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夏普电视售后电话:德才兼备论

摘要：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对于选择和鉴别人才，德才兼备也许是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毕竟德才兼备的人太少。对于品德的评判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强调人才的选用原则应以德才兼备为上，并非以为着对其他人才的排斥和屏弃。“唯才是举”、“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针,不仅与我们现代管理心理学中领导素质“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矛盾,而且还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中的用人路线提供积极的、务实的理论参考,并产生更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德才兼备 唯才是举

　　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主要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和高增值性的特点。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国家或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或手段。1995年9月，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指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中公布：确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的新方法，即以自然资本、创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为核算依据，人力资本成为衡量一国财富的重要指标。在21世纪，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关键。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国策。
　　《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这部史学巨著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其实是很可以作为道德论者的典范的。本书在开篇伊始，便推出了一篇"才德"之说，这是极具深意的做法，概要以此来统领全书，评价世人也！其自才德而对君子小人所做的定义，可谓鞭辟入里，堪为道德论者之典范。
　　司马氏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①
　　中国历史上，对选用人才的德才考虑有如下三种理论。

　　唯才论：这种理论的含义是用人只以才干来提拔，不考虑其道德品行，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曹操曾经说过：无论鸡鸣狗盗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获得重用。确实，曹操在用人上气度宏大，三教九流，无所不用，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 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弃暗投明，曹操慧眼识才，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完美无缺的境地。

　　德才兼备论：这种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做干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他认为：“夫一道术学业仁. 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 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②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德才兼备论的现代表述方式还有“又红又专”，这种说法曾广泛流行于十年文革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领导在提拔干部时，都按德才兼备论的方式实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品德高尚或才华出众的人太少，德才兼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实行德才兼备论困难重重，强调了对德的要求，必然要放低对才的要求，否则，在实践中就无法行得通。当然要尽可能做到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

　　唯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用人以德，唯德是举，只要品德高尚就可重用。人关键要有品德，才干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有才干无品德，非但不利于团体，相反只会破坏团体事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宋襄公。宋襄公一味讲究仁义道德，结果打了败仗，给后世留下笑柄。这种理论隐含的前提假设是：每个人通过适当的培养都能拥有任何层次的才干，都可以出任任何层次的干部职务。实际上，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由于其基本素质问题，根本就无法培养。

　　在中国人才史上，虽然历代名家对德才的关系有种种不同的认识，但是显而易见，德才兼备者仍然是统治者任用官吏的首选目标。所谓德才兼备的说法，应该是十分流行的了。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教诲，对于任何事业而言，德才兼有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可是我常常疑心，中国的事业发展太慢的原因，恰恰是所谓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的人太多了。德，指品德，或者其它一些由组织人事部门认定的一些正面评价，有趣的是，这些往往不好具体评价，领导说有德就有德，原来这个德就成了任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哪一个贪官污吏在被组织人事部门选拔的时候，不是被认定为德才兼备？
　　其实，德才兼备，把德放在才之前，并无大错。但这个德本身成为了虚伪或者权杖的派生词，由此来排挤才，就正是现实中，人才屡屡不得志的悲剧了。谁不明白，所谓有德，就是会来事，懂得领导的心思，三陪往往不够，精神上的奴才做到位了，也就是很有德了吧。
　　最可怕的个例是，认定人们是不是有“德”的权威本身无才，面对公认的人才不好意思拿“才”作为否决的把柄，于是只好推崇“德”了。五千年的中国史，无非是千里良驹被认定为图谋不轨的病驹的纪录罢了。
　　到了现代，才学的评定标准趋于科学、易于量化，告假的难度较大，哪怕哪个领导拿个党校的博士，可是主席台上常常讲错别字、外行话，也就构成难堪的笑话了。群众的眼睛雪亮的很，当然许多“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的弄潮儿们也是早被识破真面目的。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少年即胸怀大志，决心显名诸侯。但是，按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吴起又是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先是死母不葬，继之又为取得鲁穆公的信任，竟“杀妻以求将”。对于这样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命其主持变法。吴起变法取得极大的成效，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③又如，汉初的功臣陈平也是一个智谋超人之士，但人无完人，陈平的品德令人不敢恭维：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④对众人的诋毁刘邦不为人所动，反而对陈平信任有加，“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陈平亦未负刘邦的期望，数出奇计，免刘邦于困厄与危难之中。
　　当然所谓重才轻德，并非对被选用者的德行无一要求。对于违反一般意义上道德规范的人才，统治者从时代急需出发，自然不会弃而不用。曹操用人以“唯才是举”著称，带有明显的重才轻德的倾向。可杨修，孔融等人也被曹操所杀。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尺度。
　　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按可诬一世之人！”在太宗看来封德彝没有选拔出人才，是因为他没有用人之明，并非世无才俊，事实证明。唐太宗用人如器，不拘一格的选用了大量的人才，为成就他帝王之业和贞观之治奠定了人才基础。魏征善谏，房玄龄长与谋划，杜如晦敏于决断，戴执法严明，太宗都各用其所长，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其实，唐太宗的观点正好说明了缺乏人才更多的是因为领导者没有发现人才而不是没有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现代，很多领导干部和企业人事部门，往往一边放着人才不用，一边疾呼当世无才。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导用人既要善于发挥他的长处，同时还要包容其缺点。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领导对下属的缺点看得太清楚，就必然会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注意，而掩盖了下属的很多优点。这样，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这对组织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领导在用人过程当中，始终不要忘记：用人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看得顺眼，所以，用人所长，容人所短，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合理的人才匹配可以使人才个体在有效管理下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组织效应，一个组织的效能，固然决定人才的素质，更有赖于人才整体结构的合理配置，科学的人才配置和管理能够使人才扬长避短，产生超越个人能力的力量，而且团队学习的进步远远快于个人学习的进步，通过优化组合人才结构就能获得巨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