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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都是那个时候的成就，下面概说部分会让你更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

刘徽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刘徽，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曹魏末年，他撰成《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割圆术。《九章算术》说“周三径一”，即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刘徽认为这太不精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多边形周长就无限逼近圆的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至正九十六边形的边长，求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的结论。后来，他又计算出圆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即圆周率为3．1416。刘徽运用了初步的极限概念，并提出了割圆术，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字文远。河北涿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西晋末年，祖家从北方南迁。他曾任刘宋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从事，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令；萧齐长水校尉，掌管禁卫军守卫京城。曾写过《安边论》，建议齐明帝“开屯田，广农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计算。祖冲之是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彩色大理石雕像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世界大科学家陈列”的走廊上。

祖冲之最突出的贡献

祖冲之是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巨大贡献。他33岁时提出的“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纠正了当时通行的“元嘉历” 的误差。他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和水碓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地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 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朒，nǜ。朒数，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圆周率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同直径的比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应用广泛，在天文、历法、机械等各学术领域，只要涉及到圆的问题，都要运用到圆周率。圆周率是永远除不尽的无穷小数。求圆周率精确的程度，标志着古代数学水平和科学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精确数值比外国要早一千年左右

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等，计算圆周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祖冲之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杰出数学家。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果。但是，阿尔·卡西比祖冲之晚了近一千年。欧洲直到16世纪才由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重新算出这一数值，他们比祖冲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

祖冲之收集和阅读了古代大量的天文、数学文献

在祖冲之以前，我国古代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文献主要有：战国时期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夏小正》是战国时编成的一部历法书，基本上保存了夏历，即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比较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周髀算经》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前，《九章算术》西汉成书。《史记》中的天官书，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现象。此外，秦朝有《颛顼历》，汉武帝时有《太初历》《三统历》，刘洪撰《乾象历》，张衡著《灵宪》。这些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文献，对祖冲之很有帮助。

圆周率数值的推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一。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圆周率数值的推算也日益准确。从西汉刘歆到齐梁祖冲之，不少人为推算圆周率数值做出过贡献。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任中垒校尉，整理文艺群书，对经籍目录学做出了贡献。王莽建新政权，歆任国师，后因参与谋杀王莽事件，事败自杀。通晓天文律历，著有三统历谱。刘徽，魏晋时数学家。魏景元四年前后，注九章算术十卷，撰九章重差图一卷，创造测望推算的方法。他的主要发明是用割圆木求圆周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得圆周率为3．1416。何承天（370—447），南朝宋天文学家，东海郯人。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死。他博通经史，精天文律历，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

贾思勰

贾思勰，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山东益都人。在北魏末年当过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太守。他研究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民谣农谚，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写出了《齐民要术》一书。该书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的总结，据此书我们得以知道当时农业科学的发达。该书所载，有现在还有用的，有可作为借鉴的。所以，这部书是我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92篇，分为10卷，约11万字，包括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篇幅。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该书中都做了总结性的叙述。在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方面，《齐民要术》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书中记载了主要农作物粟、黍、稷的播种日期，介绍了怎样选种、浸种和给水稻催芽技术，以及轮作和套种的经验。该书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增强土壤肥力，要利用农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应当指出，该书中提出了绿肥轮作的方法。当时欧洲还广泛实行轮换休耕的耕作方法，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人在农业上才实行绿肥轮作制。在蔬菜栽培方面，认为应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详细介绍了嫁接法。在家畜饲养方面，注意喂料和喂水。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二十多种造酒的方法。该书引用有关著作156种，在我国农学史和世界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

郦道元（？—527），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为御史中尉，后任关右大使。雍州刺史萧宝寅反，被执遇害。性好学，注意地理学。搜集大量地理、历史材料，引用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写成了《水经注》一书。

《水经》

《水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汉朝桑钦著。书中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

《水经注》

《水经注》，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40卷。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而成。该书中水道增加到1250条，注文20倍于原书，引用书目多达四百多种，大大丰富了《水经》的内容。《水经注》系统描述了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水系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及水利开发。并以水道为纲，记载沿河所经地区山陵、原隰、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现象，以及城邑、关津的建置沿革、兴衰过程，还有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等，几乎包括所有历史地理的内容。在辗转抄录流传中，《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出现许多混淆与舛误。清朝乾嘉学者对《水经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全祖望著《全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戴震校《水经注》。近代杨守敬、熊会贞又著《水经注疏》，注明郦注征引故实，详述郦注所叙水道的迁流，订正全、赵、戴诸家校释，是一部有关《水经注》的很好的参考书。

《水经注》对三峡两岸猿声的描写

译成白话为：空旷的山谷里传来猿叫的声音，那样哀婉，久久不绝。打鱼的人唱歌道：巴东三峡巫峡最长，猿叫三声就使人泪沾衣裳。

图画说明

古代骨算筹

这是1971年陕西千阳县出土的西汉骨质算筹，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算筹。算筹是我国最早的计算工具，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当时除了骨质算筹外，还有木质、铁质、铜质等各种材料。人们计算时用算筹摆成横式、纵式两种。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依次类推，纵横相间，便能表示各种数字。如果遇到“零”则不摆算筹，让这位数字空着，图中右侧的算筹表示的数字是1976。算筹在我国古代使用了近二千年，逐步被珠算所代替

（一）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滚你妈,疯子

三国时期 诸葛亮 曹操 赤壁之战 《诸葛亮集》《短歌行》等
晋 陈寿《三国志》 刘向《后汉书》
祖荻北伐
南朝 宋齐梁陈
……
知道这些对付中考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