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木手球报价:什么叫鸳鸯蝴蝶派风格？

鸳鸯蝴蝶派文学产生于1908年前后，作家主要是以包天笑、徐枕亚为首的“洋场才子”。作品以用文言文描写新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为大宗，后亦兼用白话文写作，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故有“鸳鸯蝴蝶派”之称。其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定夷的《美人福》、吴双热的《兰娘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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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

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
流派。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开清朝闭关自守的大
门，接踵而至的是租界的霸占,洋场的开辟,半封建半殖
民地大都市的畸形生活,以乌烟瘴气,光怪陆离的容貌呈
现于人们眼前,于是反映这种都市的作品也应运而生。鲁
迅说：“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
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
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
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
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
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
的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
宗旨。它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
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它们
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
烦”为目的。在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严正
批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
具,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言的。茅盾在1922年对这一流
派的实质下过中肯的评断：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个最大
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
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
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他们视作品为商品，为了竭力
倾销这些“商品”，自然就不能不随波逐流，以适应洋
场的“五方杂处，三教九流”的需求。作品的内容也不
得不随着他们特有的读者层的趣味为转换：有时是言情
小说，有时是“黑幕小说”，有时又转换成以“侦探”、
“武侠”最为热门。因此，这一流派的作品内容极为驳
杂，举其要者大致可分为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
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
闱、民间、公案等等类别。早期鸳鸯蝴蝶派仅仅以言情
小说为主，后来要将如此庞杂的内容塞进狭义的鸳鸯蝴
蝶派的框子中,似乎不大贴切。于是有人以他们早期的最
有影响的《礼拜六》杂志名之，统称之为“礼拜六派”
《礼拜六》封面
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代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
间，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后
中国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袁世凯复辟帝制而
掀起的复古狂潮，使社会呈现了一派沉滓泛起的颓败局
面,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便泛滥充斥于市场。这时,鸳鸯蝴
蝶派作者中除了不少“封建才子”和“洋场文豪”之外，
又增添了一些不愿在浓重的政治暗夜中继续探索的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反袁斗争中离开了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辙，投入了鸳鸯蝴蝶派的圈子。五四
运动以后，该流派虽然多次受到新文学营垒的冲击和批
判，报刊阵地和读者面都有所缩小，但仍然在市民读者
中流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才在祖国大陆上失却了他们生存的土地。因为这一流派
基本上与民国相始终，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
曾被称为“民国旧派文学”。
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小说《广陵潮》
鸳鸯蝴蝶派从主导倾向而言，是一个消极的病态的
文学流派。但也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地作具体分析。
如在他们早期反映婚姻问题的作品中，就有恋人受严亲
或封建信条所迫，以致酿成悲剧的内容，从反对父母之
命和媒妁之言等封建道德而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
们之中的有些人，在“五四”前后，曾翻译介绍了外国
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东北欧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也是
值得肯定的；该流派的部分作者如包天笑、周瘦鹃，站
在清贫的市民立场，反映其要求和愿望，写了一些对社
会黑暗现实和封建军阀压迫表示不满的作品。特别是在
“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流派中的具有民族正义感
的作家，写出了大量的“国难小说”,宣传爱国,反抗侵
略。1936年10月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
宣言》中，也包括了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的签名。在
抗日洪波的淘洗下，随着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作者思想的
转向，他们有些人的作品也相应地出现了新面貌，向健
康的通俗文艺过渡，这些作品就不能再以鸳鸯蝴蝶派或
礼拜六派来标示了。张恨水的小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变化，是这种演变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
一些有益的工作，包括文艺作品上的新的成就。

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或民国旧文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初，“五四”前夕达到鼎盛时期，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上的变革而结束，其活动时间约40年。“鸳鸯蝴蝶派”小说萌生于1903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的代表作——《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最早出现于上海，后来渐及北京、天津等其他城市。当时刊载这类小说的报纸、杂志有数百种。至于这一派的具体所指，在当时就相当模糊。有人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指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指那种常用四六句的文言小说，“看文字，真像一对一对的鸳鸯，一双一双的蝴蝶。”但是从郑振铎等点名批评的作家作品看，“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所指，远不止于此，它实际指的是当时所有注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学。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为了争夺文化阵地，对这类小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周作人第一个站出来。1918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点名批判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1919年1月，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再次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此后鸳鸯蝴蝶派几乎成了封建文艺、反动文艺的代名词。反省一下学术界过去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有不少是违背历史的。在商品经济盛行的今天，很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再评价。

目前，中国现代性建设正在进行中。“五四”新文学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如果我们把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建设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一是民族主义。

人文主义是在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它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发展个性，主张婚姻自由。

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青年寡妇梨娘和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相恋，这一对男女的感情相当炽热 ，但是迫于当时封建礼教的压力，他们只能通通信，作作诗，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痴得很，她想自己不能和梦霞结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可男女双方都勉强之至。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娘，小姑则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三个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伤而病 ，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死。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是揭示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可有的批评者却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贞操观念，这是没有道理的。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最后战死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与否定，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原刊《礼拜六》第16期）中的陈宗雄为自己死后爱妻的将来着想，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不必为他守节。“这充分表明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1]，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毒药”，这和现实相差多么远呀。

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鼎盛时期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缕麻》写的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女子自幼许配给一个丑陋痴呆的富家子弟的婚姻悲剧，小说所揭露包办婚姻残酷性的反封建意义，和当时青年追求民主和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愿望相一致，所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梅兰芳曾在回忆录里说，他根据包天笑的小说改编成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上演后，曾感动过一些看过此剧的家长，应子女要求，解除了不合情理的婚约，可见这部小说产生的积极影响。

特别要看到，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性。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等。

当年《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回忆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这些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五四”新文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它们和封建主义是彻底决裂的。相对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反封建没有“五四”新文学那么彻底，那么一步到位，它们和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作品或情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即便是如此，鸳鸯蝴蝶派的主流却显示着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这是明显的，毋容置疑的。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前进的“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方向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死”，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死代表毁灭之美，说明新旧不可调和，死才为后人开辟了道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宣扬了感情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体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和先锋性。

历史是复杂的。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不可能是单向度发展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有“五四”新文学这样惟一的形式。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心态。实际上像鸳鸯蝴蝶派文学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这种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高韬激越地采取一种和传统完全决裂态度的现代性，那么相对而言，鸳鸯蝴蝶派文学应是一种温和的平缓的现代性。

二

鸳鸯蝴蝶派文学另一个经常受到学界批判的是其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他们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媚俗倾向，被学界所不齿。

鸳鸯蝴蝶派的确是很注重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这从鸳鸯蝴蝶派的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杂志的“出版赘言”便可看出。然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这一文学主张，我们不能给予简单的否定。文学本来就是从游戏、消遣中产生的。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等，它们都不否认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使人娱乐、放松、怡情养性、恢复疲劳，从而增进精力进行再生产的功能。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学除了娱乐的功能外，也可以宣传、启蒙、教育，可以战斗……当然也可以造谣、撒谎、教唆、恐吓等。但文学的最基本功能是娱乐。完全排除了娱乐的宣传、教育、战斗，那就不再是文学了。

中国文学到了晚清时期，启蒙战斗的功能徒然增强。但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2年至1918年，通俗小说独踞文坛中心，其中大放异彩的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到了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代替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新文学提出“人的文学”，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从整体格局看，“五四”文学还基本处于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经过文学研究会，“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2]。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以政治与教化为主导，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从晚清和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看，鸳鸯蝴蝶派无疑是对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一种调节。所以鸳鸯蝴蝶派讲究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其实鸳鸯蝴蝶派文学强调文学的娱乐性的同时，也没有放逐文学的教化功能，也没有沦落到“玩物丧志”的地步。《〈游戏杂志〉序》说：“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各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标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各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作家是想让人们在茶余饭后得到警诫和教诲。这就是通常讲的“劝俗”作用。这种方式是适应市民心理和特点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大部分读者是广大的市民阶层。由于当时市民自身的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以及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制约，更多的人便形成他们在工作之外便是娱乐的价值观，他们往往会选择带有很大娱乐性的文学样式，然而在读书娱乐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善恶的考验；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和陶冶，匡正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因此，鸳鸯蝴蝶派文学很注意考虑当时市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即讲究故事的曲折惊险，跌宕起伏，新奇怪诞；叙述线索的简洁、明晰，使之富有刺激性和趣味性；同时他们还注意市民性和人情味的交融。而“五四”新文学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作家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相对较严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以它前所未有的功绩，宣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文学的世纪。但这也导致了一种恶果——民族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的倾向。其恶果使新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不像“五四”新文学那样彻底的决裂，而是寻求一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和传统的转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志怪”“传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后来的“话本”“章回小说”无不讲究趣味性。传统通俗小说的长处就在于通过趣味性，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诲，收到“劝俗”的效果。“趣味性”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标准。鸳鸯蝴蝶派文学很讲究作品的趣味性，他们很好地吸取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的营养。首先，他们在创作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而是有生活基础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儿子鹏郎是作者的门生，他的母亲工于诗文，与作者曾经相认识，作者的妻子婚后被恶姑虐待致死，《玉梨魂》是悼念亡妻而作。正因为作者有生活实感，在构思这幕爱情悲剧情节时，才写得如此逼真，缠绵悱恻，曲折动人，故而轰动文坛。作为记者，张恨水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之中，这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为他创作有趣味性的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真正要创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还要有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就是进行美的趣味性的创作的要求和准则。只有那些与广大读者涉足现实的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与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发展趋势的心理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才有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的可能，从而达到激发人们精神的积极效果。这种富有艺术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说的“噱头”。鸳鸯蝴蝶派作家深谙这种“噱头”的重要性，光有言情是不够的，情节还要有“噱头”，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让大家快活快活。而要做到这样不容易。据说张恨水应《新闻报》主编严独鹤的邀请，写有“噱头”的小说，苦思了几个晚上不睡觉，还是没辙，只好到附近的天桥转一转。在钟楼附近看见了卖唱的，想起前几年发生的军阀抢小姑娘的事情，与左笑鸿聊了两天，才构思了《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这部反封建的言情小说，有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军阀的腐朽、丑恶，使得当时大城市的男女学生为之疯狂一时，就是因为小说含蓄的人情味和缠绵悱恻的故事。又因张恨水在写《啼笑因缘》时，认为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应该反映人民和社会的思想，小说应有吸引人的社会性和新闻性，这使得其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入，“噱头”更耐人寻味。以致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发行量非常大。

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小说讲究的是一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与市场结合，面对当时市民观众的大众的现代性。它之所以讲究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当时市场上更好地立足，和大众可以更亲近地交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被大众接受。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策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一度走红，也许是世纪初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的重演。

当然，鸳鸯蝴蝶派他们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都市欲望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当时的上海是租界，另有“治外法权”，言论比较自由。同时印刷业和媒介日益发达，带来了出版业的兴盛，这为小说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知识分子除了传统的谋生方式外，还可以“卖文”为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当时的“十里洋场”，造就了一大批市民阶层。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更直接的多种观念之间的碰撞，必然带来欲望的膨胀。对传统宗族观念的游离，使人们的欲望更需要表达。商业化都市的发展也使书局报刊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之中。作为以“卖文”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读者，不得不在作品中承载当时都市市民的欲望，迎合他们的趣味与观念，迎合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可以这么说，它是满足现代都市欲望的一种现代性。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建设现代性的意识，可他们却无意识地在进行着。当然，既然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就难免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少数鸳鸯蝴蝶派作家就难免去迎合部分市民的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有人把《九尾龟》称为“嫖界指南”，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这只是少数作品，或者说是作品中的次要方面而已。

三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现代性，它主要面对知识分子；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与市场的结合，选择与当时的市民观众结合的方向。“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激进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性，对传统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鸳鸯蝴蝶派文学代表了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结合与传统的转化，对于传统的不合理和不人道采取一种温和的否定的态度。它们是现代性在不同方面、不同思路上的不同选择。

20年代时期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作品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