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需要多大u盘: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条件

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尚未成熟

　　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的现实条件
　　1、人民币当前是否已经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

　　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就近年来的情况而言，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

　　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享有“欧元之父”美称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认为，中国要想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人民币完全能够自由兑换，这就是说中国要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二是中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最起码中国应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这两大条件没有完全满足之前，中国不宜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2、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个长远目标

　　货币自由兑换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分段实施。这是因为本国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将加大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程度，不利于本国经济稳定，尤其在初始时期，出现震荡的可能性更大。即便是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国家，实现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往往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过程。而盲目追求自由兑换进程的速度，忽视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必然会加剧金融风险、诱发金融危机，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付出高昂沉重、无法挽回的代价和损失。

　　因此，国内经济条件越成熟，货币自由兑换的社会成本和制度代价就越小。一般说来，货币的自由兑换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良好的国际环境。

　　按照上述条件要求，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国还无法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因为：

　　其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现实挑战

　　——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前5个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

　　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前3个月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在经历SARS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

　　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基尼系数越过承受线，收入分配差距呈拉大趋势。

　　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由1991年的0．282扩大至2000年的0．458，10年上升1．62倍。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差距、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

　　——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就业压力日益突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2年度）》披露的信息，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

　　其二，国企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尽管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承包制、股份制，但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始终没有取得突破。迄今为止，我国以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已获得成功者，所占比重还不大，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其三，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

　　——大规模不良资产的存在。

　　1999年，组建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共计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使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减轻，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这一比例又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中，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分别为27．51％、29．80％、19．35％、42．12％。

　　——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

　　——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

　　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

　　——资本市场还不完善、成熟。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这些制度缺陷对深化改革的制约作用不可忽视。

　　其四，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其五，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

　　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

　　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

　　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推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是非常危险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时机”的选择与把握极为关键。

　　因此，现时期我们能够采取的理性做法应当是——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

　　所谓“有所为”，主要是：

　　1、积极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

　　当前与今后，应当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必备的微观经济基础。

　　由于现行投融资体制和地方部门的利益冲动，会加大资本项目开放后对资本流动监管的难度。因此，对政府的职能应进行双重定位：一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应从竞争性投资领域退出，政府重点是从事公益性项目投资，对于一些传统的垄断性行业，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步进入和竞争程度的提高，政府的投资比重可逐步降低，政府只是对处于基础性投资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全社会利益的重点企业实行控股；二是对金融体系的调控应从直接主导、控制向主要运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配合以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间接控制转变。

　　2、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步伐

　　目前，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包袱仍然较重。这就要求国有银行必须加大清收的力度，加快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严格控制新发贷款的不良率。除此之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府也要动用公共资金来承担其中一部分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国有银行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化工程，既需具备内部条件，也要外部环境支持。但关键还是在于内部。因此，首先要完善四家银行的内控机制，重点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通过改进自身经营方略和科技手段，来提高其整体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此过程中，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通过〃一行一策〃的办法对国有银行实施改组、改造、改制，具备条件的可以上市。这样不仅可以筹措到资本金，更重要的是能够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标准，明晰股权资产、完善组织结构和确定发展战略，进而增强国有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就现阶段我国利率形成机制而言，同样是不适应资本账户自由化发展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相应地改善制度环境因素和宏观经济状况，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
　　3、建立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表明，金融体系的脆弱与金融监管的不力是导致灾难的重要原因。所以，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一定要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金融监管的严密有效相适应。

　　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内的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同包括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内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

　　至于“有所不为”，则是指：

　　1、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可兑换不设时间表

　　亚洲金融危机后，一向以鼓吹自由贸易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JagdisBhagwati（1998）也对资本自由流动提出质疑：“……其实我一直认为，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我觉得亚洲金融危机教育了大家，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过早实行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成本过高，害多利少。”

　　基于此，中国对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即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必须采取稳健审慎的态度，可以不设定相应时间表。

　　2、QFII的进入门槛和管制条件在短时期内不应过快降低

　　就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QFII的进入门槛存在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内地QFII的初始进入门槛更高，具体的下调进入门槛的进展，则应取决于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等因素。

　　从资金流动的角度考察，对于QFII的投资总额上限、以及对个别投资额度的上下限也是衡量进入门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初始阶段，考虑到市场的接受能力，一般倾向于设定较小的额度，然后随市场的发展而渐次放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是，在开放证券市场初期对外资进入证券市场的数量和比例都要进行控制，比如对单个投资者持有企业股权的比例和所有外资持有企业股权的比例做出限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再逐步放开。

　　根据我国的具体现实，QFII的进入门槛和管制条件应当保持连续性，短时期内不应过快降低。

　　3、不要急于推出QDII制度

　　从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角度考虑，QDII的推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QDII放在我国整个经济运行和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推敲，就会发现，QDII制度涉及的交易主体以及相关环节较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较为复杂，在沪深股市存在各种制度缺陷并且有着诸多矛盾需要解决的情况下，匆忙推出QDII弊多利少。

　　因此，对于QDII，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应当是，首先致力于我们自身市场的制度建设与矛盾化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我国股市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行实施。（经济参考报）

　　http://www.chinamoney.com.cn/content/zongheng/jiaodian/200307/60ZP0OI2036042.htm

自由兑换货币（FreelyConvertibleCurrency）

当一种货币的持有人能把该种货币兑换为任何其他国家货币而不受限制，则这种货币就被称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定，所谓自由兑换，系指： 对国际经常往来的付款和资金转移不得施加限制。也就是说，这种货币在国际经常往来中，随时可以无条件地作为支付手段使用，对方亦应无条件接受并承认其法定价值。不施行歧视性货币政策措施或多种货币汇率。在另一成员国要求下，随时有义务换回对方在经常性往来中所结存的本国货币。即参加该协定的成员国具有无条件承兑本币的义务。

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关于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货币被认为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其中主要有：美元（USD）、德国马克（DEM）、日元（JPY）、瑞士法郎（CHF）、法国法郎（FRF）、意大利里拉（ITL）、荷兰盾（NLG）、比利时法郎（BEU）、丹麦克朗（DKR）、瑞典克朗（SKR）、挪威克朗（NKR）、奥地利先令（ATS）、港币（HKD）、加拿大元（CAD）、澳大利亚元（AUD）、新西兰元（NZD）、新加坡元（S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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