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安装包信息失败:汉武帝刘彻写过什么诗？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 (《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