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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名家书法辨伪的奇书——《中国书法“鸳鸯对”鉴定全集》 所谓“鸳鸯对”，是泛指名家书法楹联中出现的两件以上相同字句样式的传世作品。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我国著名收藏家田家英先生收藏有清代书法家黄易的一副对联，先后被多种书刊引用介绍，但上海一收藏家也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黄易对联，而且书写比田家英收藏的更佳。

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有清代湘军名将左宗棠的一副书法对联，经常展出并精印出版，但完全相同而且更好的一副对联则保存在常州市博物馆内。

曾在毛泽东书房内悬挂过的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的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陈伯达曾企图占为己有，但台湾又出现了邓石如的这副“鸳鸯对”。这是《中国书法“鸳鸯对”鉴定全集》所收录的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的大量历代书法“鸳鸯对”真伪鉴定资料之一。数以百计的名家书法“鸳鸯件”的大量存在与集中披露，把我们的目光从热闹的展览会、拍卖会现场吸引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平台。

中国字画的鉴赏与辨伪，产生于传播手段与保存条件不甚发达的古代社会。其独特的复杂性在于，历史上书画创作衍生出的多义性——临、仿、摹、代、改、造等手法在当时条件下的合理合法，导致了一些古代名作在当时就出现两件甚至更多的“副本”。这一现象自古至今均不能免。而纯粹出于作伪目的的“造”，有所本的“熟造”和无所本的“生造”、“冒造”，本质均为伪造，致使流传下来的名作往往已非真迹，后世遂以摹本、临本为真迹者并不鲜见。

岭南版《中国书法“鸳鸯对”鉴定全集》，是编著者王乃栋先生阅书千种、历时十年对名家楹联潜心搜集、整理，在拥有尽可能详尽的可视图录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不迷信和局限于某些馆藏作品与名家定论，从书法艺术角度进行探讨而作出的研究、鉴识图册，首次以大量图版实录来揭示名家书法“鸳鸯件”问题，是一部关于中国书法“鸳鸯对”大揭秘、中国书法作伪手法大披露、中国书法传世赝品大曝光的专著。全集分三卷，卷一《历代楹联书法真伪图鉴》收入自明代徐渭、张瑞图、陈洪绶到清代的傅山、笪重光、恽寿平、金农、李鱓、黄慎、厉慎、厉鹗、郑板桥、王文治、翁方纲、铁保、林则徐、左宗棠、刘熙载、翁同龢、齐白石等36家楹联“鸳鸯件”百余件；卷二《碑学名家书法真伪图鉴》收入自邓石如、黄易、奚冈、洪亮吉、陈鸿寿、吴熙载、何绍基、伊秉绶至康有为、李瑞清等28家；卷三《海派画家书法真伪图鉴》收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书法“鸳鸯件”，合共300余件。卷中每页以大幅书法图录为主，附以书家简介及作品评析，分门别类，资料甚为丰富。书中部分作品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画廊，包括我国港、台及日本等地的公私藏家，散见于各类画册图录。某些作品，当单独出现时，似乎每件都是名家佳作甚至精品，但摆放到一起来鉴赏，问题就显现了。

名家作品的作伪售假，这一历史遗传下来的“痼疾”，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会有愈演愈烈的可能，这就需要进行理性的调控。常识告诉我们，书法家对同一文字内容反复书写多件或以几种不同形式书写，是合乎情理的事。而亲手描摹，复制自己的作品，这种可性则值得怀疑。一件作品出现极度相近似的“鸳鸯件”，由同一作品仿制衍生出的“三胞胎”、“四胞胎”流传于世，其作者身份与制作动机就是名副其实的“别有用心”了。另一个常识是，个别前代名家囿于帖学门户的局限，写大字是其弱项，因此，对这类仿制作品的“变数”把握与判断，对这类“鸳鸯件”的真伪优劣问题，有时还要用逆向思维度之。在艺术市场中，赝品得以流通，常是因为作伪售假者的智能往往与购藏者的经济力高下成正比，购藏者鉴识力的提高往往滞后。这套鉴定图集的编著，仅是就明代以来名家书法楹联（涉及个别册页、条屏、中堂等）这一专题作出的首次较全面的探究，尽管图录的来源有其局限性，也不可能完全提供定论，但毕竟已经开了一个头。这类研究鉴定，需要具备多种专业素养，综合各类新旧信息与研究成果，因此，它又是一个不断修正与深化的漫长过程。书中的文字与图版选录难免会出现见仁见智的情况，重要的是编著者的求实精神和理论勇气，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供学术探讨和鉴藏参考。用事实说话，以名家作品及其副本——“鸳鸯件”的并列对照、品鉴，以作品图像自身的细微差异去说明问题，并由此发现更多的相关史料数据，从中洞悉作伪心理、辨析作伪手法特点，这对每一件作品（精品、真品、疑品、赝品）个案的深入研究、鉴定，也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而由此可能引起的“笔墨官司”亦属正常现象，往往有利于更为深入广泛的学术探讨。个别名家名作的“个案”，则有赖知情的专家提供过硬的线索来作鉴定。

当我们面对两件或多件同一样式的作品时，判断便产生了难度：是名家对同一作品同时写多件而落不同字数长短的上下款，或是他人作伪？又或是作伪者水平比原作者更高致使伪作完美于原作？是同代人作伪或是后代人作伪？除鉴别书法笔墨技巧外，作品的来源、印章的真伪、加盖藏印的印色、年代和纸张、裱工等因素均须综合判断，情形异常复杂，但并非完全不可辨析。高手伪作的赝品因具有相当水平、价值与背景，如已入藏博物馆，已有历代名人加题等因素，鉴赏就尤须谨慎。某些名家书法，因形式风格强烈而更易于复制：明张瑞图的“整顿乾坤将相”联，金农的多件漆书联，厉鹗的“相见亦无事”联，陈鸿寿的碑书联，王文治的多件行楷书联等，均属此类。陈老莲的“何以至今心愈小”这件有名的草书联，则有上海人美版原吴祖光先生旧藏本与近年拍卖会拍品，这一“鸳鸯对”相互比照，“愈、只、事”几个字笔画略有小异，盖印的位置及印章多少也不同，后者用橘色纸，其余基本相同，明显是从同一件作品仿出。问题是何者为原作？原作还存在否？像这类事例的“鸳鸯件”，在本书图录中出现得较多。而清初傅山的“性定会心自远”楷书六言联，则有山西1985年版晋祠藏品和日本中央公论社1984年出版《欧米藏中国书法名迹集》两种版本。两联字的结构及字距大体相似，笔画各有差异，似是依样临写而非摹写；吴才鼎的“袖中诗是真名士”楷书七言联，分别有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法选续集》一件，和台湾历史博物馆《清末民初书画艺术集》藏品一件，两相对照，除上联的收藏印大小、位置不同，个别笔锋藏露小异之外，联文和上下联近70个款字的字形、大小、位置几乎完全一样，是一件仿作水平极高的“鸳鸯件”；伊秉绶的“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隶书联“鸳鸯对”，将现见的江苏美术版与上海书店版两相对照，联文款字亦几乎一样，只是上下联的最后一字“意”与“诗”两字的末笔略有不同，上海版上联多了两个印。这到底是真有存世不同的两件，或是画册印制的问题？同为伊秉绶的“咏风多古意，觞月具新欢”隶书联两对，分别收入文物出版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八与十一两册，前者为山西博物馆藏，后者为西泠印社藏。单独看尚可以，山西藏品为“嘉庆癸亥”款，西泠藏品为“甲子中伏”款，两作相差一年，前者笔画粗字大而密，上款也不同。但与前说“从来多古意”联比，“多、古、新、意”几个字虽颇相近，放在一起对照，某些字及笔画优劣立见，疑点顿生。杨沂孙的“因树为屋，有酒盈尊”隶书四言联，收入《明清楹联墨迹选》一件，有八行款字写于上下联正文下方，文意表达通畅，而选入《名人楹联真迹大全》一件，同样位置的款字缩短为六行，虽书写更整齐，但因删去了主语使文句不通，故后者应是前联的仿制之作，书中判断似误。齐白石的“我书意造本无法”行书七言联，有《艺苑掇英》21期版与河南1989年《民国书法》版，两幅正文大字相同，上下联四行款字文名写法亦相同，但“河南版”的款字高下位置整体缩短了，故在横贯上下联字纸下方横折痕处墨迹露出了仿作的破绽来，若无对照，后者应是一件可以乱真的精品。

在海派画家卷中，赵之谦的“鸳鸯件”就多达50件以上，其中赵氏碑体行书联“鸳鸯件”20幅，篆书联“鸳鸯件”5幅，“三胞胎”联5套，赵氏的名联几乎都有“副本”。吴昌硕的篆书联“以朴为秀古原树，其真自写斜阳光”则有“五胞胎”出现于各种画册，按款字分别为71岁、72岁、73岁、76岁、78岁时书，上款全不相同，但正文篆书写法基本相同，而72岁乙卯款一件（君陶艺术院藏）与78岁辛卯款一件（台湾国泰美术馆藏，此件应为辛酉款）的正文个别篆字明显松懈。这一卷收入吴昌硕“鸳鸯对”32件，其中“六胞胎”对联一套，“五胞胎”对联两套，“三胞胎”对联三套，特点是同一作品各件上下款字数位置基本不同。看来伪作的某些套路还是有点“规律”的，而越是名头大的书家，伪作也可能越多。上述种种事例，还不仅仅是见于已公开出版的各种画册图录中的作品。由此显示，名家书法“鸳鸯件”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中国历代书画鉴定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能否建立一个理性的学术规范，从私密性的专家经验的“人治时代”，进入有理性规范可循的“法治时代”；能否尽可能排除“为长者讳”和本位主义立场以及各相关学科门类相互阻隔等的干扰，对长期以来混淆不清的文物史料价值与字画艺术审美价值逐一进行辨析，分而论之。有条件的研究鉴定人员应当以通晓字、画、印章创作技巧为必备基础，辅以纸、墨、装池和文史、博物、掌故等相关知识，将文史典籍的考据方法和严谨的思维逻辑运用于对字画藏品手验目鉴的实证训练，将艺术品拍卖市场流通信息和购藏的“实战”经验相互融会贯通，在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真伪鉴赏的理性标准与有效可行的办法。这在信息资源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尽管这同样也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鉴赏收藏与辨伪问题，从来不易清理。由于名作的来源复杂而又流传有绪，如历代皇室的递藏、典籍的著录、名人名家的鉴识题跋、收藏印鉴的重重呵护，历来瞒过了多少名家的“法眼”，这又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不少“好而伪”的作品断为真迹，被历代鉴藏家“什袭藏之”。在现当代，只要这类“作品”有幸成为文博系统或某些名人的藏品，只要经过“专业人士”的鉴定，便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真品，或入编各种专业出版社的图册，或外调出省交流展览。而那些伪劣赝品在各类画廊、拍卖会上频频亮相流通的情形，就更是司空见惯。这就产生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作伪售假与鉴赏收藏双方颇似在玩一场旷日持久的智力游戏，作伪者具备的高难度的笔墨技巧有时与鉴藏者的鉴识眼光水平相当甚至更高，而低劣的赝品又往往得到不少好事而初入行的“知音”青睐。自古以来，作伪的动机不外乎利益驱使。临仿与作伪的高手更不限于一流名家，如古代的米芾、文彭、吴应卯、文葆光，近现代的张大千等。而迷信“名家题跋”致使“藏者吃药”的现象虽然尴尬，却又为伪作的流通孳生沃土。凡此种种，无不出于“利益”二字。

可见，理性的学术规范与标准的建立，何等重要！书画鉴藏水平的提高与艺术市场的规范，首先依赖理性标准的建立与学术良知的具备。这套鉴定图集的公开出版，将使本书成为国内书画市场率先打假和书画鉴藏参考的一种必备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