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英文:老舍自杀之谜

1965年前的8月23日,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自尽
附:傅光明：

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傅光明对于“老舍之死”的研究始于10年以前，他尽可能地遍访了当年的当事人，两年以前写出了一本研究综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今天的同名DVD光盘，是这一研究过程中实地、实人采访的影音版本。

谈到这些年的研究体会，傅光明语气怅惘地说：“老舍先生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我们都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但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在奔波访问后，我却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的本真。”

傅光明说，通过采访过的数十人，他几乎可以得到数十种版本对当年情景的描绘，“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于是他被历史搞糊涂了！在《太平湖的记忆》中，老舍之死没有确定的答案，甚至不能够根据所谓逻辑，推导出所谓的历史真实。

舒乙：

他走前问过家里还有钱用吗？

舒乙先生今天谈到老舍之死的言语是无奈的。“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第二天，老舍就走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在舒乙的眼里，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老舍之死是一部“独角戏”，因此事隔多年，同一个情景出现多种样式的回忆情景，应该不意外。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过滤了历史，“这是社会的、人性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这类事情，没有答案的本身就是答案。”

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书和光盘中，有这样的文字：“在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我们无意还原历史，只是想把老舍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种种境遇，连同后人的思索一起，悬挂在历史的挂钩上，以活的记忆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news/a/2003-08-21/3/15271.shtml

老舍之死，给人们留下种种话题。在我看来，老舍之死，主要基于三点精神心理原因，即大屈辱、大痛悔、大悲愤。屈辱感，来自外在政治强权十七年来之凌辱；痛悔感，来自对内在性格十七年来之自贱自辱的悔恨；悲愤感，来自对屈辱和痛悔交加而生的悲哀和愤怒之情。这种精神心理，是人生的失败感，掺杂着强烈的羞愧和丢脸之感，这是一种悔悟。倘若他始终坚持人格尊严，不追随强权势力，虽有外力加辱，尚有内心人格做自己的骄傲和生命的支柱，仅仅外力不足使他自杀；倘若他真诚相信并跟随强权，虽有一时外力，因为他真信那套，亦大抵不会自杀；唯有软弱、敷衍、放弃自尊、明知邪恶却俯首追随，一旦外力来到，大辱加身，才会使他痛悔自辱自误，外无尊严内无元气，生命只剩下一个空躯壳，必然内心崩溃、精神解体。这种内心精神崩溃和丧失人格尊严，往往是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的最大原因。
欲解老舍自杀时的心态，亦需细读他的作品。他的多部小说，探讨过生命的意义，揭示过国民的性格弱点，描写过许多人物走向自杀的心理，值得读者玩味。
老舍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艺术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习气、性格及其文化问题。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贯串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问题持续不懈的反思。最后，他以决然的自杀，为这种文化反思做出他的愤慨回答。

傅：那一天下午在会议室开过会吗？您跟老舍有过直接接触吗？

周：这个记不清楚。我跟老舍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接触。我1958年分到文联，“文革”时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

郑：那时文联的“文革委员会”一共有几个人？

周：赵树藩是主任，浩然和马联玉是副主任。还有薛柯兴和李生。薛柯兴也许不是委员，记不清了。李生是委员，因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我因为是比较年轻的干部，也选我参加。李生我记得是委员，如果不是，当时也很活跃。

傅：听说过有个叫侯文正的吗?芽

周：有，侯文正是北大的学生。他在“文革”开始前，大概1965年到1966年初，到文联来实习。“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的实习已经结束，回了北大。但是文联搞改革以后，他又想参与，老打听文联怎么样，好像想回来看看，想参与这行动。

郑：有的人说是他招来的红卫兵。

周：这只是一种说法，我搞不清楚。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我们艺术馆的某些干部招来的红卫兵，这两种说法我都听说过。艺术馆的同志招来红卫兵是有可能的，文化局每年都搞文艺“十一”游园活动，有大量的中学生参加“十一”游行的文艺大队。因此艺术馆的干部都融进了红卫兵，彼此有很多的联系，或许是公务上的联系。所以，由艺术馆的干部招来红卫兵这个说法是有可能的。但侯文正招来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运动的时候他在。我记不清楚了。

傅：他的山西家乡口音很重，而当时在场的都是北京人，他如果在那儿吆喝应该挺明显的吧？

周：没有，他吆喝没吆喝我没印象，因为他并不认识文化局的人，他只认识文联的人，认识老舍。他与文联的有些头也不一定全认识。至于我们大院的人，他可能知道谁是谁。

郑：侯文正叫红卫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不认识红卫兵？

周：可能吧。

傅：您认识一个叫曾德芳的吗?芽

周：认识啊。

傅：她当时在现场吗?芽

周：应该在现场，因为都是文联的干部，她是《北京文学》的编辑。

傅：能采访到你很高兴，您觉得我们在采访这么长时间之后，还应该找什么人?芽

周：曾德芳你们找过吗?芽

傅：我知道她在合肥，想有机会去合肥找她。

周：她算比较年轻的干部，也比较活跃，后来跟我是一派。在“文革”初期，我们和浩然都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也没什么分歧。后来，文联也开始分成两派，这时我跟浩然就不在一派了。浩然、马联玉他们就成为一派。我们这一派比较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有人对有些说法看不惯。

郑：一些什么说法?

周：那是后期了，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合适，对出身不好的人过于苛刻。我们看不惯，跟他们有分歧。

郑：在“八·二三”之后文联还有类似的大规模的批斗吗?芽

周：文联本身没有了，文化局可能还有。就说老舍这一次，如果他没来，也没有红卫兵的话，文联内部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傅：当时您觉得文联是混乱的失控状态吗？

周：实际上相互之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傅：是不是同事之间有怨恨或者什么，然后在那一天正好是公报私仇?芽

周：看不出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郑：您是什么时候听到老舍之死的？

周：是这样，老舍第一天被送走了，第二天让他去坦白。他个性很刚强。有些造反派越来越激烈，他无法忍受。对于文联来说，可以说文联内部并没有任何的分歧，也没有谁说去打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时候没有别的意思。

傅：文联有没有人，或造反派红卫兵去他家里？

周：没有去抄家或者说要去干什么，没有；就是对他为什么没有来上班，我们很奇怪。当时没想到他会去自杀，我们分析他可能去找彭真，或者去找某个中央领导。他可能去寻求保护，向有关领导反映他所受到的污辱。所以他没有来。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胡絜青反应很平静，我们也就没检查。大概是24号的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接到外面来的电话，报告老舍的情况。

傅：是谁接的电话您有没有印象？

周：没有印象。我估计可能就是赵树藩，或者马联玉这几个人。反正是有人要找文联的负责人。也就是这几个人接电话。

郑：您现在还能否回忆得起您当时听到老舍出事了，心情是怎样的?芽

周：当时觉得很自然，因为他被打倒了，尤其是自杀，这不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抗吗?芽我觉得他完全有可能保护自己，他和很多上头的人士有接触。他怎么不找这些人告状？去寻求保护？他采取这个态度，当时认为在这个时候自杀，是一种对抗行为。

傅：您有没有印象，文联当时对老舍的这种自杀行为做出过一个结论？您知道是谁来做出的吗?芽如果做出这个结论得由谁做？赵树藩、浩然他们？

周：对。不过，这个事情我没有印象开会讨论过应该怎么定性，没有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都是持这种态度，到后来做了对不起老舍先生的事情，写过批判的文章。在他自杀后不久，没有公开发表，是内部形式。

傅：《北京日报》在1967年，老舍去世一年之际，主持过对老舍的批判吗？

周：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参加过，马联玉好像还是其中一个，1967年，我们好像就分成两派了，当时两派就是争谁最革命，谁最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是革命派。所以就互相斗争。

郑：那你们有几个人?芽

周：我们还不是一派。是老舍的一个秘书约我写批判老舍的东西，为什么呢?芽因为他了解老舍。我们一搞评论，就觉得，他也不是我们这一派的头儿。他就跟我组成一个两人战斗组，以这个战斗组的名义来写批判老舍的东西。当时我的思想完全是，批判他是一种革命行为。对老舍先生总的看法——“文革”前，1958年分到文联以后，我跟他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到1960年我有一个机会接触到他，就是那年春天，市委文化部在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项活动，在那儿开一个大型的会议，召集文化局、文联所属的干部、主要创作人员开展学习。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派去做记录，参加学习。在这个活动当中，批判了一批作品，也曾经要批判老舍。为什么我有印象？当时是我负责校对老舍的那种被批判的东西，包括他的《猫城记》，因为批判他要有些被批判的材料。我曾经去印刷厂校对过这样的稿子，我有印象。但是事后，在那个学习会上，没有批老舍。

傅：这个批判会是哪儿组织的？

周：市委。当时发现不合适，撤下了老舍。我估计有上面的干预。这个事情后来我知道，因为“文革”后与人聊天谈起了这件事情。是谁布置的，谁组织的，我都记不清楚了。当时市委有文化部，有宣传部，文联归属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老舍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上层的统战对象。我脑子里对他是这么一个印象，没有更多的接触。我想，文化部也是很自然地接受这种观点，即他属于资产阶级。所以，后来我们批判他，在知道他自杀以后，更是觉得他对抗人民。当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批判都是错误的。但那个时候很容易理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个时候对老舍也重新认识了——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能怪红卫兵；也不能怪文化局的任何人。所有人参与都是一种积极的革命，面对老舍，很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尤其是红卫兵。老舍看到整个社会是那样一种状态，包括在他之前，邓拓自杀了，他看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看不到前景。

本文选自《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丁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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