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凡网络有限公司 深圳:狼带来了什么灾难

问得我毫无头绪。
其实要说什么灾难，好像也没什么，造物主创造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狼吃羊，那时生存需要。
自然自有它的平衡法则，要说灾难，倒是人口的急剧增多，给我们人类自己和整个大自然带来了灾难。

一般来讲，狼可以被处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形象。一种是消极的。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这种消极的象征形象，在小说中，是最为常见的。对于残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征符号，正像近藤直子女士所说的那样：“吃人”的人“除了比喻成‘狼’什么的之外，看上去不就是无法形容的生物吗?”(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廖金球译，第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陈忠实的《白鹿原》及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狼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鲁迅笔下的狼，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里最可怕的东西的象征，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

狼的另一种象征形象是积极的。它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孤独者》、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的狼，就是这样的象征形象。黑塞小说中的狼，是典型的积极类型的象征形象。《荒原狼》里的主人公哈立•哈勒与他的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并因此“感到了灵魂的痛苦”：“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这个世界的目的我无法苟同，它对于我毫无欢乐可言。”(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第24页，漓江出版社，1997年。)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第25页。)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贾平凹：《怀念狼》，第7页，作家出版社，2000年；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惟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于是，狼就被贾平凹当做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的合理性。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多么拙劣的比喻!)。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同意“专员”的观点，并不影响“我”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了。当然更令我惊讶和着迷的是这才多少年，一个威胁人类的危险将可能成为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这其中的内涵一下子刺激了我沉寂了很久的创作欲望!”(第23页)总之，“我立地成佛，突变式地成了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第23页)，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为这些狼拍照的想法。

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熟的“生态保护”思想，“我”之所以保护狼，竟然是由这样一些混乱的缺乏科学性的消极思想支持着的：“我崇拜世间的声音，总以每日听到的第一声音来预测这一天的凶吉祸福，但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猎人们普遍患了软脚病，他们认作是没有了狼之后的灾难的降临，狼和他们是对应着的，有了狼就有了他们，有了他们是必要有着狼的，狼作为人类的恐惧象征，人却在世世代代的恐惧中生存繁衍下来，如今与人相斗相争了几千年的狼突然要灭绝，天下的星星也在这时候雨一样落下，预示着一种什么灾难呢?”(第52页)似乎没有了狼，人类就活不下去，世界就要毁灭。重视狼的生态价值是应该的，但把它当做影响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因素，则是荒唐的。然而，有了荒唐的想法，就会有荒唐的行为，“我”终于在舅舅和一个叫烂头的猎人的陪同下，踏上了寻找并给十五只狼拍照的路途。

由于过高地认识狼对人类生存的“生态”作用和价值，认为小说中的雄耳川人由于“长时期的没有狼，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已经变得很虚弱了”(第218页)，“我”竟然建议“专员”向商州投放新的狼种。这个荒唐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村人”的不满和反对：“村人都知道我是建议过专员投放新的狼种的，对我就冷淡起来。”(第127页)到最后，当狼群真的来了以后，“愤怒的人群”甚至要揍他。“村人”和“我”的冲突，显示着对待狼的不同态度的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在小说结尾的时候，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当狼群已经疯狂地伤害村人和牲畜的时候，“我”依然站在狼的立场，帮助被围困的狼逃命，甚至，狐假虎威地抬出“行署”和“公安部门”来威胁那些与狼群进行殊死斗争的老百姓：“既然局面无法控制，那我马上离开这里，我去州行署汇报，行署会派公安部门来干预的。”(第231页)好像“行署”和“公安部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倒是狼的亲眷和靠山似的。难怪“村里人”要说：“打这狗日的城里人，城里人日子过得自自在在，只图保护狼哩，谁保护咱呀?是这狗日的给傅山灌迷糊汤了，把他捆起来，捆起来!”接着，“一阵如雨的拳脚，我被打倒了。我双手搂抱了头，蹲在地上，立即有人从后裆处再次将我扳翻，我的头发被揪起来，衣服也被撕破了，眼前晃动的是无数血红的眼睛、咬得咯吱咯吱响的牙齿，一口浓痰就落在了我的鼻子上。我最终是被用一条麻绳捆在了门前的柿树上。我大声地叫喊我的舅舅，舅舅回头看了我一下，他没有来救我，连一句制止的话也没有。我还在叫：‘狼只剩下三只了!’众人哈哈大笑。”(第247页)到最后，在“我”看来，狼被打死，人活的意义也失去了：“这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也感到在舅舅的心里，我们都在真切地怀念狼了。”(第259页)紧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一段语言和义理都半通不通的议论：“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但人又不能没有了狼，这就又是人。往后的日子里，要活着，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第260页)更为荒诞不经的是，由于没有了狼，舅舅竟然变成“狼人”了。而整个雄耳川的人，也因为替舅舅抱不平而“疯了”，面对这样的局面，“行署专员”因为“不能去把他们全抓起来，或者枪毙了他吧，政府正考虑是否要封锁了那里，作为一个禁区”，“我”竟然也认为“商州需要这样一个禁区”。

从《怀念狼》的情节事象可以看出，狼作为一个象征形象是失败的，是作者用话语碎片胡乱拼凑起来的形象，它看上去模糊不清，内里则空空如也；而那些关于狼的议论性文字里的作者的思想，不仅荒唐离奇、匪夷所思，而且是反人道的，根本无助于强化狼的象征意义，无助于升华小说的主题。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环境保护或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生存，因此，环境保护的底线原则，就是不能通过牺牲人的利益或伤害人的生命来维护环境的生态平衡，甚至，当人与伤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冲突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的时候，真正人道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生命和价值高于一切。另外，维护生态平衡，不是要求人必须回到茹毛饮血嗜杀成性的原始状态里去，也不是让人被动地服从一种野蛮的自然力量(包括狼)，而是让人在均衡、和谐的生态环境中，过一种更文明、更进步、更富诗意的生活，因此，没有狼，大自然里缺少了一种生命样态，生态环境里缺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但人类绝不至于活不下去，也没有必要莫名其妙地“怀念狼”。关于狼，黑塞提供的理念，远比贾平凹的糊涂认识要深刻、要有价值：“回头根本没有路，既回不到狼那里，也回不到孩提时代。事物的初始就不是无罪的和单纯的。一切创造物，初看起来是最单纯的东西，其实已经有罪了，已经蔷哂辛硕嗝嫘粤耍?丫?慌捉?莼?奈勰嘧橇髦辛耍?⑶矣涝恫换幔?涝恫换崮媪鞫?怠！?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第54—55页，漓江出版社，1997年。)

性景恋与性歧变事象

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对性以及与性相关的私秘现象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叙写也越来越恣纵，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小说中屡屡写到肛门、痔疮、粪便、屙屎、小便、月经、精液、乳房、生殖器、手淫、乳罩、裤头、裸尸以及阴茎隐匿和阴茎裸裎等大量类似事象。这种高频率出现的描写既不能增加小说的美感，又无助于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完全是多余地游离于作品的有机构成之外的。事实上，它与作者的趣味倾向有关，与一种病态的趣味类型有关。这种趣味类型又是两种病态的心理现象在审美行为中的表现：一种是性景恋，一种是性歧变。

霭理斯对性景恋是这样解释的，即“喜欢窥探性的情景，而获取性的兴奋”，而这种行为和心理，“在相当限度内，并不算是不正常的”，至于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因为社会习惯太鄙陋，平时对于性生活及裸体的状态，太过于隐秘了；平时禁得越严的事物，我们越是要一探究竟，原是一种很寻常的心理”(霭理斯：《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第74页，三联书店，1987年。)。事实上，在我看来，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那就是时代风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时代缺乏优雅的教养，缺乏对于性的必要的纯洁态度和适度的“隐秘”，如果性及与性相关的事情，因此被变成餐桌上的粗俗故事，沙龙里的无所顾忌的话题，那么，就有可能，事实上也确实使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自觉地变成性景恋患者。因为，他的时代，通过一种日常性的现实情景，解除了他的道德顾虑，给了他用文字叙写性景恋的勇气。虽然性景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和审美现象，也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的精神景观，但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乔伊斯这样的作家，格罗斯的研究也仅止于指出他“患有几种经典的克拉夫—伊宾式的病症：对同性恋的恐惧，对内衣内裤的奇特癖好，需受异性虐待和偷看性活动而获得性快感的幻想”(格罗斯：《乔伊斯》，袁鹤年译，第27—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纳博科夫也指出，“性的主题在布卢姆的头脑里和乔伊斯的书中不断地同厕所的主题混合纠缠在一起”(《文学讲稿》，申慧辉译，第385页，三联书店，1991年)。)。

性歧变是一种指涉范围更为广泛的非常态性爱现象。根据霭理斯的解释，“从广处看，一切性的歧变全都是性爱的象征的例子，因为在这种例子里，对于常人没有多大性爱价值的事物，甚或全无价值的事物，都变做有价值的事物，换言之，都分别成日常的恋爱的象征”(霭理斯：《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第184—185页，三联书店，1987年。)。他将性的歧变所涉及的对象事物归纳为三大类：一、身体的部分，有手、脚、乳、臀、发、分泌物、排泄物及尸恋等；二、器物，有手套、鞋袜与袜带、裙、手帕、衬衫以及不着身的物件等；三、动作与态度，包括自动的鞭笞、虐待、裸杀或体态的自我展览，被动的受虐，性景恋、解溲的动作和溲溺恋、粪便的动作或遗失恋以及动物的交尾行为等。

应该说，霭理斯归纳出来的三大类性歧变现象，在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与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阿吉》和短篇小说《猎人》中，大都有叙写。而在《怀念狼》中，性歧变的描写，更是多得让人吃惊。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中，写及屎及屙屎、尿及溺尿的事象多达13次，写及屁股、屁眼(肛门)、放屁、洗屁股、痔疮的事象多达14次，写及人及动物生殖器及生殖器隐匿与生殖器展露的事象多达20次，写及精液及排精的事象有5次，写及性交(包括乌龟性交一次、人鸡性交一次、人“狼”性交一次)、手淫、强奸10次，写及尸体4次，写及月经带(经血带、经血棉花套子)、脏裤头4次，总共70次，平均不到4页，就写及一次性歧变事象。如果这些叙写对于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塑造来讲，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作者的勇气和努力，是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的。问题是，在贾平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关于性景恋和性歧变的叙写，都是游离性的，可有可无的，都显得渲染过度，既不雅，又不美，反映出作者追求生理快感的非审美倾向，也可见出他在审美趣味已堕入病态的境地。例如：

夫人原本闭门睡觉，半夜里要解手，屋里是放着尿桶的，但她爱洁净，偏去后院厕所，厕所的泄粪口对着院外，一只狼正从那时往里钻，一爪子就把她下身抓个稀巴烂，失血过多便死了。闹起白朗，一队匪兵又在磨房里轮奸了他的女儿，匪退后，邻居的阿婆用烤热的鞋底焐女儿阴部，焐出一碗的精液。(第5—6页)

这段文字里有典型的性景恋和性歧变事象叙写。作者的兴趣重心，不是关注人物的内心体验，不是叙述更有意义的事情，而是从外在的角度，用粗疏而夸张的文字，叙写那些能从生理上引起读者的兴奋感的性歧变事象。从整体上看，这些性景恋描写与小说的主体情节是没有关系的，不仅无助于显化、深化“怀念狼”的主题，甚至，解构着这部小说本来就不稳定的意义世界。

其他如写人鸡性交(第164页)、乌龟做爱(第78页)，以及一个姓焦的人与大夫谈“性交”的笑话(第12页)，都是同样粗俗、无聊而又多余的，除了看到一种病态的性景恋和性歧异景象，我们从中看不到别的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贾平凹为什么要在一部以“怀念狼”和生态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中，大量地叙写性景恋及性歧异事象呢?原因肯定很复杂。全面地分析，尤其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是一项复杂而烦难的工作，只有那些具备多方面知识储备的人，才能胜任愉快。但是，在我看来，贾平凹小说中的严重的性景恋及性歧变病象，与他写作时缺乏诗意的道德敏感性有关。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是美的，还因为它在道德上是健康的、纯洁的。我们时代的文学之所以不够伟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写作是蔑视道德的写作。我们只用所谓的“才华”或“才气”来评价作家，而不问他的才华下面是什么。天长日久，我们就习惯于以一种褊狭的甚至是反文学的态度来对待文学，以至于丧失了对文学的真伪、美丑的分辨力。托尔斯泰说：“人们可以被训练得习惯任何事物，甚至习惯于最坏的事物。正像人们能习惯于霉臭的食物，习惯于烟、酒、鸦片一样，人们也能习惯于坏的艺术，事实正是如此。”(《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陈燊等译，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现在到了我们改变病态的文学习惯、恢复正常的文学判断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的时候了，到了强调文学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格建构作用的时候了。

是的，贾平凹小说中的过度的性景恋和性歧变叙写，是一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文学病象。由于缺乏道德敏感性，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读者就很难看到那种令人陶醉的充满诗意的精神图景。而说到底，文学的巨大的力量，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与信仰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一部缺乏稳定的信仰支撑和美好的道德激情的作品，是很难对人类的心灵生活产生普遍而持久的积极影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重视道德感情同艺术作品价值的关系。他说：“天真未凿的、仿佛完全保持着少年时代白璧无瑕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会给予文学以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依我们看来，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的美妙可人，在许多方面是有赖于这种特质的”(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本作品如果洋溢着道德纯洁性的气息，就会像大自然一样令人感到清爽和宁静，——要知道大自然之所以能起诗意的影响，其秘密未始不在于它的纯洁无瑕。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的优美迷人之处也是多少有赖于这种道德纯洁气息的”(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5页。)。贾平凹的小说之所以充满大量的无意义的性景恋和性歧异叙写，之所以缺乏那种令人愉快的内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道德感情的纯洁性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缺乏那种令人清爽和宁静的“道德纯洁性的气息”。贾平凹如果想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同包围着他的反文学的道德环境保持距离，就必须在自己心中培养对纯洁的道德原则的信仰，否则，他是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的，是不会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的。

何谓消极写作

我曾这样评价过《怀念狼》：“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这些评价，我现在依然认为是妥洽而负责任的。《怀念狼》正是这样一部失败之作，它以其令人难以容忍的失败，成为我们时代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的命名。这种写作模式有这样一些突出特点。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积极的写作，正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在他看来，“真实”与“现实”是一回事，没有“现实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97页。)但我们缺乏这种积极写作。我们乐于谈论文学的虚拟性、象征性，而羞于谈论文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我们倾向于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当做一种滞后和落伍的表现。我们更愿意谈论技巧、形式和主观领域的事情，而不认为深刻的意义和客观、真实的生活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的写作就沦为消极的写作，就成了精致的技巧操作，成了空洞的话语游戏。这样的写作与其说是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如说是逃避现实的路径；与其说是叙写真实生活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遮蔽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也就是说不能从头到脚地造出它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第105页，三联书店，1988年。)但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却把任意的杜撰和虚假的编造当做法宝，而不愿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进行艰辛的创造。总之，由于消极写作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它很少能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很难赢得读者对它的信任和热爱。

二、消极写作是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的写作。这种写作的动因，不是来自对生活的发现，不是来自不可遏抑的内在激情，不是来自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而是来自一种像不打麻将就手痒一样的消极需要。一般来讲，消极写作是那些专业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名甚至被封为“大师”的人的基本写作模式。他们懂得消极写作的窍门，知道如何炮制文学赝品，正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要制造这样的赝品，在每一种艺术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规法和诀窍，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这些规法和诀窍，就可以毫无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这样的赝品来。”(《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陈〖FJF〗燊〖FJJ〗等译，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别林斯基在批评制造赝品的“多产”作家玛尔林斯基时指出，这位作家的“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深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在姓名而已，在每一个新作品里都重复自己；词藻多于思想，大言壮语的叫嚣多于感情的流露”，而他之所以多产，“不是由于才禀的卓越，不是由于创作活动的过剩，而是由于写作的熟练和习惯。只要你有一些才禀，读书养性，积聚了些概念，给这些概念加上性格的烙印，那么，你就提起笔来，从早写到夜好了。最后你学得这样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心情下，写任何你所想写的东西；如果你想到了几段浮夸的独白，你就不难把长篇小说、戏剧、中篇小说凑合上去；不过，你留心一下形式和文体：它们必须是独创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第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别林斯基把“多产”的消极写作者的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他所批评的这种病态的写作模式，正是许多中国“专业”作家的“诀窍”，而贾平凹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写作模式的典型，雷同的情节，相似的人物，相近的主题，相同的细节和笑话，在他的不少小说中反复出现。例如，关于狼与人的生存关系的议论，我们在《白夜》中早就读到过(《贾平凹文集》，第8卷，第28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刮牛皮癣的场面描写，同样也可以在《白夜》里读到(《贾平凹文集》，第8卷，第325页。)；其他的如老鼠在房梁上打架或从灯绳上往下溜，蛇从房梁上爬过，钱藏在鞋底，狗抬起腿对着电线杆撒尿，等等，等等，都是贾平凹喜欢反复描写的事象。另外，在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我在批评《檀香刑》时指出的“瞬间转换”叙述模式。这个模式是所有消极写作的叙述上的一个看家本领。不停地转换视点和引入新的冲突，是消极写作的一个修辞策略。它靠制造出来的变化和冲突来推进情节，吸引读者。它很快就会因其虚假和混乱，而使读者产生厌倦和受愚弄的不快之感，所以，消极写作可以制造出许多作品，可以使作者得到文学以外的收获，但是很难写出有生命、有价值的大作品。

三、消极写作是一种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民主理念、人道原则当做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来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相反，消极的写作是没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指归的。它和光同尘、与时俯仰，是一种被时代生活的阴影遮蔽的写作，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写作。在政治异化一切的时代，它是政治的工具；在商业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它把自己变成商品。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主要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商业化写作。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果置于文化价值和道德效果之上。它放弃印刷文化对意义和深度的沉思与追寻，而自愿在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对这种写作来讲，评价作家的尺度，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不是内涵性的，而是形式性的；不是质量化的，而是数量化的。它同伊格尔顿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一样，“用它那种游戏的、滑稽的和流行主义的精神使纯粹现代主义吓人的严峻变得堕落，这样，在对商品形式的模仿中，它成功地增加了市场所产生的更加有害的严峻。它已经释放了局部、地区和个人物质的权力，并且帮助它们均匀地分布到全球”(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确实，消极写作不仅不给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且还瓦解人的生存意志和内在激情，使人在对感官体验和物质享受的沉醉中，丧失对灵魂品质和精神生活的敏感和沉思，丧失

公狗的敌人，要不就不会有那么多狼狗了：）

除了以上存在即合理，没有灾难不灾难的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狼带来了什么灾难呀,你知道吗,狼吃人吗,不吃吧,狼只是吃了羊,而羊是可怜的,所以狼给羊带来了灾难

狼是一种动物，自然的一部分，它怎么会带来灾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