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树叶怎么做孔雀开屏:川沙,你该背遗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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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县位于上海市东郊，长江入海口南侧，由吴淞口呈弧形向东南婉蜒展开，枕黄浦，滨东海，南与南汇、上海两县接壤，西与南市、黄浦、杨浦三区毗邻，西北与宝山区隔江相望。地理坐标为北纬31°08′20〃～31°23′22〃，东经121°27′18〃～121°48′43〃。全境面积448.65平方公里。岸线59.73公里(其中海岸46.43公里，江岸13.3公里)。人口60.59万。境内平畴沃野，阡陌纵横，既具江南水乡特色，又有近郊海滨风光，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上海的东南屏障。

川沙属江海冲积平原，长期来在江流和海潮的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成陆。北蔡、花木一线以西系老海滨平原，公元8世纪(唐代)时早有聚落。老护塘以西为早海滨平原，北宋时成陆。老护塘以东系中海滨平原，宋、元时一片斥卤直走东南，为华亭“下砂盐场”。钦公塘至人民塘之间的夹塘地区，系新海滨平原。明、清时期，长江主流改由南支入海，北端深泓逼岸，南部加速淤涨，清季延伸至今人民塘一线。

古代川沙是戍卒屯垦的海疆。唐天宝十年(751年)属华亭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归属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年)后分隶南汇、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设川沙抚民厅，辖长人、高昌两乡三个保及八、九两团地。辛亥革命(1911年)改厅为县，直隶江苏省。1950年，南汇县划入29个乡。1958年7月横沙岛划归宝山县。同年12月，川沙从江苏省划出，改属上海市管辖。1961年，浦东县撤销建制，农村地区10公社划入本县。至1985年，县境总面积为建国前的2倍，全县有3个县属镇、27个乡、326个村、2697个村民小组。

川沙地处东亚季风盛行的滨海地带，属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较多。年平均气温15.5℃，总降水量1087.1毫米，平均无霜期227天。老护塘内外，宜谷宜棉，东部沿海，滩涂辽阔，芦草丛生，方便渔牧；西部临市，种植果蔬花木，产销两利。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为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但频繁的风、潮、旱、涝等自然灾害，也给川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到1949年的800多年间，有死亡记载的大潮灾即达50次之多。清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十六夜，一场风潮，平地水深三四尺，居民溺死者十之六七，幸存者多外出逃荒乞食。寸土龟裂的大旱天气也有数十年。因此，修塘、浚河历来为地方要政，百姓也全力以赴。数百年间，境内曾先后修筑塘堤10多道，且历经沧桑，屡毁屡建；轮番疏浚河道70余条(段)，达200多次。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钦琏重修备塘(即钦公塘，今川南奉公路)，塘西始免海潮之灾。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组织群众抵御自然灾害，1951年筑成人民塘，夹塘地区已无潮灾。至1985年的36年间，共完成海塘、江堤土方629.62万立方米，石方58.21万立方米；开挖、整治河道1461条(段)，长1864.51公里；建大小水闸50座，实现了水网分级控制、自由调蓄，提高了防洪抗灾能力。目前，全县35万亩农田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二

川沙处江海之交，海防前哨。历史上洪洼深阔，海舶易入。特别是东部的南跄口、白龙港和北部的吴淞口，形势尤为险要。宋代，华亭镇已在周浦地区设有杜浦寨，管辖高昌、长人两乡沿海武备。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曾驻后军于此。明代因遭倭害，海防加强。洪武年间，沿海开始设置卫所，境内九至十七墩皆有守了汛兵，后又在周浦、清浦(今高桥镇东北)、东沟等地分别置三林庄巡检司、清浦旱寨和南跄巡检司。嘉靖年间川沙筑城后，设守堡千户公署。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海警又拨苏州镇海卫兵驻守，各司营悉听调度。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因北部海盗犯境较多，故又升级为营，统管上、南、川、宝墩汛49处。此后，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川沙滩涂的延伸，驻防重点逐渐北移吴淞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今凌桥乡炮台浜建立东炮台；嘉庆年间，又建新炮台于今草庵头处，后为英军所毁。鸦片战争期间，吴淞口两岸驻有江南外海水师，江南提督陈化成曾在此抗击英军，血战西炮台而壮烈牺牲。同治九年(1870年)，川沙营改为外海水师营，移驻吴淞口，专管外海防务。光绪甲午之战(1894年)时，白龙港拨驻重兵，并建有炮垒三座。民国13～15年(1924～1926年)，因军阀内战，驻兵增多。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日舰多艘游弋于白龙港老洪洼海面策应，并炮轰吴淞口。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境内驻有国民党陆军张发奎的炮兵部队。川沙沦陷后，县境为日军盘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把江东作为防守上海和控制出海通道的重要阵地，重兵布防，先后驻过七个军的部队，并建有碉堡等防御工事832处。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为清扫外围守敌，形成对上海市的包围，在小营房、高桥等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过激战。新中国建立后，为保卫上海，巩固海防，陆、海、空三军部队常驻县境各地，地方民兵亦常备不懈。

川沙人民富有爱国抗暴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明嘉靖年间，倭寇屯川沙洼，纵横海上，焚掠民间，人民奋起抗倭。六团国子监太学生乔镗，募集壮丁，痛击贼寇，屡立战功，又领筑川沙堡城，地方遂得安定。清顺治二年(1645年)，周浦人孔思举旗抗清，六团民众奋起响应者千人，并与清军激战于张江地区。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洋泾地区人民削竹为枪，云集响应，很快就攻占川沙县城，同知窦塾闻风逃窜。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军浦东，抗租抗粮者四起，并力助太平军在高桥地区与英、法联军及华尔“洋枪队”轮番苦战，失利后集烈土尸骨于屯粮巷墓地。光绪十七至十八年(1891～1892年)，因同知倪人涵乱施酷刑，家丁横行街巷，全城为之两次罢市，并捣毁“公生明坊”，官场震动。清末，川沙子弟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光绪二十九年，县城人黄炎培、张志鹤等去南汇新场宣传新政，贬斥清廷，被视作革命党入狱；光绪三十年，高桥人李平书，在上海组织起第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城乡内外总工程局(后改为自治公所)，后与高行人叶惠钧等组建商团，在上海首举义旗，响应武昌起义；光绪三十二年，上海裁撤“印捕”，建立本国警察机关，由杨思人穆湘瑶任警务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川沙民众群起声援，九月十三日上海宣布起义，十七日川沙即和平光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燃起川沙的革命火焰，县内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纷纷投向党的怀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张闻天、林钧、王剑三、黄汉魁等入党。民国16年(1927年)3月，中共江浙区党委在川沙成立“独立支部”，并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夺取军阀政权，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临时县政府。“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剑山被捕就义，组织遭破坏，革命一时处于低潮。民国18年，汪裕先来川沙建立起第一个中共川沙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川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敌后武装，联合友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人民的抗日意志和必胜信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川沙人民被迫继续拿起武器，进行了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解放的斗争。民国36年(1947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浦东人民护丁总队(后改名浦东人民解放总队)，路北区建立了武工队(后改名英勇中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这支部队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支援了正面战场。l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在突破国民党浦东防线的激烈战斗中，于川沙境内共牺牲指战员1815名，分别安葬在高桥烈士墓和川沙烈士墓。解放后，川沙子弟踊跃参军，曾组织起20个新兵连赶赴朝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三

川沙滨海之地，五代后为浙西的下砂、南跄盐场，先民皆聚灶煮盐，兼事农耕渔牧。明代中后期，因淡水南移，盐业衰落，灶民开始归农，先以植棉为主，近、现代才逐步以棉粮油料为主要作物。除种植外，还从事饲养、捕捞等家庭副业。在经营农、牧、副、渔的同时，工业也逐渐萌芽，先是纺纱、织布、刺绣等家庭手工业和榨油、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清末民初，在上海大城市的影响下，近代棉纺织业在川沙率先兴起。首创的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城厢经记毛巾厂，二十七年的杨思桥恒记轧花厂，民国2年(1913年)的高东楼下裕民织布厂，民国9年的杨思桥恒大纱厂等，特别是毛巾、花边业曾兴盛一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也逐渐繁荣，明代中后期，八团镇已盐业鼎盛，市面兴旺；清浦镇也商贾云集，冠盖喧阗。至清代中叶建立抚民厅时，大小集市已发展到近40处。据民国10年的《川沙县实业视察报告》，当时登记注册的有23个行业的工商号200多家。但近百年来，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外国资本的掠夺，以致各业经济风雨飘摇，发展缓慢，生产水平也很低。至1949年解放时，川沙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体。195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以1980年的不变价计算(下同)，仅5049.9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546.0万元(主要是种植业，为2763.5万元)，占70.22％；工业产值1503.9万元，占29.78％(主要是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社会商品零售额1159万元。经过土地改革以及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249.2万元，较1950年增长1.03倍。其中:农业产值5190.6万元(仍以种植业为主)，占50.64％；工业产值为5058.6万元，占49.36％(主要是全民和县属集体手工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142万元。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稍有变化。1958年后，在“全民炼钢、大办工业”的口号下，人民公社办起了一些工厂，不久由于盲目“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国家经济困难，不少工厂又关、停、并、转。经过三年调整后，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达到17677万元，较1950年增长2.5倍。其中：农业产值11609万元(仍以种植业为主)，占65.67％；工业产值6068万元(主要是县属集体手工业和全民工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137万元。经济稍有增长，但工业比重回落。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经济受到很大困扰，前进艰难。然1970年后，社队工业逐渐兴起，得使工业比重开始回升。至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8454万元，较1950年增长8.60倍，较1965年只增长1.74倍。其中：农业产值24523万元，占50.61％；工业产值23931万元，占49.3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239万元。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县、乡、村、队和个体工业五个轮子一齐转动，农、副、工、商各业齐头并进，从而加快了前进步伐，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的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67064万元，其中工业产值比重占54.72％，国民生产总值为44082.9万元。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1586.4万元，较1950年增长36.94倍，较1978年增长2.95倍。其中：农业产值17270万元，只占总产值的9.01％；工业产值174316.4万元，上升到90.99%；社会商品零售额51994万元。国民生产总值为l11676万元。其中：第一产业11344万元，占10.16％；第二产业为79838万元，占71.49％；第三产业20494万元，占18.35％。此后三年，全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355467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3561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94547万元。全县已逐步形成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相适应、既依托城市、又为城市服务的城郊型经济新格局，并开始由内向型的产品经济向外向型的商品经济转变。

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民国元年(1912年)，全县财政收入仅为7.65万银元。1950年县财政总收入为273.45万元，1985年上升至33442万元，较1950年增长121.3倍，其中上交中央和市25483.8万元。1988年县财政总收入达35537.51万元，跃居市郊县第一，全国各县(市)第二。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1950年，全县9.9万整半劳动力，90％以上从事农副业生产。此后近20年，各业劳力虽有很大增长，但总体结构尚无多大变化。1979年开始，由于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村劳动力得以向其他各业转移。1985年，全县29.6万农村总劳力中，农林牧副渔业劳力9.56万(其中种植业8.15万)，占总劳力的32.3％；工业劳力15.03万，占50.8％；其他各业劳力5.01万(含外出工1.97万)，占16.9％。至1988年，全县28.37万总劳力中，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力降至7.74万(其中种植业劳力6.53万)，只占27.3％；工业14.56万，占51.0％；其他各业劳力6.16万(含外出工3.07万)，上升到21.7％。

各业经济的增长，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建国前，由于封建盘剥，社会动荡，生产停滞，一般民众生活贫寒。特别是钦塘以东地区，民谣讲：“芦苇塘，牛尿汤，嫁女莫过钦公塘。”一遇灾害更是求生不得，乞讨无门。根据“土改”前的调查，12万多贫雇农，人均不足8分地，即使风调雨顺也只能糠菜充饥，温饱难求，一般职员和手工业者也工作难觅，收入低微。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接着进行了“三大”改造，国家扶持农副业生产，人民生活逐渐安定。1956年，农村集体人均分配为50元，劳均136元。职工的平均年工资554.76元(月均工资46.23元)。此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左”的思想影响，造成经济上徘徊，至1976年农村集体人均分配仍只186元，劳均277元。职工的平均年工资562.4元(月均工资46.87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改善了经济环境，至1985年，农村集体人均分配增加到801元，劳均1305元，职工的平均年工资1278元(月均工资106.5元)。1988年，农村人均分配已增至1231元，劳均2069，职工年平均工资1989元(月均工资165.75元)。人民生活逐渐宽裕。现在农村已普遍造起楼房新村，人均居住面积23.77平方米。1952年货币储蓄的第一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50万元，至1985年达25349万元，人均存款418.33元，居市郊十县之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80年代开始，收录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各种家用电器开始进入一般家庭。1985年，全县共销售电视机14561台，洗衣机2380台，电冰箱830台。

四

在百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川沙经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和优势。

毛巾业 川沙民间素尚耕织，特别是妇女，白天种田晚上纺纱织布，以维生计。后因洋纱盛行，土布滞销，纺工生计被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城厢首创经记毛巾厂，一时风气大开，毛巾业迅速崛起。至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县共有大小毛巾厂202家，真是家家经线，夜夜鸣机，有“毛巾之乡”之称。当时生产的“雄鸡”、“三角”、“帆船”等名牌毛巾，与充斥市场的日本“铁锚牌”毛巾抗争，并行销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市场。抗战八年，毛巾业受挫。抗战胜利后一度复苏，然因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勉强维持生产的只17家，900台织机，年产毛巾44万打。川沙解放后，经过政府组织生产合作，进行扶持改造，至1956年全县有公私合营毛巾厂50家，毛巾生产合作社23个，织机4498台，从业人员8972人，年产毛巾362.5万打。1962年6月30日，县属毛巾厂大部划归上海市纺织复制工业公司领导，毛巾业更加快了发展。1985年尚有县属毛巾厂4家，年产毛巾187.69万打，产品远销日本、伊拉克、瑞典、挪威、丹麦、联邦德国、英国、赞比亚、澳大利亚、美国等几十个国家。

服装缝纫业 川沙缝纫历史悠久，裁缝师傅遍及乡里。鸦片战争以后，西服裁缝(称奉帮)除就业上海外，大多散在哈尔滨、海参威和东南亚地区，华服裁缝(称本帮)以在上海经营为盛。民国6年(1917年)陈推官桥的金鸿翔在上海开设鸿翔时装公司，经营的女式西装大衣享誉海内外，被称为“女服之王”。县内除散于民间拎包上门的缝纫工外，四乡集镇也普遍设有缝纫铺。建国初(1950年)经工商登记的缝纫铺有179户、367人。无执照的兼业裁缝尚有3000余人。1956年，全县组织起31个服装生产合作社(组)，有职工3568人，年产各式服装置33.9万件,产值474.2万元。1958年人民公社建成后，建立服装厂17家，职工2144人，年产服装134.2万件，产值648.48万元。1962年服装开始出口。1970年起，丝绸服装和刺绣结合,北蔡、江镇、城镇、六团、高桥、东沟、张江、杨思、孙桥等乡的服装厂，相继成为生产出口绣衣和时装的专业厂。1985年，全县共有服装厂203家，职工31297人，产值16325.7万元，年生产服装3990.77万件，产品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绣”业 民国2年(1913年)春，县人顾少也设美艺花边公司于上海，并在高昌乡(今顾路乡)各路口设传习所，教授女工，一时习此业者不下千数百人。所产物品为欧美妇女所喜用。民国3年12月，川沙花边参加菲律宾嘉华年会比赛，得最优等奖。民国19年，全县有较著名的花边公司和工厂47家，从业者23050人，年产花边百万张，产值五六十万元。“贫苦之户，赖以宽裕者数千家”。抗日战争时期，花边厂全部停业，胜利后复业12家，从业人员9480人，年产花边16万张。至1949年初，因苛捐杂税、物价飞涨，仅存两家公司，年产花边只3000张。解放初期，海运封锁，网花又全业停顿。1951年曾向苏联出口花边12962张。此后，外销花边业务转往山东烟台地区定点生产。1982年起，市区机制网扣花边问世，县内少量花边业务已由服装业统一经营。

刺绣源于明嘉靖年间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当时作为贡品和贵人服饰，后绣品流入市场，川沙妇女争相传习，所谓“年年手底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先是手绣，后有机绣，经长时期的发展，技艺精湛；内容丰富，线色多达200多种，品种有绣衣、台布、床帘、枕套、被面、围巾等。民国26年(1937年)，高桥开始传入绒线绣花(简称绒绣)，绣品层次清晰，形象逼真，富有立体感，是一种装饰用的艺术欣赏品。抗战八年业务停止，胜利后，从事绒绣的女工恢复到三四百人。新中国建立初期，只在国内少量销售。以后近二十年间，因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家庭手工艺品的生产没有多大发展。1979年起，全县办起了12家工艺品生产厂。1983年4月10日，北蔡绣工秦金芳赴日本、意大利进行操作表演，被誉为“中国刺绣技艺家”。同年12月，北蔡绣衣厂获外经贸部颁发的荣誉证书。1985年，全县有乡村两级工艺品生产企业19家，职工4297人，总产值5450万元。

营造业 川沙人一把泥刀走天下，曾被誉为“建筑之乡”。清光绪六年(1880年)，蔡路人杨斯盛就在上海创设了全市第一家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光绪十四年，县建立了八业公所。后陆续在上海开设了周瑞记、陶桂记、顾兰记、连荣记、新泰、创新、陶记、汤秀记、陆根记、陶永记等不下数十家营造厂。在近百年间，上海由川沙人承建的大工程有：江海北关榷署、杨树浦发电厂、中国银行大楼、先施公司大楼、慈淑大楼、市政府大礼堂以及迦陵大楼等，对上海城市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工程质量为洋人所叹服。营造业的发展，吸收了农村大量劳力，也促进了地方建设。工厂、学校、道路、桥梁相继兴办，庙堂、宅院次第出现。自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23年的三十多年间，新建学校29所，修筑道路29条，桥梁89座。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筑工人流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至1949年解放前夕，川沙尚有建筑工人1.5万余人，但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新中国建立初期；地方经济尚未恢复，县内无多大建设项目，故有万余名建筑工人转往全国各地，参加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1956年5月，县建立起建筑生产合作联社，1958年10月又扩建为川沙县建筑工程公司，1960年竣工面积增至6万平方米。但在此后近二十年间，由于受地方经济体制的限制，经营面狭，事业仍无大的发展。1979年以后，国家和地方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使川沙建筑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先后成立了建筑设计室、建设开发公司和建筑安装总公司，下属31个公司企业。另有材料供应、木材加工、钢筋水泥制件、涂料、建筑机械配件等10个服务单位。1985年成立上海市市政工程浦东指挥部，参与浦东开发区的建设。1985年全县有建筑施工队伍16336人，固定资产1564万元，拥有拌和机砂浆机396台，卷扬机554台，塔吊13座，汽车吊5辆，井架4951米，钢模板23666平方米，汽车62辆以及其他专用机床和打桩机械。年竣工面积30多万平方米，年产值9006万元。

奶牛饲养业 川沙沿海很早就饲养塘脚牛，平时充作劳役，产犊后挤奶自用。清光绪初，白龙港的顾华金从上海荷商“爱光社”奶牛场引入荷兰种公牛一头，经杂交繁殖，育成了川沙独特的黑白花奶牛。当时主要以出售牛犊取得经济效益。民国21年(1932年)时，售给上海华商牧场的奶牛有1082头(占其总饲养量的79.9％)。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存栏奶牛551头，至1954年，前后共支援全国各省市奶牛3865头，同时也开始向市区售奶。一年后，全县奶牛发展到1964头，调市鲜奶20.6万公斤。1960年奶牛饲养量达6006头。此后近20年中，由于对私养奶牛的限制，饲养量一直徘徊在3000头上下，最低的1964年仅1898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奶牛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85年存栏奶牛7747头，产奶1861万公斤，居市郊十县之首。

花卉种植业 川沙的花木乡，因久种花木而得名，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相传明末清初，一凌姓商贾建了一座凌大庵，院内遍种花卉，此后花卉种植持续不断。当时，东西二片共有凌、罗、徐、金、沈5家花园，花木品种有100多种，而以凌家花园为最盛。清光绪年间，花农分别组织起“花神会”，于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开展“抬花神”活动。民国23年(1934年)，“花神会”，加入了上海市花木同业公会，在上海开店设摊兜售花卉，承包种花业务，并代为设计园林，改建花园。时凌家花园周围已有花农200多户。抗日战争期间生意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稍有恢复，然因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营日趋清淡。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生产逐渐恢复。1953年后，花农走上集体化道路，种植面积扩大到1138.9亩，品种增至1000多种，并扩大了销路和业务范围，初次销往港澳和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达110万元。人民公社建立后，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花卉面积减少到538.71亩；“文化大革命”中，花卉苗木被诬作修正主义“根苗”而砍伐殆尽。1979年开始，花木生产重又得到恢复发展，除花木乡外，全县半数乡都开始了花卉苗木的种植。l985年，全县集体花卉销售金额已增加到122万元，1988年达323万元。

五

川沙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创办新学和建国后普及教育两个时期。川沙在设治前后，境内仅有零星的私塾和义学，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始有同知何士祁捐资创建观澜书院。清末废科举，黄炎培、张志鹤等一批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多方奔走热诚劝学，于是新学勃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即有艾承禧、吴大本等在今孙桥首创私立养正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成立起学务公会，翌年改为劝学所，县始有教育行政机关，学校也相继兴办。至民国15年(1926年)，全县已办起小学55所，在校学生4895名，因集资兴学而得奖者123人。光绪三十三年，杨斯盛在六里桥首创私立浦东中学，黄炎培任校长，陈独秀、沈雁冰、恽代英、郭沫若等都曾来校讲学，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民国9年(1920年)，宋渠在大湾捐资办起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培德商业学校，之后又办起了川沙师范讲习所，新陆师范学校等。抗日战争初期，学校普遍停办，嗣后逐渐复校，并陆续办起了10所私立中学。至民国36年(1947年)，境内已有公私立小学190多所，中学15所，职业学校2所。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从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独立，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速发展。首先，村村办冬学，开展声势浩大的扫除文盲运动。接着，办常年民校，使旧社会一字不识横划的青壮年获得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一时弦歌之声遍于乡里。同时，选村设点，调整学校布局，方便儿童入学。1958年开始，社社创办初中(包括农业中学)，扩大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面。1978年后，改革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又陆续办起职业学校5所，中学附设职业班27个。同时，大力发展成人中高等教育，加强在职人员的文化补课和专业技术培训。1985年，全县已有小学222所，在校学生53472人，普及率在95％以上；普通中学32所，在校学生26242名；各类专业(职业)学校9所，学生2823名；成人教育有学员33000多名。

数百年来，川沙培育造就了不少历史名人。其中有元代初期开辟南北海运的高桥新华村人张瑄，有明嘉靖年间震慑入侵倭寇的乔镗、乔木父子，有万历年间历任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通政使，政绩卓著的孙桥人艾可久，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登进士第而力荐学生徐光启入翰林院的黄体仁，有明末一身赤胆在山海关滴水崖力拒清兵、孤军奋战、殉职疆场的乔一崎，有祖籍顾路的清代大文学家、乾隆朝进士陆锡熊。鸦片战争后，处民族危亡之际，得民主风气之先，更涌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幼年时期在川沙城内生活成长。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城厢镇，解放后历任国家要职，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爱国民主人士。党中央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