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达嘉洲阳光二手房:请给林语堂一评价

林语堂不愧是位大师，他的作品较鲁讯的要鲜明，而且不含糊

“善”是一个道德范畴，林语堂是看重道德的：“我认为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能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楚理想的社会，是比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9〕那么林语堂所认定的“道德”是什么呢？如果徐 对林语堂的评价是准确的话，这个“道德”应该是基督教的道德了，但又似乎不那么简单。姚木兰是林语堂赞赏的人物，在她身上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林语堂的人性理想：爱，忍耐，宽恕，不断地自我完善。但林语堂还欣赏姚木兰身上人性的舒展与自由的状态。孔立夫是姚木兰的初恋，但遵父母之命，姚木兰嫁给了曾荪亚，孔立夫成了她的妹夫。然而木兰对立夫的爱慕之心并未因为身份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它像潜入地底的泉流，当积聚到一定的能量或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时，会汹涌而出。婚后木兰与立夫同登泰山时心心相印的那一刻，立夫被捕后木兰舍身相救的行为，以及木兰由爱而生的深幽情怀，是林语堂最好的文字，它写出了真正的情爱之美。“五分钟前，木兰的心还激动不已，现在她心情平静下来，不胜凄凉，为前未曾有，外在的激动不安，已降至肝肠深处，纵然辘辘而鸣，她的心智，几乎已不能察觉。她一边儿拖着疲乏的腿，迈上石头台阶，心里却在想生，想死，想人的热情的生命，想毫无热情的岩石的生命。她知道这只是无穷的时间中的一刹那，纵然如此，对她来说，却是值得记忆的一刹那——十全十美的至理，过去，现在，将来，融汇而为一体的完整的幻象，既有我，又无我。”〔10〕这是木兰立夫同登泰山时在山顶无字牌前的一瞬了悟，是木兰对爱的反思，和由这种反思而达到的对生命的理解。她与立夫的感情，既不符合东方传统的伦理，也不符合传统基督教的教义，但却在林语堂的“道德”中得到了肯定，因为林语堂看来既然上帝赐予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有知觉的生命，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尽情地享用，这才是上帝的知感恩的儿女。“如果我必须在逃避此世的灵性主义，包括以肉身为耻辱，和一个死硬的，异教的唯物主义之间作选择，又如果我必须专心地默想在我灵魂某一个黑暗角落里的罪恶，和在大溪地与一个半裸的少女同吃香蕉而对罪毫无觉察之间作选择，我愿选择后者。”〔11〕

由此可见，林语堂的“道德”是以人性的自然发展为指向的，他反对清规戒律，不管它们是以如何高尚的名义来对自然的人性进行束缚，限制。如果“上帝”原来不显示这些，那么上帝必须改变。之所以称林语堂的“上帝”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上帝，这也是原因之一。“神性”不仅仅是对“人性”的制约，也是对人性的引导和开发，使人性变得更丰富，更全面，在此基础上，人性才可能完善，个性才可能形成。

林语堂这种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在小说《红牡丹》中发挥到了极致。小说《红牡丹》在他的创作中并不常被提及，即使提起也被归入香艳小说之列。确实，在林语堂的小说中，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京华烟云》等作品中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津津乐道，与他写作《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一样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风声鹤唳》《枕戈待旦》等作品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战，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唐人街》《赖柏英》《奇岛》试图寻找多元文化沟通、交流、融合的途径，而《红牡丹》则借中国女性的情爱历程写性爱之美。林语堂通过牡丹与初恋情人金竹，翰林梁孟嘉，拳师傅南涛，诗人安德年之间的关系，着力刻画了美貌聪明，至情至性的牡丹的形象。她在追求情爱过程中的困惑与抉择，顺乎天性，坦诚自然，因而为林语堂所推崇。在牡丹的身上，林语堂对自然人性进行了阐发。如果说木兰与立夫之间的爱情不能自由地生长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木兰父母的意见，知恩图报的伦理道德等等，那么，新寡后的牡丹是既不听命于父母，也不屈从于世俗伦理的，她已经完成了“我是我自己的”这一人性解放的初期目标，她的矛盾与困惑并不来自情与理，而是出于灵与肉。牡丹是渴求灵与肉的和谐的，然而，在不可得兼的时候，林语堂让牡丹选择了肉体的满足——谁说那样就不应该呢？肉体的快乐不也是人的本能欲望吗？而且是比精神的愉悦产生得更早的欲望。当精力充沛年轻美貌的牡丹执拗地毫无愧色地寻找着情爱的快乐时，林语堂揭示了自然人性的涵义：人应该正视自己的欲望，懂得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生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当然，林语堂所推崇的自然人性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他所认同的“自然”似乎更接近于神学的质朴——人在堕落之前所处的状态。现实中无处可寻他的“伊甸园”，林语堂只得着力刻画那些远离尘世的只有简单需要的田园，安置他所崇尚的自然的人性。姚木兰迁居杭州时居住的山庄，红牡丹最后的归宿——一亩半田，五间屋子有鹅鸭有黑羊的小小院落，新洛所念念不忘的群山环抱中的小村，都是他们的“伊甸园”，然而亚当与夏娃却已“物是人非”了，所以林语堂赞美的自然人性，并不是人性的全部，而是人性中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林语堂将这种“理性”的底线规定为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在处理牡丹与安德年、梁孟嘉的关系时，林语堂就动用了这条底线。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对人性持如此宽容的态度，却不能原谅贪婪，虚伪，以及失去理性的兽行。在《朱门》中，贪恋金钱而筑造了水闸，使下游回民失去生计的杜家父子，是林语堂小说中鲜见的被扭曲了人性而不知悔悟的人。林语堂并不轻视金钱的作用，金钱是生命延续所必须的，对财富的追求也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但如果毫无节制地追求财富，以至于攫取他人的利益来滋生自己的财富，这是要遭到惩罚的，《朱门》中的杜家父子便是如此。这一财产观是与基督教教义相符的，“财产带来的最大危险正是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以满足。因此，在获取与积累财产的过程中，人们灵魂中的真理之光就熄灭了”。〔12〕而失去了光的引导，人性会堕入深渊。

自救与自然，是林语堂小说中人性观的两大要义，由自救而达到自然，是人格自我完善的一条路径，这是建立在林语堂对人性乐观的态度之上的，这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态度，相信人性，相信人有自救的力量。但同时，林语堂并没有放弃基督徒的立场，表现为他对人性进行考察诠释时，时时有“上帝”在场。林语堂确立了“上帝”的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林语堂人性观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他所推崇的人性，与其说是一种虚构，不如说是具有五四话语特征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人性观也表达了一个中国作家对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顺应策略。而这也是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