强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内部改组，也有外部侵略。

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组成联邦是当时苏联政府强迫加入的，其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后来还要分开。）

1925年，中亚地区新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

1929年，由于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成为苏联的第七个成员国。

1936年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条：一、这个共和国一定处在边疆区，应同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以自己的名称作为共和国名称的那个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应占半数以上；三、这个共和国人口总数应在一百万以上。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中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上述五国于1936年12月5日新宪法生效之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建制被取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发展到11个。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防御德国。早在德波战争期间，苏联即着手建立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防备德国进攻的所谓东方战线，企图通过扩大西部疆域加强防御德国侵略的战略地位。

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翌年3月苏芬和约将列宁格勒附近苏联国境线向北推移150千米，苏联将获取的4.1万平方千米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又将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接收为第12个加盟共和国。

1940年6月，苏联以立陶宛政府违反苏立互助公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组成反苏军事联盟为由，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3国。8月初，三国被迫加入苏联。斯大林对当地民族不满者采取了罕见的“集体惩罚”措施，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从12个发展到15个。但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它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独立绝非偶然。

1940年6月，苏联以国际形势要求用最快速度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为由，出兵占领罗马尼亚管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将比萨拉比亚并入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从而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1956年，苏联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但造成当地民族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它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至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固定为15个。
第一节 教育事业状况与政策

一、十月革命前教育简况

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教育非常落后，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当时该地区教育有以下特点：1、居民受教育程度极低，文盲充斥。1897年，在9－49岁居民中，吉尔吉斯人识字者仅占0.6%、土库曼人占0.7%、塔吉克人占0.5%、乌兹别克人占1.6%、哈萨克人占2%。 1913年，乌兹别克斯坦识字人口占2%、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识字人口分别占1.5%、2－3%。 2、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宗教教育，学校与宗教合一。早在八世纪，在现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就出现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学生主要通过背诵阿拉伯文经文学习文化。中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清真寺创办了初等和中等宗教学校，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培养职业宗教人员。学生大都为官吏和富豪子弟。3、受俄罗斯的影响较大。沙俄时期，当局出于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创办了俄罗斯学校和当地民族混合学校，讲授俄语和实用知识。在哈萨克斯坦创办了俄语哈语学校、男女生混合学校。1911年，在现今中亚除哈萨克斯坦外的四国中共有63所这类学校，在校生4000余人， 在塔吉克斯坦还开办了10所培养低级官吏的学校。

二、苏联时期的教育政策与教育状况

1、苏联教育政策及在中亚地区的体现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党和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国民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当局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为中亚五国制定和改革文字。在20－30年代，苏联政府将中亚地区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先改成拉丁字母，后又改为吉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如果说将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使学生易学，那么改成俄文字母则明显使其向俄文*拢，便于俄罗斯化。在不到十年期间两次改文字，对该地区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2、采取空前未有的大规模扫盲运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为推动扫盲运动的开展，苏联用各民族文字出版了大量识字课本、教科书和直观教材等。中亚五国广泛开办了成年扫盲学校和扫盲班。例如，塔吉克斯坦，1926－1932年，各类扫盲点由63个发展到3300个，脱盲人数达13万多，其中妇女2万多，1940年顺利完成了扫盲工作。 1932年，中亚五国识字人口已超过60%。 到50年代后期，中亚五国基本上扫除了文盲。3、确保教育世俗化，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4、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预算拨款，普通学校获得大发展，如，1937年对普通学校的拨款比1932年增加了3倍多。1933－1937年，塔吉克斯坦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一半，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3.5倍，吉尔吉斯坦增加2.5倍，土库曼斯坦增加0.8倍，哈萨克斯坦增加0.7倍。 1940年，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拨款为6.86亿卢布，到50年代初则增加到13.6亿卢布，增长了1倍。1940－1941学年与1914－1915学年相比，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74倍，普通学校为4838所，在校生126万多人，教师人数达3.6万人。塔吉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85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加46倍，土库曼斯坦增加36倍。学校种类和级别也增加，各共和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卫国战争最困难年代，苏联政府还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发展民族共和国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本地民族学生，政府规定免收他们的学费，并为穷苦学生提供食宿。在战争年代高校学生人数显著减少，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共和国的大学生名额却有很大增长。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1976年，苏联已普及了十年义务教育。1940－1978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长了5.3倍，而土库曼斯坦则增长了10.1倍，乌兹别克斯坦增长了1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16.1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22.2倍，塔吉克斯坦增长了22.6倍。5、在教育方面也推行缩小或拉平与全苏水平差距的政策。正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使中亚五国教育状况明显改善。据1979年苏联人口统计资料，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中亚地区，每千人中具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者617人，与全苏水平638人相比已十分接近。

根据1973年生效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中亚五国在教育体制等方面除与俄罗斯保持一致外，还享有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在制定本国国民教育政策方面的权限。80年代，在哈萨克斯坦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当地主体民族优先的规定。

3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民族政策存在错误，人为地加速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过程，使中亚五国的教育失去自己的特点，完全成为俄罗斯教育的翻版，教学语言也逐渐改用俄语。这对独立后中亚五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后果。

2、苏联时期各类教育状况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 各类教育简况

学前教育。这是在十月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教育形式。20年代起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开始设立学前儿童教育机构。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常设学前教育机构为9700个，入托受教育儿童为130万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8700个和120万名。中亚其他三国学前教育机构也有较大发展。

普通教育。苏联时期，普通教育发展迅速，实现了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体制方面各共和国相似，皆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以保证整个普通教育的连惯性。中亚五国普通教育的发展有个过程。例如，1956年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完成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59年开始普及八年制教育。塔吉克斯坦1950年就完成了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1962年完成了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中亚五国普通学校发展情况见下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帝国爆发二月革命，导致沙皇下台，俄罗斯帝国解体注1。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俄语意为"大会"）并存的局面。最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布尔什维克）联合其它左翼政党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革命后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简称苏俄，其后与德国及其盟国签订和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法国、日本、波兰等国因不满苏俄单方面退出对德战争，以及沙皇俄国债务等问题，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国内忠于沙皇的势力以及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力量不敢心失败，组织白军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经过国内战争，苏俄红军击败了白军和众多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巩固了政权。

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
回答者：mrggx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2-4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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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的形成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23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自愿，也有强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内部改组，也有外部侵略。

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组成联邦是当时苏联政府强迫加入的，其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后来还要分开。）

1925年，中亚地区新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

1929年，由于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成为苏联的第七个成员国。

1936年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条：一、这个共和国一定处在边疆区，应同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以自己的名称作为共和国名称的那个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应占半数以上；三、这个共和国人口总数应在一百万以上。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中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上述五国于1936年12月5日新宪法生效之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建制被取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发展到11个。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防御德国。早在德波战争期间，苏联即着手建立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防备德国进攻的所谓东方战线，企图通过扩大西部疆域加强防御德国侵略的战略地位。

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翌年3月苏芬和约将列宁格勒附近苏联国境线向北推移150千米，苏联将获取的4.1万平方千米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又将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接收为第12个加盟共和国。

1940年6月，苏联以立陶宛政府违反苏立互助公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组成反苏军事联盟为由，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3国。8月初，三国被迫加入苏联。斯大林对当地民族不满者采取了罕见的“集体惩罚”措施，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从12个发展到15个。但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它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独立绝非偶然。

1940年6月，苏联以国际形势要求用最快速度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为由，出兵占领罗马尼亚管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将比萨拉比亚并入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从而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1956年，苏联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但造成当地民族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它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至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固定为15个。

苏联解体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可谓关键因素。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忽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在实践上对民族问题解决不力、处理失误，造成许多难以化解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的民族矛盾，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苏联的形成和扩大的过程有明显的体现。

二、苏联模式的特点

苏联模式是指在苏联具体国情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伴随着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逐渐形成的，最终成为一个以过分集权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也称为斯大林模式。过分集权特征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

1、政治方面：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国家的本质属性上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忽视民主和法制；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几乎变成党对国家直接发号施令，以党代政；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经、文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执政党自身不能实施自我监督，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总书记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和终身制；国家安全机关由个人直接领导，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拥有特殊的地位。

2、经济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重工业占绝对优先地位的畸形经济结构；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统一，经济按部门管理，即以条条管理为主，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具有高度集中性、广泛性和指令性特点，走以实现赶超为目标的非平衡和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

3、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管理，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取舍均受官方意志裁定，组织保障和具体执行高度行政化。对于科学和文化中的问题，凡是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有错误的都要采取行政处分措施，甚至一部电影、一本小说都要由领导来决定是非，集中表现为“思想文化专制主义”。

4、对外关系方面：从20年代列宁新经济政策阶段的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封闭，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转向冷战对峙，甚至准备并进行热战对抗。同时，培植了一个党政军高薪官僚特权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直至发展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掘墓人。

总之，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伟大作用勿庸置疑，但这种过分集权为特征的模式也僵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三、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教育改革

苏联是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十月革命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教育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0)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教育改革阶段；第二阶段(1931--1940)为苏联三十年代的教育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41--1945)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教育调整阶段。这些改革实践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在实践上进一步提高和充实了巴黎公社教育改革的经验，无产阶级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日益丰富和完善。
莫斯科红场

1、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教育革命。苏维埃建立政权初期(1917--1930)的教育改革，是在“把学校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彻底消灭阶级划分的工具”，“变为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确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大力提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几项重大措施：(1)确立俄共(布)对教育事业的绝对领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领导机构；(2)建立新的“统一劳动学校”制度；(3)建立新型师资队伍；(4)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编写新教材。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教改措施。如大力扫除文盲，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等，并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由于经验不足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干扰，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也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

2、苏联30年代教育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也是整顿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时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行各业迫切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尤其对高级科技干部更为需要。为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并论证了选拔和造就掌握技术和精通技术的专门人才，以及培养红色专家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时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战斗口号。

联共(布)中央为了整顿普通教育，于30年代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定，其中主要有：(1)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2)1932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育制度的决定》；(3)1933年2月12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4)1936年7月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同时，联共(布)中央对高等教育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并在培训师资、建立统一新学制和进一步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均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决定与措施，适应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而在总结20年代教育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动了30年代的教育改革，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进展。

3、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教育。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猛烈进攻。苏联广大教育工作者、全体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响应斯大林同志的口号，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把教育工作纳入战时体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有关部门对学校教育工作做了重要调整：(1)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工作，动员广大师生参军参战；(2)适应战争需要，调整学制，创办新学校；(3)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军事训练。同时，还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普及义务教育，并富有远见地创办了教育科学院，为战后苏联教育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苏联于1958、1964、1977、1984年进行了四次大的改革，以调整、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四、苏联模式失败的文化原因

《社会主义研究》陈肖沫、张泽洪的文章说，前苏联长期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这种“高压”文化首先表现为“领袖真理化”。苏联开展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使斯大林成为真理的化身。一位前苏联史学家说：“被认为是真理的不是那些符合实际和经过试验的东西，而是那些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的东西才是真理”。“万能”的斯大林还俨然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一切思想文化理论均以最高领袖的评判为最终标准。斯大林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在领袖真理化上一脉相承，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离经叛道者”除了采取传统的批判、清洗等方式样外，还采用诸如吊销国籍，强制精神治疗等更为“叫绝”的手段。而且，“领袖真理化”还被大大的泛化，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一把手顺理成章成为本地区、本部门的真理化身。其部属和统辖下的老百姓必须对其绝对服从。

其一，关于群众性。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尔尼科夫在回答“苏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敏感问题时说，我们的电视台、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三四版略有不同，国内看不到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任何创新都被扼杀，他认为这很不正常，因为一些人提出问题和建议，不是反对党、而是帮助党完善。而官方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各种风格和流派的自由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文化的单一性代替了多样性，钦定风格取代了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在这样一种高压政策下，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当时的电台报纸上那些明明不为群众欢迎的政策方针，却摇身一变，无一例外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同声欢呼”。这就是苏联文化的“群众性”。

其二，关于民族性。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中苏联是继承与抛弃相错位。一个众所熟知的事例是，虽然在探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发扬了俄罗斯民族坚强的组织性，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更多的是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沙皇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等糟粕性的东西。

其三，关于开放性。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外国文化实行关门主义，典型理论如日丹诺夫所提出的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把西方国家文化中出现的新学说，如控制论、系统论以及心理学、生物学的理论统统斥之为唯心主义，是伪科学。在他们眼中，凡西方文化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无法借鉴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这种在“纯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社会主义文化的做法，不但没有杜绝资产阶级文化，相反，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一种神秘威、向往感。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宽松环境，先进文化的产生应该有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五、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

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俄文音译，意为多数派。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制定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人发生激烈争论。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时，拥护列宁的人得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得少数票，称孟什维克。1903年后两派在组织问题上分歧加深。1905年革命时期，两派提出两种不同的策略路线。1906～1907年该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形成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了俄共(布)总书记。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
国际上，苏维埃俄国由于坚定地执行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际地位日渐增强。到1925年，除美国外(1933年美苏建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由高潮转入低潮。国际资产阶级扼杀了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国的革命，并且继续包围、封锁苏俄，并策划新的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斗争日益复杂了。
在国内，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政治体制基本上保证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济管理上则较多地利用了市场机制，地方和企业也享有较多的自主权。列宁逝世后，是否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不需要修改”。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继续实行，在大大增强无产阶级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成分特别是在流通领域中有所增长。这样，在苏俄国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并存而又斗争的复杂局面。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强调“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会改变。”直到1929年，斯大林才提出“抛开新经济政策”，宣布进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展开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新经济政策基本上终止了。1932年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正式宣布新经济政策进入最后阶段。新经济政策的终止，标志着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结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形成。

一、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形成

列宁逝世后的一个时期，即斯大林领导前期，党内纷争迭起不息，权力体制进一步集中化。
激烈的党内斗争。1923年，列宁的病情越来越重，不能视事。托洛茨基乘机进行派别活动。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信给中央，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10月15日，他又纠集派别分子向党递交了有46名党的负责干部签名的声明书，即46名反对派政纲。要求改变党的路线，整刷党的机关全体成员。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和46人的活动，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然而就在中央公布决议的第二天，托洛茨基擅自发出一封题为《新方针》的给全党的公开信，把矛头直指党中央的领导机关。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胆子更大了。9月，他将自己早年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一本书，并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在文章中不断抬高和夸大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描绘得比列宁还高明。这本小册子和序言一发表，立即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0月18日，加米涅夫首先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反驳了托洛茨基的言论。11月19日，斯大林仍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发表演说，提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10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认为托洛茨基是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成了众矢之的，各类报刊发表文章批、揭托洛茨基主义；各地党组织纷纷集会，发表声明痛斥托洛茨基主义。1月17日-20日，俄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通过决议，给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前夕，党内结成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会上，围绕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争论。季诺维也夫认为，如果西方不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苏联就建不起来，他说:“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剖析了“新反对派”的理论错误。斯大林指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两个问题明确区分，给予不同的回答。他说:“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需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思想，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符合了当时的俄国国情，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十四大闭幕后，中央改组了“新反对派”有较大势力的列宁格勒的党组织，选出基洛夫任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北局书记。“新反对派”在政治上、组织上遭到失败。
“新反对派”失败以后，党内新老两个反对派开始接近起来。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召开联席会议，反对派提出一份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人署名的《十三人声明》，对当前的党内外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托季联盟形成的标志。托季联盟形成后，反对派成员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学校，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反对派的政纲，在基层组织引起了激烈争论。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召开联席会议，严厉批评了托季联盟的错误言行。并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提出警告，免去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27年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等八十四人上书联共(布)中央和政治局，史称《八十四人声明》。声明认为中央多数派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指责多数派损害党内民主，遏制党内争论，斗争继续升级。联共(布)十五大前夕，托季联盟越走越远，炮制了一份《反对派政纲》并秘密印刷、散发。10月21-23日，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决定进行全党公开争论。经过全党大辩论，99%以上的党员投票拥护斯大林为首的中央路线。赞成托季联盟路线的不足1%。托季联盟的首领们顿时手忙脚乱，竟然铤而走险，于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组织一帮人去莫斯科、列宁格勒街头示威，公开对抗中央。11月14日，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党籍。12月，联共(布)十五大又作出决议，把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清除“一切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托季联盟破产了。
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刚告一段落，斯大林和布哈林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政策问题，又展开了一场大争论。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同时由于工业品不足出现了商品匮乏，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和安定。192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斯大林亲自巡视了西伯利亚产粮区，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前往北高加索、伏尔加、乌拉尔等产粮区巡视。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富农的破坏，虽然中农是农村中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粮价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布哈林则认为，购粮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中的错误，而富农只有“当它能利用我们的错误时才是一只危险的力量。”在解决粮食困难的出路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要建立“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布哈林则写信给斯大林，指责中央的工作脱离了十五大的路线。7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两人分别作了多次内容针锋相对的讲话。9月底，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对中央多数派强制推行工业化、贡税论等主张予以激烈的批评。1929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布哈林问题。4月16-23日，斯大林发表《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演讲，宣布党内存在两条路线。随后布哈林《真理报》主编的职务被解除，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并解除了布哈林等人的政府领导职务。
权力体制的集中化。斯大林及其拥护者通过战胜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新反对派，取得了苏联军队的领导权；通过战胜布哈林集团，取得了苏联政府的领导权。党内斗争的结果使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个人威望空前提高，领袖地位得以确认。但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却严重被削弱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形成了。
首先，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随意推迟。十月革命后，按照党章规定，在每年的3-4月间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俄共(布)七大到十三大都严格遵守了这一规定。可是列宁逝世后1925年12月十四大召开推迟了半年；1927年12月召开的十五大整整推迟了一年。十五大修改了原来党章的规定，决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十六大仍未如期举行，推迟了半年，于1930年6月召开。而十七大则又是在三年半之后的1934年1-2月召开的。到斯大林领导后期(1934-1953年，1953年斯大林逝世)，二十年内仅召开过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当然，究竟相隔多久举行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最适宜，是可以商榷并通过一定程序加以变更的。但是既然党章作了规定，在没有变更之前又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应当随意推迟。这种随意性反映出党的最高机关实际权力的削弱，广大党员民主权利的削弱。
其次，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是政治局处理日常政务。但是由于战争需要，将“不容拖延的问题”集中到政治局解决的做法在和平时期沿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样，少数人组成的政治局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关，对于这种权力状态，斯大林是直言不讳的。他在1925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这么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委员会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机关”。另外特别一提的是书记处，书记处名义上是负责日常性的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从属于政治局和组织局。但是，它和政治局、组织局密切配合，实际权力逐年增大。最主要的是它握有“推荐”、“委派”、升迁党、政府(人民委员会)、工厂、工会、农村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此外书记处的权力还足以影响中央最高机关的人选和决策。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召开时间、代表名额、议程、产生办法等都是由政治局委托书记处具体办理。而书记处又日益俯首听命于另有一班人马的“斯大林办公室”。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全党的权力实际上集中在斯大林为首的少数人手中，斯大林以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的身份，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的首脑领袖。
最后，党领导层的监察制约机制失控。列宁生前，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和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关，而且前者有权独立地对后者是否违反党纲、党章、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实行检查而不受后者约束。可是列宁逝世后，这些决议和文件没有付诸实践。1924年俄共(布)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决议规定，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会一样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委的权限开始缩小。1925年十四大通过了新党章，规定凡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批准者可以兼职。于是，1926年11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决议，由中央委员奥尔中尼启则代替古比雪夫，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2月，联共(布)中央与中央监委联席会议再次以委派方式，任命非中央监委的安德列耶夫取代奥尔中尼启则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央监委的独立性彻底丧失，成为打击反对派的工具。1934年1月末2月初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连任总书记。大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降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党的监察制约机制名存实亡了。 1936年，苏联制定新宪法，新宪法强调了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但却没有载明列宁曾强调的党应当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国家权力进一步高度集中化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25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工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1913年)的75%，农业总产值为战前的87%。但农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67.6%，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苏联人民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把苏联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即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大会以后，联共(布)领导苏联人民立即展开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的工作。
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个崭新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社会主义工业化从什么地方入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来看，它通常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经过漫长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当时的苏联不能走这一条道路。因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如果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就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无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苏联共产党排斥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采取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它。而当时苏联在经济技术上还很落后，如果短期内不在经济技术上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苏联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从国内看，苏联当时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为了在国内彻底解决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就必须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农业，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也要求加速工业化。苏联工业化高速度发展的方针，无论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对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都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斯大林认为，苏联实现工业化绝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索取战争赔款，借外债等方式来获得工业化的资金，而只能靠内部工人农民自己积累。因为原有工业基础薄弱，工业所提供的积累有限，农业所提供的积累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实行义务交售制，预购合同制，征收使用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费用，提高工业品价格等方式积累大量建设资金。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起草了1928-1933年度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使苏联从农业国迅速变为工业国；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攻，改变社会的经济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他们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32年底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工业总产值比计划实行前增长119%，平均每年增长22%，整个工业的固定基金增加了一倍，其中重工业的基金增长二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升为70.7%。在工业生产中，轻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重工业产值已由计划实行前的44.5%增加到53%。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全国新建成1500个大企业，出现了一大批旧俄时代所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拖拉机、汽车、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机床制造业等。
从1933年起，苏联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遵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都增长一倍以上，几项重要产品产量指标分别增长一到二倍。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速度过快，重工业投资过多，出现了不平衡，第二个五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内部结构。1937年4月1日，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这一时期内，共有4500个新的工业企业投入生产。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的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也已基本完成。但消费品工业的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均未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速度和指标。主要原因是战争威胁迫近，需要大力增强国防力量，发展国防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此外，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迟缓也影响了轻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俄国的落后面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据1937年统计，苏联的工业产量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工业固定资产比1928年增加四倍以上，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六倍多，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77.3%，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克服了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困难，到1927年底，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1927年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大低于战前1913年的水平，谷物的总产量也未达到战前水平，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猛增，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落后，成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不改变农业的这种落后状态，就不能推进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必将严重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为了摆脱农业的落后状况，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作为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会上，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以实现农业集体化作为解决农业发展落后问题的途径。他指出，农业的“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在全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会议决定:“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决议强调，劳动人民的自愿是实现农业集体化要遵循的原则。决议认为，当时迫切的任务是向农民宣传逐步过渡到大规模的公有化农业经济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以各种实际办法鼓动农村中现有的集体经济成分的增长。可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农业集体化方针和政策还是谨慎的、稳妥的。1927年底以前，苏联加入各种农业集体组织的农户大约占总农户的二分之一，主要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组织。而在生产领域，农民的合作组织发展较慢，入社农户约为20万户，不到农户总数的1%。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工业化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这为适当加快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十五大以后，苏联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伐。1928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5%；1929年，入社农户超过了总农户的一半。其中，参加农业劳动组织即集体农庄的，1928年达41万户，1929年增至接近240万户，占总农户的10.8%。这样的发展速度符合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精神，同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的。但是，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加强了苏联对小农经济改造和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紧迫感。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采取重大决断，决定从1929年秋开始加速农业集体化步伐，自上而下地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1929年6月，参加集体农庄户数刚过100万户，三个月后，迅速增至190万户。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大转变的一年》的著名文章，肯定和赞扬全盘集体化运动。他在文中分析当时农村形势时说:“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加入了。”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政策，把1929年以前的限制富农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决议规定了当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集体化运动，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广大农民在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空前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30年2月20日，苏联全国50%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
随着集体化运动迅猛的向前发展，一些党组织和工作人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严重地违背和歪曲了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一些地区的集体化运动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和偏差。有些地区不贯彻自愿原则，甚至用对待富农的办法——剥夺财产和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许多中农甚至贫农都成了“被剥夺者”；有些地区竞跳过农业劳动组合阶段直接组织公社，在“一切公有化”的错误口号指导下，把农民的生活资料——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都公有化了；有些地区无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不从实际出发，要求立即完成集体化。这些严重的左倾错误和偏差引起了富农的极大不满，富农分子又趁机煽动，因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宰杀牲畜的现象，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现象。
联共(布)中央发现了这种情况后立即采取了纠偏的坚决措施。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揭露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强调贯彻自愿原则的重要性，并强调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接着，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列举了集体化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错误，责成各级党组织纠正。决议强调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反对草率地从劳动组合跳到农业公社。根据这个决议，纠正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做法，颁布了《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解散了一些条件不成熟而仓促凑合的集体农庄。经过整顿以后，到1930年夏天，留在集体农庄里的农户由原先的1400万户降为63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23.6%。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国家采取措施，在资金、机器、种子、肥料等方面扶助集体农庄，大批农户又重新加入了集体农庄。到1931年，集体农庄达224500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13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2.7%，占耕地面积的63%。就主要产粮区来说，集体农庄包括了占总数80%以上的农户和90%以上的播种面积。这些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在农村获得了巨大胜利。
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确认党的总路线取得全面胜利。他说:“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
到1934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全苏联农户总数的71.4%，农庄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4%。全盘集体化基本上实现了，富农阶级基本消灭，集体农庄已成为牢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三、苏联的文化建设

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沙皇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因此，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全国还有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尤其是在农村，据估计，文盲达乡村人口的60%。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无法进一步吸引千百万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1929年5月，联共(布)中央专门作出《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要使教育成为动员劳动群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任务的一种手段，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到1932年，扫盲学校的学生已达1500万人，并开始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到1939年，9岁到49岁居民中识字者已达87.4%。中小学学生人数已由1928年的1146万人增加到1932年的2139万人，到1938年，又增加到2956万人。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16.8万人增加到1932年的50.4万人，到1938年的54.7万人。此外，科研机构及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也有很大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学术事业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不同流派之间的自由争论，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在哲学方面，德波林学派和机械论学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经济学方面，出现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论战；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文学的繁荣；在历史学方面，波克罗夫斯基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编写俄国史和创建无产阶级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造就了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也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苏联在文化上实行的也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各种文化单位均由国家包下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