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冬新款帆布包:谁知道一个叫西尔维亚的女诗人

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下雨的樟树 [四, 2005-01-27 12:47]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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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普拉斯:《拉扎勒女士》
　　我想我正在上升/我想我会升腾起来/热气的水珠蒸发了/还有我的爱情
　　普拉斯：《高烧103度》

　　按理，我在着重介绍西尔维亚·普拉斯（Sivia pluen）及其诗时，我应该先讲讲将自己的新个性、新内容传授给普拉斯的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洛厄尔以从内到外的独特经验写成的诗，使他的文体彻底地与美国五十年代的文体诀别。他的以惊人的坦白方式揭示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诗集：《生活研究》（1959年出版）是当时许多青年诗人诗风的转折点，更是普拉斯的转折点。此书一经问世，美国的整个诗坛就骚动起来，造就了一大批不同派别的诗人。美国诗，从此走向多元化。正如美国的批评家所说的，美国诗遇到了“马尔萨斯恶梦”。而“自白派”正是鹤立鸡群，风靡美国的。除了他之外，还有诗名震惊美国却在1974年以自杀来迎接死神的普拉斯的好友安尼·塞克斯顿；于1972年因绝望而自尽的约翰·贝里曼，他是与洛厄尔几乎齐名的诗人。他们都是自白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又都是在创作力最旺盛而且名满全国时自杀的。可是，我的教养太少，我的偏颇，我的理性失控，我容不得提这么多（这种自私只能由我承担）。这里，我只想谈谈死得最年轻的诗人普拉斯。
　　当艺术世界不再只有政治和宣传，教条和美好，当历史拉开沉重的大门，我们会处在噪音中不知所措。里面过久的黑暗和外面强烈的阳光，让我们暂时失去了视觉。小心谨慎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特色。除了我们自己过多的惊虚和困惑之外，诗人的精神错乱、自杀、暴力、病态意识、性绝望，已经不再被人们贬为是高压电网内的禁区之物。诗人的悲伤、懦弱、羞怯等等，不再受人诬蔑、讥笑诽谤。艺术更需要实事求是地洞察自己。
　　当我们谈论文学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无论我们怎样气喘嘘嘘，褒贬无情，但我们一定不会不想到令当今美国现代派的许多诗人都反感而后仍旧风靡美国文坛的自白派。于是，瘦小清丽的脸容就会浮现眼前——她，就是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和生命，虽然在美国女权运动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她的作品已经成为后来女权运动的试金石。她为后来的女权运动者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借鉴。提起美国的“妇女文学”，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她。她的诗歌展示了人类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她基本上是运用自己熟悉的材料——日常生活的东西，来表示悲观绝望和混乱脱节。无论是野蛮情绪、性裸露、自杀意图，一切对她都是那么亲近可爱而不再感到恐惧。在传统文学里，那些认为极其不轨的行为和淫秽的东西，在她的诗中是那样光明正大：“僵冷，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边缘》）这一切，都证明了她所追求的自杀是那样必然，又那样应该合理，从而获得者一种孤特的自杀的“芬芳”，这 “芬芳”结束了诗人深层的孤独和痛苦，证明了她的真实的遭遇赋予她的诗歌一种超乎单纯文学声音的重要意义。
　　普拉斯是自白派中最年轻最有艺术才华又最早自杀的女诗人。她是一位德国移民的女儿，1932年生于波士顿，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学家。她八岁时就开始吐诗、写小说和画油画，少女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九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忧郁、痛苦就滋生不止，使她有一种被遗弃的难以忍受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难以平息的内疚和落魄感，过早的步入了成人痛苦寂寞的领地。这一切使她产生了难以摆脱的幻觉，她好象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父亲的死负责（《爸爸》）。小姑娘过早的成熟，给她带来了本来还不应该有的烦恼和思虑。这种不幸的成熟，造就了她特有的诗人的气质。在史密斯女子学校读书期间，她就荣获了学术和文学优秀奖，并在校委会得到了《小姐》杂志的夏季编辑位置。毕业后，获得奖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于1956年出版处女诗集《巨人》，又名《巨大的雕像》。那时她年仅24岁，但《巨人》因她所表现高超的诗歌技巧而得到广泛的赞扬。只是有机会重温她的诗作时，这本诗集已隐隐约约地暗示出她后来作品中令人惊骇的不平衡现象。在温柔的诗行里，我们能感觉她那时的独特忧郁了，才知她那时的精神生活就已经极不稳定。上中学和大学时，就曾服药过多，多次自杀未遂。在《拉扎勒女士》中，她象给孩子讲童话一样讲给我们听：“我又是一个笑盈盈的女人/年仅三十岁/却有九次想要象猫一样死去。”罗伯特·落厄尔在波士顿大学讲授诗歌时，她偶尔也去听听，但她不是正式学生。落厄尔在她死后由她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 ）编辑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阿丽尔》作序时回忆说：“我感觉到她的羞怯和个性，从未想到她后来令人震惊而成功的结果。”
　　在英国读书时，普拉斯认识了青年诗人特德·休斯（1984年为英国最负盛名的桂冠诗人），并同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按理，年轻的母亲还刚刚开始甜蜜的生活，但普拉斯无法轻而易举地同时信任缪斯、母亲和诗人，这三重角色，妇女特有的不满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敏感。在她尖锐的个人声音中，很难体会到她之前的女诗人的集体力量。她从不希望象别的女诗人一样为女人说话，她的诗与别的女诗人的诗大相径庭。她诗的意象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意象，（如镜子、烹饪、抚养孩子、纱巾、为家庭成员所干的活诸如此类），而且还只是有限的空间意象（家、疗养院、房间、花园），更为突出的是人类自身的意象（伤疤、血、头发、骨骼、子宫、尸体等），坦率地指出生活中多种病态的人，用病态的利眼洞察病入膏肓却又装作健康快乐并且充满希望样子的社会，用癔病的听觉收听社会的杂音。由于社会的习俗，也由于对孩子真挚的爱，她无法得到写作和思考所必需的空间，这种痛苦造就了普拉斯诗中的主题，她身上的“男性”或“侵略性”精力的表现比一般女诗人更为突出，虽然她很绝望，（从《冬天的树》、《三个女人》和《涉水》中可以感觉出来）。普拉斯的丈夫开始对她很爱，然而也许女诗人独自的悲观情绪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总认为自己象羔羊一样受丈夫虐待（休斯在六十年代，另有新欢，使普拉斯非常痛苦）。1962年冬天，她和休斯分手了。她又从美国移居英国，但生活已显得更加紧张不安，一种少有的孤寂莫名地纠缠她，好象在呼吸空气中烈性的麻醉剂，痛苦造就她诗的活力。此间，诗却滔滔地从她心灵滑出来。这些诗节奏强烈，意象冷漠，形象有力，又与读者相隔一定距离，不可避免地要用参差的诗行来展示焦灼欣慰的主题，再也见不到她早期诗中温柔的调子，通篇全是由炽热的意象构成的凝炼的诗。这些看似雪片般的诗行，却象冰雹，凶猛地砸向看似碧绿其实全是野草的传统和人类。她将自身的一切都融进了诗的金字塔，在自白派的领地上越飞越高。
　　普拉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一件意外事故，一点委屈，甚至一次擦伤，墙上的苍蝇，在诗人忧郁多情的眼里，都是毁灭的自白。如她的诗：
　　挫 伤

　　色彩向这地方拥来，暗淡的紫色，
　　躯体的其余全洗干净了，
　　珍珠的色彩。

　　在岩石的深渊里，
　　海洋着迷似地吸着，吸着，
　　一个空洞，整个海洋的中心，

　　一个苍蝇的体积，
　　毁灭的标志，
　　慢慢从墙上爬下，

　　心关闭了，
　　海浪退了，
　　镜子裹上了尸布。
　　“暗淡、深渊、空洞、苍蝇、毁灭、关闭、尸布”等等，她格外留恋的灰色意象，她在创作上，越来越偏食了，她为自己的自杀准备了许多嫁妆。在诗的镜子里，再也不会映现更多的东西。普拉斯对其受伤的内心表现，总让人感到格外委屈。诗中分行有力的比喻，最凝炼的句法以及她对诗行的节奏与和谐的关注，她用光学仪器看懂了自己心灵的肌肉组织，并且还要努力对自己的愤怒进行毁灭性的抑制。她鼓舞了其他诗人扩展了他们自己的抒情领域。
　　自白派中，虽然最有成就的诗人只有四、五位，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普拉斯的诗，她反复写自己如何追求死亡，醉心于在自我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派中的那种悲剧式的自我揭露推倒了极端。在她眼里，自我和世界靠痛苦结合。她最强烈地代表了美国当代诗歌中的自白派倾向。在进行这种略带冒险的独特而成功的内心破坏因素的表达过程中（《拉扎勒女士》），她是一位自杀专家，“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1963年2月11日的清晨，她一头扑进了煤气炉的怀里，再也不愿醒来。对她的这一行为，她的朋友执着认为，普拉斯已部署了下一步，指望在九点钟之后被她的打杂女工发现，但是，令人可惜的是，那天，这位打扫清洁的女工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当她到来时，普拉斯已经死了。
　　普拉斯最杰出的诗歌，是在她一生的最后二、三年，更确切地讲是最后五个月写的。她死后，虽然也能逐渐发表一部分诗，但聪明富有天才的休斯（她原来的丈夫），对普拉斯的诗作却格外自私而做出过敏的事情来。普拉斯的一部分诗作，他一直压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八二年才首次发表，他还销毁了她最后的日记，令整个文坛遗憾。这也是诗人休斯的一大天才的行动吧。不过我丝毫也不想贬低休斯的一切。
　　自从出版《阿丽尔》之后，随后出版了《涉水》、《冬天的树》两本诗集。这虽然扩大了《阿丽尔》的成就，但改变的范围并不可观。正如洛厄尔写的那样，在《阿丽尔》这本诗集中“一切......都是个人的，自白的，感觉得到的，但感情的方式是控制的幻觉，一种狂热的自传......自杀，仇恨父亲，自我憎恨——对于恐怖的快乐似乎没有什么过分的东西。然而这是太过分了：她的艺术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在《高烧103度》中，她认为“带着洗不掉的臭味/爱情，淡淡的烟雾在滚动，从这儿/象伊莎多拉的纱巾把我卷入恐怖。”作者始终没有放弃病态社会的洞察。在她的心中，爱情是那样虚伪和可恶。在《申请人》里，她将自己描绘成候选人，描绘成一种以“玻璃眼睛、假牙、拐杖、背带、钩扣”“橡皮乳房和一个橡皮胯部”组成的自动机器，在这里，爱情的本身是令人沮丧的。我们不得不相信她和休斯的分离是她向真正的爱情迈出的第一步，虽然她一直都没能找到。在一首诗里，月亮“象拖一种黑暗的罪恶一般拖着海洋”，在另一首诗里，月亮“要残忍地拖走我/使我贫瘠/她绚丽的光芒刺伤了我。”至于太阳，“我遭受过落日的暴行/根系已被灼焦。”本来无私的太阳也在欺骗凶吓她。“太阳的泥罨剂引诱我激动”，“太阳把墙上的血污晒干”，太阳变得很自私，也在为病态的社会粉饰太平。虽然她在《晨歌》中也把自己的母爱镶嵌诗中“爱情，驱使你象一块迟钝的金表在走动。”“为你的到来歌唱”，但是，那些铭刻所有读者心中的诗，就象把人们带到一座美丽的城市的火葬场。她把歇斯底里与创作性行为揉为一体，以梦魇般的描写，哥特式的方法表现一个性虐待者的痛苦的追求，《高烧103度》以它显示一位裸体甚似放浪形骸的野女人刻在读者心中：“我的自身分解/老妓女的衬裙——/通往伊甸乐园。”还有她的《分割》，她为切着“我的拇指而不是洋葱”的菜刀而颤抖，并且还以为自己正在走向断头台，猛醒之时才惊喊：“卑鄙的姑娘/裁断拇指”，血淋淋的指头象在立体电影里一样向我们伸来。她是自杀专家，《死亡与商号》：“我不激动/寒霜结成花朵，/露珠凝成星星；/死亡的钟表，/死亡的钟表。//有人，已将它敲响。”在《燃烧的女巫》中：“我要解剖这个时代，/我要嫁给石影里的灰烬，/我的贞操舞动，光明上升到大腿。/我毁灭了/毁灭在这所有的光之罩裙中。”在《边缘》里，她是那样兴奋：“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舌里溢出芬芳。”她又会从自己的骨灰中站起来，变成吃人的人，毫无恶心地“将人作为空气来吃”。此外，还有许多诗。如果认为这类诗只描写痛苦和失望，那是不够的，还应加上最后一句：这类诗歌只有到了某种深层的痛苦和失望可以判定是接近生命的尾声的时候，才有这种体验，写出这类诗来。它的内在的感染力正在于这种新奇。
　　我们知道，在一系列诗中——《蜜蜂相会》、《蜂箱到达》、《蜂刺》、《蜂群》、《过冬》——这位曾写过野蜂论文作者的女儿，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异化和死亡的紫梦中，成为蜂王和受害者。这些非同寻常的诗歌在成就上令人赞叹，同时在艺术上令人惊讶。她的诗作，开端相当正规化，然后不慌不忙地逐渐加强力量和浓度。她的许多诗都让我们看到了她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但是，这些诗的力量不在于因为我们得知了即将付诸实现的大事，而在于她把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素材变成令人不寒而栗的象征，用自我否定的笑声来掩饰绝望。
　　对普拉斯来说，生活都是多余的，多余的部分既避免不了发疯的体验，也不能和它分开。疯狂即癔病式的疯狂，把它看作是作者对生活荒谬性病态的一个隐喻更为妥当。这种隐喻，我们从她的诗中时时可以感觉到。没有一位当代诗人（至少是她以前）能如此彻底地揭露自我对性虐——性受虐狂，对毁灭自己欣喜的强烈迷恋。她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自白派这条小溪中，坦率地将个人隐私、内心创伤、紊乱情绪、自杀愿望和性冲动公诸于众，在散乱的密码中，目睹她血压升高，换气过度的呼吸，从而达到了自白派的目的——“内心和语言上的象征融为一体。”
　　虽然，自白派也和反学院派、黑山派、垮掉派、具体主义及派别外的离异分子一样，受到许多人的责难，然而正是由于自白派自身的内在的诱惑力而惊醒了后来冷静的诗人和批评家，人们不再头脑发热地评价这类诗了，因为这些诗的精华无不肯定地表达了诗人感情生活的真实性，这种极其罕见而又可贵的真实性，终于被当代人接受了。
　　近几年来，随着她的过去的丈夫特德．休斯日益公开她的诗作，她在国际上的声望也日渐升高。曾再版七次的诗集《阿丽尔》，获得1982年美国普利策诗歌奖，普拉斯终于成了文坛关注的诗人。虽然，我在这篇短文里为普拉斯及其诗歌作了许多辩护，我这律师不很称职。不过，应该告诉读者的是我既不是普拉斯的朋友也不认识普拉斯，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其实，我的母亲还是一位很害羞的姑娘。现在，对我来讲，她已经是一名历史上的诗人。只是在我有幸接触到她的诗的时候，她的诗引起了我的骚动和兴奋，使我无能为力拒绝对她的诗进行评论而只能暂时避开别人不管。
　　写完短文，我似乎更加担心，请允许我再加一句：我的这篇短文可能会贬低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作品价值，所以，我只想厚望更多的人能见到她的诗而不是我的这篇评论。

　　1987年12月10日——25日于浙江金华
　　2000年7月打印
　　注：普利策文学奖：她是于1917年由新闻业大老板普利策遗嘱设立，每年颁发

死亡诗篇

POEMOFDEATH

——西尔维亚·普拉斯传

大为编译

她是公认的美女诗人，有着让人艳羡的文学天赋。她与足以与她相配的桂冠诗人一见钟情。七年后，她选择以绝美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六年后，夺走她丈夫的女人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始于剑桥———诗坛最浪漫

的爱情童话

1956年2月25日，在剑桥大学女生联合会的大厅里，一个聚会渐渐步入高潮。100多位客人济济一堂，大部分都是学生。情侣们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狂欢爱好者们混杂在一块儿，或是轻嘬着白兰地，或是调着情，或是朗诵着诗歌或散文。

一位穿着红色鞋子、涂着厚重口红的女士走了进来，这就是西尔维亚·普拉斯，她问起在那些诗人中哪个是特德·休斯，说她非常仰慕他的作品。在她的日记中，这一天的场景是这样的：“那个高大的肤色黝黑的匈牙利男孩……我当时一进屋就问起他的名字……用力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就是特德·休斯。”

这两个生命，更或许，整个当代诗坛的命运都在这一刻永远地改变了。根据普拉斯日记中的回忆，她和休斯偷偷地溜到了一个偏僻的房间里，在那儿，“他重重地亲了我一下”，随后又解下她的红发带和耳环，还大声喊着：“哈哈!以后就由我来保管它们啦!”当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在他脸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还咬出了血。

这次聚会四个月后，休斯和普拉斯结了婚，两个对20世纪英语诗坛影响巨大的人从此结合在了一起。1984年，因为在《雨中雄鹰》《乌鸦》等诗集中用特有的手法探究了大自然神话般的力量，休斯受到了广泛赞誉，并被授予英国“桂冠诗人”的称号。而普拉斯用绝无仅有的冷静和坦率打破了传统模式和印象主义的束缚，向世人揭示了藏匿在人类内心中的恶魔，内心中与时代和性别局限的斗争。她在1963年年仅30岁时自杀，让自己成为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牺牲品和象征。

休斯和普拉斯的爱情已经超越了艺术，称得上是20世纪最感人的爱情故事之一。
直到今天———在普拉斯自杀40年之后，人们，不管是学生、作家、学者，还是传记作家，仍然为普拉斯和休斯的故事着迷不已。

为文学而生的两个人

休斯于1930年出生。他的童年是在英国的西约克郡度过的。休斯的父亲是个木匠，一战的退伍老兵。休斯在后来回忆童年往事时说，所有的人都在为这场“为结束一切战争而战的战争”哀伤不已，“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灾难的味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肉体和灵魂开始分离”。

十几岁的时候，休斯就开始尝试写作。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各个名家的大作，其中不乏莎士比亚、布莱克、劳伦斯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英国文坛巨人的作品。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非常优秀，足以让他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在部队里完成了两年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员的义务兵役后，心中满怀着文学理想的他终于来到了剑桥。然而，当时他对本来就毫无兴趣的解构文学痛恨不已。为了转系，他声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浑身被烧黑的狐狸把一只烧焦了的爪子放在他刚完成的一篇作品上，警告他说：“别那么干了，你会毁了我们的!”不久，他就转系到人类学专业，学起了关于乌鸦、猫头鹰和蛇等动物的神话故事。其中有不少都被他运用到了后来的创作当中。1954年毕业不久，他在一本名为《格朗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小男孩和四季》。不过，在遇见普拉斯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生活一直非常困苦。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打些诸如园丁或动物园管理员这样的零工，以补贴生活之用。
西尔维亚·普拉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海滨小镇温思罗普长大。受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昆虫学博士学位的父亲的影响，她也对这一学科感兴趣起来。在她的诗集《精灵》中，这种影响随处可见。她的母亲奥里莉亚原本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一名教育家，但婚后的生活最终迫使她放弃了这一梦想，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读过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罩》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她眼中母亲的形象———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且异常苛刻的女人。普拉斯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的死让普拉斯差点发了狂。一边要面对母亲的苛求，另一边又感到被自己爱慕的父亲抛弃，普拉斯开始发疯似地追求自我完善，不管是作为女儿,还是学生、情人乃至妻子，当然，还有作家。

然而，这种追求完全超越了现实，而这也成了她第一次尝试自杀的原因。1953年，作为史密森学院的模范生,她被纽约的《女士》杂志选中，成了该杂志的一名客座编辑。整个大三的暑假她都在那儿工作。开始时，她对此得意洋洋，自从8岁时波士顿的《先驱报》发表了她描写蟋蟀和萤火虫的处女作散文以来，她对写作一直都非常着迷。上高中的时候，她那些短文就登上了诸如《十七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名刊的大雅之堂。

曼哈顿之行不仅没有带给她任何的快乐，还令她非常沮丧。“我感到内心沉寂、空虚，像是在一片喧嚣中的行尸走肉”。回家后不久，普拉斯就因情绪过分低落而险些崩溃。她在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并接受了电休克治疗。出院后，有一次，她爬进了家里又暗又脏的地下室，企图服药自杀。

痊愈后，她光荣地从学校毕业，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文学。1955年秋天，她出发前往英国，目标不仅是磨砺写作的技艺，可能的话，还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另外，还要为自己找到生命的另一半。来到英国后不久，她就在日记里写道：“上帝啊，我真想能亲手下厨，建一所自己的房子，还要闯入一个男人的梦乡，还要好好写作……”

金童玉女共浴爱河

几个星期后，她买了一期新出的《波多尔夫评论》。在那薄薄的小册子里，署名为特德·休斯的几行诗打开了她的心扉：

他想要裸身站立，

在野兽狂奔的漆黑的深夜中醒来，

昆虫们交尾，样子如同相互残杀。

她开始觉得休斯就是那个和她相配的人———至少从文字上看来如此。在聚会上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她就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他那充满男人味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巴，卷曲的头发，活脱脱一个美男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其实，他霸道得像食肉动物。他喜欢女人，而女人们也都乐意向他投怀送抱。他有英俊的外形、黝黑的肤色，还有枪手一般的气质。

不久之后，兴奋至极的普拉斯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休斯：“他是一个睿智的诗人，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高大健硕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似的声音。”然而，后来的一切却让她倍感失落，对于这无尽的伤害，她也只能叹息命数如此。

或许普拉斯咬休斯的那一口正是女性见到休斯的一种正常反应。聚会结束后，休斯回到了伦敦，在电影公司找了份脚本讲师的工作。普拉斯对此非常失望，她原先希望休斯能在她去巴黎旅游前来看她一眼。其实休斯确实来了，只是她并不知道。在那个寂静的夜晚，休斯偷偷跑到普拉斯房子的后面，朝他认为的“窗户”上扔泥巴，叫着“雪莉”(他弄错了她的名字)，把普拉斯吓了一跳。3月23日，也就是她出发去巴黎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了休斯在伦敦的公寓，一直待到天亮才走。

在休斯的诗集中，他回忆初识的情景：

我看见你站在那阴影里，

比任何一年都愈加清晰，愈加真实。

就如同见到你的那一次，此后不再来。

从一开始，普拉斯对这份感情就非常投入，投入得几乎有点不可思议。虽然她也曾向朋友表示过对休斯可能是个花花公子的担忧，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好好调教他。为了能拴住他，她甚至还在日记里写下了长长的一串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不要骂他，不要唠叨———他喜欢怎样就怎样……”休斯可能并没有觉察到她为他付出的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在她身上，他看到了他想要的那种女孩———活泼，周身的美国味……当然，他也看到了她的天赋，天才一样的才华”。

琐碎的生活让爱情坠落凡间

1956年6月16日，他们终于喜结连理。当时休斯25岁，普拉斯23岁。他们经常互相阅读、欣赏对方的作品。她写诗的时候休斯经常帮她出些点子，而她则帮他校对散文。她把他的一些作品送到《诗》《国家》《大西洋月刊》等许多杂志上发表，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夫妻俩还经常在寓所里招待学术界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

长久以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他们，他们还不得不腾出很多时间来打扫、油漆、装修他们狭小而又简陋的家，让它变得稍微舒适一点。虽然很多人都批评休斯把大部分家务活都留给普拉斯，但“和整个时代背景相比，在两性平等问题上他做得还是好得多了”。他们的朋友们这样说过：“他知道她的写作欲求和他一样强烈，不过夫妇俩还是慢慢学会了如何支配时间，使他们既有时间从事写作，又有时间照顾孩子。”

不过早在去西班牙度蜜月的时候，普拉斯就渐渐有了异样的感觉。虽然也有人在杂志上吹嘘说他俩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却也有文章警告说：“整个世界已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长着刺头的酸柠檬。”果然，当他们租下了一座小房子之后，休斯把大部分家务活都留给了普拉斯，她心中的忧郁也就在这个时候迸发出来。

普拉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作为一名50年代妻子的艰辛。在日记中，她坦白自己最渴望的其实并不是事业，而只是“有孩子、床、睿智的朋友和一个美满而又能激发灵感的家”，当然，还要有个能让她“甘心用所有自己的信念和爱为他每天沐浴”的男人。她是个传统的女人，雪片般的信飞到了母亲那里，告诉她自己有多么幸福。然而，除了这些，她仍然努力让自己的文笔更完美。她的婚后生活几乎可用疲惫艰辛一词概括，夫妻俩几乎没有在一起的时光。

1957年4月，普拉斯收到了一份要求她去史密森学院给新生们讲授英语的邀请。当年夏天，两人就坐船来到了美国，然而，牧歌般的美好前景却被普拉斯对怀孕的恐惧破坏殆尽。虽然在她的理想世界中，她希望能多要几个孩子，不过她也知道，在现实中，即使是在休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样的生活也显得困难重重。在当时的普拉斯眼中，怀孕简直成了一个痛苦的打击。“门一次又一次被‘嘭’的一声甩上。那份恐惧，我觉得，可能就代表着我的，或许也是特德的终结，还是我们的创作和那看似牢不可破的感情的终结。”幸运的是，她又迎来了自己的经期。

然而，选择教书不啻于一个灾难。普拉斯渴望的是水晶般纯粹的学术环境，但她却被那些所谓的教授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工作量，还有她对自己不能做一位期望中的好老师的失望，玷污得污渍斑斑。不到一年，她就辞了职。为了庆祝自己的解脱，她让休斯在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一起野营，然而他却迟到了。在找他的时候，普拉斯不经意间看到他在大街上暧昧地和一个涂着厚厚口红、穿着卡其色短裤、露着粗腿的女孩相视而笑。普拉斯一下子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什么样的解释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虽然那个女孩只是休斯的一个学生，而且那次遭遇也只是偶然，普拉斯还是觉得休斯背叛了她的信任，对她所牺牲的一切嗤之以鼻。

伟大作品的问世和孩子的诞生

同年，夫妇俩搬到了波士顿。在休斯的一再要求下，他们选择了分居，彼此独自写作。可是普拉斯最终还是无法平息内心中对稳定收入的渴望。于是，她来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精神病诊所———五年前，她也曾到此，只不过是作为病人———找了份接待员的兼职。不过到了1958年年末，她却因为与母亲关系的困扰而不得不再次接受治疗。

接下来的一年对于普拉斯来说，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一位成熟的女性，都是她生活的转折。普拉斯懂得了可以放手去描述自己的心理问题，告诉世人她内心中对黑暗的恐惧。同时她更是鼓起勇气，去开拓诗歌文学之前从未涉及的，例如母爱这样关于女性的话题。不久后，在一次越野旅行后，普拉斯发觉自己怀了孕。不过这一次，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夫妻俩都已厌倦了在美国的生活，他们在1960年1月回到了伦敦，找了个简陋的公寓。不久，普拉斯就收到了第一部作品《巨人像及其他诗歌》的出版合同。普拉斯对此兴奋不已。虽然怀孕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但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在第一个孩子弗里达出生之前，她对此事都讳莫如深。普拉斯告诉母亲说：“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这样开心过。”

虽然生活已让她承担了众多的任务，她还是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新的角色———一个完美的母亲。虽然此时的休斯也开始承担一些诸如打扫、购物的活儿，但大部分家务仍然压在普拉斯的肩上。疲惫、疾病、沮丧不停地折磨着她。正如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喂养孩子，打扫，做饭，整理特德和我自己的那些成山的邮件，逼得我不得不只能关注于怎样才能挤出时间从事创作。”

1961年初，为人母带来的艰辛加上长久以来的经济困难让普拉斯心力交瘁。她的忌妒心也在此刻又一次发作。当时，休斯认识了一个BBC的女雇员，并和她讨论了如何制作儿童节目。普拉斯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休斯回来后，发现普拉斯已经烧毁了他新作的草稿。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普拉斯对此当然清楚。不久之后，她选择了堕胎。

尽管身陷重重危机，普拉斯仍然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她开始创作一些更注重情感深度的作品。同时，她也开始用以前从未用过的方式探讨女性。而这一视角伴随着她的创作，也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在《晨歌》中，她如此赞扬母爱：

接生婆拍打你的脚掌，你赤裸的哭喊

便在万物中占有一席之地。

爱情已逝，婚姻走到了尽头

1961年夏天，为了能给彼此更多的隐私空间，两人把公寓转租给了年轻的加拿大诗人戴维·韦维尔和他的太太阿西亚，在距伦敦200英里的德文郡买下了他们的第一所房子。普拉斯特别喜欢房子的后院，她在那里弄了些小园艺，还做了个蜂箱。夫妇俩整日沉醉在宁静的环境中，都觉得这对他们的创作大有裨益。

然而，这种牧歌般的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他们的儿子尼古拉斯1962年1月17日出生后，普拉斯患上了产后忧郁症。最糟糕的事也随之发生了。

那年春天，普拉斯在德文郡的家中招待了来访的戴维和阿西亚夫妇，此后，乌云就一直笼罩在这个家的上空。普拉斯觉得休斯和阿西亚谈话的方式有些暧昧，几个月后的7月9日，普拉斯接到了阿西亚打给休斯的电话，虽然电话那头的阿西亚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声音，最不愿接受的怀疑最终得到了证实。普拉斯把电话线从墙上硬扯了下来，一把抱起尼古拉斯跑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虽然回到了德文郡，却把休斯写的作品和她自己的第二部小说———一部对她丈夫的赞美诗———的手稿搜集到一块儿，拿到屋外后付之一炬。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关系的紧张一直交错相织。《巨人像及其他诗歌》已经在美国出版，他们的诗也在几本颇有名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在不了解他们的人眼中，他们是美满的一对。然而事实上，普拉斯觉得她不应该那么随便就让休斯出去和别的女人鬼混。更让她愤怒的是，她努力为他挣得的名声换来的却只是他更甚的贪婪。10月11日，两人又一次分开了———休斯搬了出去。

普拉斯一下子陷入了孤独。她那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的理想刹那间灰飞烟灭。她开始变得越来越绝望，不得不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到写作上，因为只有这才能给她最大的安慰。她开始发奋地用她那锋利、诚实而又热烈的笔锋写诗，其中一些诗发表到了《纽约人》《观察家》等杂志上。这一切让人觉得她已经从痛苦中破茧而出，并且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目的、希望和她最真实的声音。她希望的是一种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每天看看书，照顾孩子，下厨炖些牛肉。她希望的是一种真正女人的、艺术家一样的生活。然而在艺术上，为了工作她又不得不站到悬崖边上。所以，或许她暂时需要一个厚实的情感依靠，才能到达更高的艺术层次。而这一依靠正是他们婚姻的终结。在《事件》一诗中，普拉斯如此描述休斯为了阿西亚舍她而去时他们的婚姻关系：

爱不能到达此处。

黑色的深沟将自己暴露。

自杀，美女诗人完美地谢幕

有人认为普拉斯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分析了男人性情中残忍、失落、背叛的一面，显示出了一些导致她最后无法避免的自杀的感情因素。然而同时也有迹象显示普拉斯其实已经为这场和命运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虽然向她请求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又以非比寻常的自信和对未来无比热情的口吻写道：“我是个写作天才，我真的有天赋。现在，我创作的，将是我一生中最美的诗句……”

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普拉斯回到了伦敦并租下了一幢公寓，令人费解的是，这幢公寓居然就在离阿西亚的公寓不远的地方，她在那里度过了整个世纪以来英国最严酷的冬季。公寓里时常断电断水，她和孩子也都经常生病发烧。住在附近的休斯不时地来看看他们，给他们带些小礼物什么的，但是，他的探望并不能给予普拉斯更多的慰藉，这个原本整洁的女诗人如今却是脏乱不堪，房子里空空荡荡，非常寒冷。

1963年2月11日早上，在新的女佣到来几个小时之前，普拉斯走到了楼上孩子的卧室里。放下了两杯牛奶、一碟面包和黄油后，她回到了厨房，用毛巾死死地堵住了门窗的缝隙后，打开了煤气……

六年后，阿西亚用和普拉斯相同的方式杀死了她和休斯四岁的女儿舒拉并自杀。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上个世纪最后一位美女诗人的诗篇，自杀，即是她最美丽的天堂：

死去

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

我尤善于此道。

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曾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结婚，后因精神失常而在伦敦自杀，诗集有《阿丽尔》。

我的皮肤
闪闪发亮如纳粹的人皮灯罩
我的右脚
一块锡纸
我这张脸平凡、细腻
是犹太人的亚麻布

我是个笑盈盈的女人
我年仅三十
像只猫我可以死九次
这是我的手
我的膝盖
我可以只有皮和骨

死，是一门艺术
就像任何事情一样
我要使它格外精彩
灰烬之中
我披着红发升起
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
——选自《拉扎茹斯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