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儿女夏雪没内裤:《阎立本传》的翻译请各位提供以下好吗？

阎立本是唐朝的大画家，他的画即使在当时也被誉为“神品”。《太平广记》说他“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就是给李世民画标准像，后来别人再临摹他这幅画，犹可见太宗“神武之英威”。南山有猛兽害人，骁勇者捕之纷纷落败，而虢王元凤一箭而毙，唐太宗对这件事甚为称道，“使立本图状”。阎立本并未亲眼目睹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但作品硬是达到
了“鞍马仆从，皆写其真”的程度，令观者“无不惊服其能”。阎立本的名作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时人咸称其妙”，而流传至今的《步辇图》，更使现世的人们也得以一饱眼福。

《隋唐嘉话》里有一则关于阎立本的趣话。他曾慕名到荆州一睹南朝画家张僧繇的真迹，初初一眼望去，没看得起，便草率地下了结论，说人家“定得虚名耳”。第二天忍不住又去看了看，观点动摇了，认为张僧繇“犹是近代佳手”，语气仍然有些勉强。第三天再去，终于看清楚了，赞叹道：“名下定无虚士。”竟至于“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张僧繇曾经画过一幅《醉僧图》，道士们如获至宝，每每以此嘲笑僧人；僧人们在羞耻之余，则“聚钱数十万”，劳驾阎立本画了幅《醉道士图》，终于找到了心理平衡。这两幅画，在作者撰写此事的时候仍然存世，对比欣赏一定极具趣味。

阎家“代善画”，绘画可以说是祖传的看家本领。但这个大画家却想到他这里为止，不愿再要儿子承继下去。他对儿子说：“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面墙，比喻不学而识见浅薄。阎立本认为自己固然是凭借作诗绘画跻身于官僚阶层的，但实际本领远不止于此，可惜“上面”只欣赏他的“小技”，以此“躬厮养之务”，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真是“辱莫大焉”。所以他要儿子“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这一番感慨当然不是没来由的。据《大唐新语》记载，有一天唐太宗与群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令太宗“击赏数四”，乃“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皇帝高兴，要把所谓的祥瑞记录在案，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大约还不够资格陪侍，所以要临时传呼而来。听到召唤，立本丝毫不敢怠慢，“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这就是说，表面上阎立本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其实心里憋气得很。正是在这事之后，他对儿子倾吐了上述心声。奉命行皇帝的事，不会“辱莫大焉”，阎立本是愤恨那些在座“为咏”的人，那句“颇及侪流”说得很明白，他一点不差过他们，而陪侍皇帝的好事却轮不到，他是实在不甘心自己斯时的地位。

阎立本后来如愿以偿，而且“官位至重”。据《旧唐书·阎立本传》，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阎立本拜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但他当官却实在不怎么样，主要是他“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根本不是当官的料。因为姜恪曾立功塞外，所以时人如此评价二人：“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在《新唐书》阎的本传中，说他“但以应务俗材，无宰相器”之余，更在那评语之后加上“之嘲”二字，表明关于阎立本的半句并非夸奖，而是嘲笑、讥讽。阎立本这般看重官职，然而后人提起他，又有谁记得他当过官、当过多大的官呢！

明朝的叶权对这位大画家毫不客气。他在《贤博编》中写道，唐明皇召李白赋宫中行乐诗，李白“必俟赐之无畏，两宦扶掖，始展其技”；阎立本不过是把其乐融融的场面记录下来，哪里就到了“伏地吮毫，不敢仰视”的地步呢？难道是“太宗威严过于明皇”？不是，“乃立本人品不及太白耳”。人品之说，切中要害。李白曾为供奉翰林，有很好的向上爬的条件，但他“犹与饮徒醉于市”，醉了的时候，还曾“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把明皇身边的红人也给得罪了，并“由是斥去”。而李白“顾瞻笑傲，旁若无人”，根本不以为意，何其洒脱。叶权也不苟同阎立本的戒子，认为“此不可归之择术之过”。在他看来，阎立本的“伏地吮毫”，纯属其本人的自贱行为，人品不济，无论有怎样的一技之长，都免不了作出类似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