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代理吧:用考古史料说明东夷史前文化的概况特点

齐鲁文化发达的动因及其发展阶段
　　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问题，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同样，齐鲁文化也表现在齐鲁地区以往的全部历史过程中，且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齐鲁地区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文化已见上文。齐鲁地区新石器考古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跨时最长、范围较广，而遣址较密集、出土文物较丰富、反映的社会情况较为先进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5500年左右)，不仅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发现了一批陶器文字。据唐兰先生的考证，“这是目前已经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它们至少是5500年以前的，从字体的工整谨严，说明它们已经不是文字的萌芽时期。现在，我们完全有信心地说：我国有五六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我们的奴隶社会远在唐虞之前约两千年左右就已开始了。”这个结论虽有争论，但在五六千年之前，东夷人已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则是无疑义的。故说，齐鲁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东夷史前文化在当时居全国领先地位。

　　夏、商时代东夷人成为被统治民族，齐鲁地区土著文化相对中原地区是落后了，但仍是夏、商王朝重视的地区，文化仍然是比较发达的。后来经过西周，齐、鲁两国的文化又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代，鲁、齐先后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且互相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实体，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极大的包容性、适时的先进性、强有力的凝聚性和顽韧的生命力，较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便以齐鲁文化为主体和核心，不断吸收其他异质文化发展成熟起来。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怎样形成的?齐鲁文化特别发达的动因何在?有什么规律可循? 齐鲁文化的发展除一般动因外，特殊动因大体有四：一是上古时代特殊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二是周初封建提供的文化发展的政策前提，三是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焦点地区产生的强大推动力量；四是社会转型期的活跃背景。中国古代有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第二次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齐鲁地区文化发展的两次高峰，都与社会转型有关。

　　一、优越的自然条件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首先要解决衣食问题，进而是住行问题。人类的初始阶段，除了自身的两手和简单的木棍石块工具之外，与大自然斗争再无什么可凭，要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必须选择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如水源是第一需要，没有水，不仅人类不能生存，连动物、植物也不能生长。其次是可供采集猎取的动物、植物，茂密的森林也是不可缺少的。第三是可供栖息安身又能得利避害的地形、地势和较为温和的气候。齐鲁地区具备这样的特点。

　　第一，“齐鲁”地处北温带，但数十万年前，原始人类初生时期，气候比今天要温暖湿润得多。古人将海、岱之间命名为青州，青州即绿州，是林木繁盛、为绿色覆盖的地带。这一带土地肥沃，雨量充足，生物繁衍，为人类提供了采集捕猎不尽的资源和进一 步为农、牧提供了开发的条件。中华民族在这里发祥，并较早地迎来文明的春天，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齐鲁地区地形多样，为原始人类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东临大海，既是一道天然保护屏障，也是提供食衣和交通的便利去处。舟楫渔盐，人类必不可缺，盐，甚至和水一样重要。近海捕捞。并不比采集捕猎更难，西部黄河入海口处，冲积平原，沃野千里，极宜农、牧。泰沂山区和东部丘陵地带，一般认为不宜人类生活，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灿烂的东夷史前文化，特别是最繁盛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从地下发掘看，泰沂山区遗址遗物发现最多，水平也最先进，说明泰沂山区是东夷史前文化的中心。旧石器时代，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以及几处几万年前的遗址，都发现于泰沂山区。这说明河流纵横、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山地和丘陵地带，更适合原始人类的生存，因为那里有茂盛的山林，既可有采食不尽的植物根块和野果，又可为人类提供巢居穴处的方便，既可以避免水患，又可以躲避野兽的侵袭，利于人类长居久安，泰沂山区成为东夷史前文化的中心地带，决非偶然。一是人类在这里起源早，二是居住时间长，可以说东夷史前文化，是东夷人在这里长住久安，数十万年连续不断地开发创造积累的结果。泰山之所以成为五岳之首，被奉为神山，受到历代人们顶礼谟拜，帝王的不断封禅，以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至高、至大、至重，与这里文明起源早，文化特别发达分不开。

　　二、民族大融合与人文大同化

　　齐鲁地区的文化，之所以特别发达，与史前和春秋战国时代两次创造辉煌，两度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两度达到各自时代的文化顶点是分不开的。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正统，除了客观的自然条件优越之外，还有其特别强大的发展动力——民族大融合与人文大同化。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说：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发展”。人体发育成长需多种营养的不断补充，种类越多越好，单一的营养则不能滋养出健全的人体。文化也一样，需要有不断的有生机的新的民族文化的交汇和吸纳，才能有新的生机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不同民族文化吸纳的越多，则推动文化发展的力量越大。单一的民族、相同的文化，是不会有强大的发展动力的，就如同“同姓不婚”，同姓婚姻“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年》)一样。因为事物都是多种矛盾对立的统一体，都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参与的成分越多、越复杂，产生的力量也越大。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掺入，才能在斗争中互相吸收，在比较中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不断创新发展，表现出勃勃生机。齐鲁地区文化两次发展的高峰，都是多民族的大融合、人文的大同化的结果。

　　(一)史前民族大融合
　　齐鲁地区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史前时期，其高潮期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传说时代。这次民族大融合始于何时，没有资料可据，不敢断言。但到“传说时代”，是有足够的材料说明这次大融合了。

　　王献唐先生说：“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也是他们长期争夺、屡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炎、黄和东夷三大族团，那么在传说时代就是他们在此地大交汇的时期。东夷族团的太昊、少昊是该地原始土著，炎、黄二族则是西来部族。炎、黄部族何时进入“齐鲁”没有确论，但到炎帝和黄帝时，已是势力强大，居于征服者的地位了。

　　根据文献所载的大量资料，在炎帝、黄帝时期，炎族、黄族与东夷族在齐鲁地区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黄帝族是胜利者，炎帝族和东夷族是失败者。看来，这时炎、黄二族进入该地，已非一日了。下边我们看看炎、黄二族在齐鲁地区的生息及活动情况。

　　1、炎帝、黄帝生于齐鲁。《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帝王世纪》云：“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舆地志》也说：黄帝，“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故城东门北，今曲阜市东北八里。

　　既然炎、黄出自少典氏，那么少典氏居地在何处呢?王献唐先生据山东出土之《伏羲庙残碑》文：“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考证认为：“少典奉祀伏羲，知为伏羲族裔。……而古帝颛顼，亦即颛臾生长于此，以地为名者也。”西周曾封太昊伏羲氏后裔四国于山东地，其中之一颛臾，即少典氏所居之地，地在今山东平邑县东颛臾。少典既为东迁之伏羲氏后裔，那么西方的伏羲氏在何处呢?这里说的西方不是中国西方，而是与颛臾比，地在西方，《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伏羲)。”雷泽在何处呢?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即今菏泽市东北30公里处，其地恰在颛臾之西。

　　2、炎、黄居于齐鲁。黄帝既生于寿丘，其生长之地不会离寿丘太远。《史记》说：“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帝王世纪》云；“黄帝自穷桑登帝位”。穷桑、寿丘皆在鲁地，这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分歧。分歧大的是姬水和轩辕丘。杨向奎先生认为：“姬水即漆水，在周源一带”，“出右扶风杜陵歧山，东入渭”，水在今陕西境内。但有人考证，姬水即山东之泅水。我认为此说有理。一是金文无“四”字，疑为“臣”之嬗变，泅水即古姬(姬)水。二是黄帝生于鲁之寿丘，邑于穷桑。又于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怎么会在短时期内由鲁地西迁陕西，于陕西长成，又回到鲁地称帝呢?即使原始游牧民族。也不会有如此快而大的迁徙。泅水在曲阜附近，生于寿丘，长于姬(泗)水，是合理的。三是西周初年封黄帝后裔于铸，铸即祝，祝国在今肥城市东南。西周封古代著名部族后裔，多封于其族故地。祝当为黄族所居旧地。

　　关于“黄帝所居轩辕之丘”(《史记·五帝本纪》)，或云轩辕之丘在河南新郑县西北，而据黄帝后裔封国于鲁之铸地。“铸”又叫“蛇渊圃”，汉时称“蛇丘县”，与《山海经》所云轩辕国、轩辕丘“人面蛇身”、“四蛇相绕”相合，故“铸”即黄帝所居之轩辕丘。

　　再是炎、黄大战及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战场——阪泉、涿鹿、穷桑、中冀等，皆在泰山周围，或者都不出齐鲁地区，故说黄帝居于齐鲁当无问题。

　　关于炎帝与黄帝皆出于少典氏并为同胞兄弟之说不可信，早有人反复论证，但炎帝与黄帝同居于齐鲁，却是有根据的。一是炎帝成于姜水。姜水旧说在陕西西南部。我们认为“姜”即“羌”、即“羊”。“羊”为“姜”之原始字。《归藏》云：“蚩尤出自羊水”。蚩尤为东夷人，姜姓，齐鲁土著，羊水当在齐地，《说文》云：洋水(即“羊水”)“出齐郡厉妫山”。《水经注》称“巨洋水”，即今之青州之游河。这一带多姜姓国，如东之营丘为姜姓祝融所居，上游笔架山一带为姜太公祖上逄伯陵所居。此外，由猕河下游之寿光起，南至临沂地区，即有齐、纪、州、郚、向等国，皆为姜姓，炎帝后裔所居。淋河为炎帝生长之地，是可信的。

　　3、齐鲁是炎、黄二族活动的中心地区。第一，炎帝、黄帝都曾在齐鲁建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曲阜和穷桑皆为鲁之重地不用多说。“陈”，多云在今之河南淮阳。但据王献唐先生考证：陈与成是双声音转，“成亦犹陈”。古“陈”当为“成”之音转。古成(或作郎)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太昊之虚及炎帝初都之“陈”，当是山东之“成”。河南之陈、陕西之陈仓等，皆为伏羲或炎帝族迁徙之地，此即古代“族迁名随”之例。第二，炎帝、黄帝都封禅过泰山。《史记·封禅书》载：管仲和孔子皆云三代以前古帝王封禅泰山者七十余家，其中“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云云和泰山皆在齐鲁。

　　4、炎、黄、东夷等，都曾大战于“齐鲁”。齐鲁这块古代宜于人类生息、发展的宝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故成为古代部族争夺又势在必得之地，再早，有多少部族曾在此聚居争夺，没有资料可寻，而炎、黄时代，古书记载著名的争战，乃有炎、黄阪泉之战，蚩尤与黄帝的涿鹿之战，蚩尤与赤帝的涿鹿之战。《逸周书·尝麦解》载：蚩尤与赤帝“争于涿鹿之阿，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赤帝、炎帝、蚩尤三者是何关系，历史记载说法不一。或云赤帝是神农，亦即炎帝，或云炎帝与神农是两人，《史记·五帝本纪》和《封禅书》即把神农与炎帝记为两人。或云炎帝即是蚩尤，如《路史·后纪四》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逐帝而居渴鹿，兴封禅，号炎帝。”此说炎帝实即蚩尤，赤帝即神农也。蚩尤伐神农，逐神农而自立。

　　涿鹿即蜀麓、渴鹿，黄帝与蚩尤的又一战场。《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次战争是蚩尤追击黄帝，伐空桑，黄帝联合众部族进行的反击战，黄帝终于胜利了。战场所在《归藏》云“空桑”，《史记》云“涿鹿”。证之《史记》所言；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又言“黄帝于穷桑登帝位”，看来涿鹿与空桑或穷桑当是一地。王献唐先生说：涿鹿、浊鹿、独鹿，“又书同音之邾娄”。“邾娄”出于东夷人语言之音调。这支夷人以“邹鲁”为中心，“浊鹿为蚩尤所居”，“蚩尤之名，亦出邾娄”。浊鹿当在鲁地。

　　但王先生认为涿鹿在上谷河北涿郡，邾娄是黄帝杀蚩尤迁其民之地，是否有点本未倒置，则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黄帝与蚩尤战地不出齐鲁。如《路史》引《启筮》云：“黄帝杀蚩尤于青丘”。“青丘在山东广饶县北。”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寿张旧时有蚩尤祠。如此等等的有关遗迹皆在“齐鲁”就是很好的说明。

　　黄帝胜蚩尤后，基本控制了齐鲁地区，于是“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史记·五帝本纪》)，“封泰山，禅亭亭。”丸山即丹山，在琅邪朱虚县，今青州临朐县界。并迁都曲阜，大会诸侯，封其二子于若水(泅水)和江水(沂河)。加强镇抚，“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史记·五帝本纪》)

　　但是，炎、黄、东夷三大族团的斗争，并未结束，如史载之少吴之后，九黎乱德，自颛顼、帝喾以至尧、舜、禹与共工、三苗，一直争战不已。这是炎、黄、夷三大族团斗争的继续，也是当时社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形成，向阶级社会过渡及大变革、大动荡的反映。在这个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战争连年的过程中，民族必然会产生不断的分化和不断的联合或者组合。至尧、舜、禹的时代，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大融合，人文大同化的形势已经基本形成。否则，出于不同族系的尧、舜、禹怎么会处于同一统治集团，竟能以帝位相禅让呢?尧、舜、禹所用之大臣如后羿、羲和、重黎、仓颉、臬陶、伯夷、伯益等都出自东夷人呢?《史记》将尧、舜、禹皆系于黄帝，其实，这种“黄帝万世一系”的说法，是周人造出来的。如帝舜，孟子说他是东夷之人，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出于黄族的尧，大量重用夷人，且把帝位让给舜，舜又把帝位让给了夏族的禹，说明唐虞之世，在统治集团内部夷夏界限已不严格。
　　当然，民族大融合的任务并未完成，尽管炎、黄族先后控制过齐鲁地区，但东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从文化方面看，所结出的文化硕果是东夷文化，也就是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看来，炎、黄族都曾是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在文化上则都是被征服者，就如同以后中国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被汉化一样，炎、黄族于齐鲁地区在文化上被文化先进的东夷人同化了。正因如此，以东夷族和东夷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和人文大同化，才造就了东夷史前文化的辉煌，使该地最早迎来了新时代文明的曙光。

　　(二)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大融合齐鲁地区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夏、商、周三代这个历史时期内进行的，高潮在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第二次大变革的时期。这次民族大融合、人文大同化，再造齐鲁地区文化的辉煌，把齐鲁文化推向时代的顶点，为社会转型、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文化一统作了充分的理沦准备和物质准备。

　　这次民族大融合是上次民族大融合的继续。上次民族大融合是在炎、黄、夷三大族团中进行的。炎、黄二族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族团。部分东夷族也被融合进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夏、商、周三代，虽各有自己的族源，但都是被融合为华夏族团之中，统称为华夏而又重新组合而成的分支族团。因此，夏、商、周三个王朝，既有族别上的递嬗关系，又有民族和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华夏与东夷两大族团的融合。被融合于华夏族团的东夷部族，虽然长期与炎、黄族保持着民族上的区别，但早在唐虞之世，他们之间就互相消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心理界限。故东夷人在炎、黄族团中多被重用，甚至如尧禅舜位，禹立皋陶、伯益为接班人。虽然禅让未成，伯益为夏启所杀，但不是因为夷夏对立，而是因为社会转型，已进入了阶级和国家的时代，权力争夺的结果，所谓“益干启位，启杀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是也。

　　所谓“华夏”与“东夷”的对立，是指未被融合于华夏族团的那部分东夷族人。这部分东夷人与华夏族长期对立，有时斗争是很激烈的。自唐虞之后，经夏、商、周三代干余年的时间，至春秋后期，才与华夏族基本融合为一体。真正融为一体，是在汉代，有汉族之称之时。
　　为了说明问题，下边分段看看三代齐鲁民族关系。

　　1、夏代齐鲁地区之夷、夏关系。夏朝统治中心，历史记载虽云在今山西的南部或中部，但其活动的记载，却多在山东的北部。这些活动，多是夷夏斗争。终夏之世，这一斗争从未停止。夏初，传至第二代君主太康，不久东夷人的后羿便起而反抗，“因夏民而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夺取了夏后氏的政权。这一斗争虽发生在夏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争权夺利的性质，但也有夷夏民族斗争的因素。诚如傅斯年所说：“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为了对付东夷人的反抗，夏王朝不仅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齐鲁地区，而且一开始便在山东半岛一带由北至南地布下了数条防线。这些防线以夏后氏姒姓国为主，辅以已加入夏后集团的异姓国家，如斟灌，斟寻、有鬲、有仍、有虞、过、戈、寒等。寒在今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斟灌在潍坊市潍城区西南，斟寻在潍坊市之寿光市，过在今山东莱州市，有仍在今山东济宁市，有鬲在今山东德州市，有虞在今河南虞城，戈在河南中部偏东。这是其中一部分，但都对夏朝中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部分是同姓国，据王献唐先生的《山东古国考》，姒姓国在齐鲁很多，如安邱、诸城、潍县、寿光、青州等地皆有，他说：“益都(今青州市)夏有姒姓族徽铜器。知此一带，不特为帝相、少康两代战争(太康失国少康夏国时期)之中心，且为夏代王室分封之集团矣……试展地图，此伸入海中之山东半岛，由北至南，有一姒姓国家之阵线。北面邻近渤海为寿光、益都，东接潍县……南为安邱，再南为诸城，展至黄海滨矣……山东半岛之东部，如从中横断，即夏代防夷区域；重镇所在潍县、安邱、寿光、益都，东西南北之总辖也。潍县、寿光之斟寻、斟灌，见于古籍者，受封为最早，彼皆禹后。”如果说这是夏王朝对付东夷的第一道防线，那么，从德州、济宁到河南的虞城则是第 道防线。这两道防线，在第一次夷夏大较量中，为“少康中兴”起了决定作用。

　　太康被后羿驱逐之后，可能逃到了二斟，其弟仲康及仲康之子相，也都避难于二斟之间，聚集力量伺机复国。在此期间，后羿后院起火，其相寒浞乘后羿不理民事，淫于田猎，委政于己的时机，买通羿的左右，杀了后羿及其儿子，之后又攻灭斟灌、斟寻，夺取了夏后氏政权。夏后相被杀，相妻后缗怀着腹孕逃到有仍，生少康，受到庇护，长大成人，后又逃到有虞氏处。有虞氏妻之以两女，封之以纶邑(今河南虞城东南)。从此，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开始做复国准备。在有虞氏大力帮助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左传·哀公元年》)。同时有鬲氏在今德州一带，也积极帮助逃难于此的夏贵族靡，招集二斟余部，互相配合，终于攻灭寒浞及其两个儿子和浇的封国戈和过，夏朝得以恢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少康中兴”。由此可见，夏初布下的这道阵线，在夷夏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这场扰攘数十年的斗争，虽是夏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但是夷、夏阵线还是比较分明的。因此，少康中兴之后，一方面为了躲避东夷之凶锋，政治中心西移至中原，另一方面对东夷人大动干戈。《世本》和《竹书纪年》都记有“季杼作甲”和东征之事。就是说，少康时期虽恢复了夏朝，但并未完成征眼东夷的斗争。故又将这一任务交给儿子季杼。季杼为了对付善射的东夷人，特别制作了挡箭的“甲”。季杼时期，征服了今潍坊市潍城区西南的王寿，几乎一直打到海边，迫使许多不服夏王朝的东夷方国，承认夏王朝的共主地位而拱手称臣。但从当时接受夏王朝分封的国家看，夏王朝的势力仅及今潍坊市一带，潍河以东及鲁西南、鲁南地区仍有一些始终保持东夷方国或部落的独立发展。如鲁西南有：费氏(居今鱼台)、有辛氏(居今曹县)、有缗氏(居今金乡县)、豕夷氏、观氏(居今观城)。在鲁中南地区有：爽鸠氏(居今淄博市)、丹氏(居今临朐县)、季茹氏(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版。(居今昌乐县)、杞氏(居今安丘)等。从地下发掘看也是如此。岳石文化多分布在潍坊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这是继龙山文化之后东夷人独立发展的新石器文化。有夏一代，势力集中于鲁中、鲁北，东、南部是夷人势力。在齐鲁，夷夏融合是局部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周初。

　　2、商朝对齐鲁地区的统治及民族关系。商族本属东夷集团，兴起于中国东部沿海。其始祖契，传说是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说明契是鸟图腾崇拜的东夷部族。契在尧舜时代即接受封赐，封地为商(在今山东曹县附近20里，非后来商丘)，故称商族。这说明商族己与炎、黄族结合，成为华夏集团中的一员了。商人开始在鲁西南一带游动，一度迁都于蕃(今山东滕州市)。契孙相土时，正逢太康失国，便乘夏后势衰、社会动乱之机向外扩张，东越泅水，进至泰山附近建都，并向东进到海边。从契至成汤八次迁徙，又至商丘故地(今曹县附近)建了毫邑，并革夏命，建立了商朝。

　　商人既已加入了华夏集团，便与齐鲁地区未入华夏集团的东夷人形成了对立。因此，和夏朝一样，把对付东夷部族作为一件头等大事。商朝初期五世九王，势力强盛，社会比较稳定。仲丁之后，王室腐化，内讧环生，东部夷人乘机起而反商，迫使仲丁由毫迁都于嚣(今河南内黄东南)。至祖乙终于战胜九夷，又由嚣迁都于庇(今山东鱼台)，回到鲁南。南庚时又迁都于奄(今曲阜市内)。但不久盘庚还是把商都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商、夷关系如此紧张，故常有战争发生。直到末世之殷辛(纣王)，还对东部沿海夷人大动干戈，讨伐不已。但当他正在对东夷用兵之际，便被周人灭亡了。这说明，山东东部之夷人终未被征服，也就谈不上融合。

　　这部分东夷族人，到周朝建立之后，周人通过软硬兼施的政策和数百年的发展融汇，才真正完成了夷夏民族的大融合和人文的大同化，达到华夏一体，国家趋向统一和文化—统。

　　3、周朝与齐鲁民族关系。周朝与夏、商二代不同，周人起于西部，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与东部差异较大，在民族关系上也缺乏地域、血缘和历史的联系。在先周时期，周人与东部沿海部族几乎没有来往，虽与商朝有密切关系，但都集中于西部。因此，周武王灭殷之后，要确立天下共主的地位，实现天下一统，解决东部民族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历史任务。尤其是齐鲁地区，经过夏、商两代一千余年，沿海夷人尚未被征服，周朝初立，继续与周对抗，再加上夏商两朝在这一地区遗民较多，特别是商朝遗民和它的与国势力也较雄厚，竟公然联合起来，利用周王室贵族间的矛盾，发动反周叛乱，迫使周公两次东征。但是周人也有有利条件，那就是经过夏、商两代，夷、夏民族大部分已基本融合，种族意识的成见已很淡薄，与这部分人的关系已基本是政治权利的利害关系，只要有了政权就容易控制，这是其一。其二，周人已有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如何处理好政治和民族关系问题，夏、商两朝为之提供了不少的借鉴。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周代的文化承袭了夏、商，到孔子的时代还是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说，“民族间的融合是渐进的，不是到了某一个时期突然变成的。以夷夏关系为例，他们最初曾同处于黄河下游，互相交往，互相渗透，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周鉴于夏、殷二代，在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上进行了精心设计，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这两手具体体现在周初封建制度上。

　　三、西周封建的作用

　　西周封建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说的五种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封建社会那个封建制度，而是封建诸侯的制度。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不是周人的独创，早在夏、商时代就实行了。但周之封建却与夏、商封建不同。夏、商时期，诸侯不是由国王自上而下所封，而是诸侯自下而上承认王朝的共主地位，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十分薄弱。西周封建，诸侯都是由周王室亲自所封，王室对诸侯有统一的政令，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就是说周天子掌握国家出令行政的大权，诸侯被置于统一的国王的天下之中，天子代表天意，有至高权威，中央权力较前大大加强。国家的统一，王权的加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

　　第一，西周封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域内的大统一。国家的统一和周初相对安定数百年，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时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