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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经过恢复与改造，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持续发展，西部、南部呈现繁荣景象；第二阶段，面对危机与“通胀”，经过调整，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形势好转，但债务负担沉重；第三阶段，通过调整政策，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创新：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世界经济史表明，美国经济曾多次遇到风险或陷入困境，但美国总是率先突破难关，百年来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美国不断进行体制和政策改革与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素质的差距。美国能够保持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主要受益于美国一贯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较少，政府主要职责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在二战期间其他国家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特殊背景下，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地位极为突出，可谓“鹤立鸡群”。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到80年代初，美国在汽车、半导体等重要产业领域的头把交椅让位给了日本，德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惊叹美国正在“相对地衰落”。

从90年代初起，美国经济奇迹般地持续增长近10个年头，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的扩张时期，被称为西方经济中的“一枝独秀”。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美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1998年的28.6％，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30％左右，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加强。

第二，在其他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或者居高不下的形势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至4％以下，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1995年到1999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8％，相当于1973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率（1.4％）的两倍，明显高于日本和德国。

第三，美国财政收支从连年出现赤字转为巨额赢余，2000年度联邦政府财政赢余达到创纪录的2300亿美元，这在西方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居国际竞争力榜首，但从1992年到2000年，美国重新恢复并保持国际竞争力第一的宝座，而日本则降到目前的第十七位。

世界经济史表明，美国经济曾多次遇到风险或陷入困境，但美国总是率先突破难关，百年来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显示了美国人的探索、创新和拼搏精神。特别是美国不断进行体制和政策改革与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从客观方面看，主要启示是：第一，体制上要勇于创新。20世纪初以来，美国率先进行体制和政策的改革和创新，对西方国家摆脱30年代大危机和走出70年代后期“滞胀”，都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力重振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里根大半生从事演艺工作，虽然当过州长，但他入主白宫时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里根依靠群策群力找到医治“美国病”的药方。1983年里根总统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组织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全球竞争：新的现实》的报告，明确提出：面对急速推进的众多追赶者，美国必须独辟蹊径，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重新获得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和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从而与追赶者重新拉开距离。从此美国拉开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

克林顿原是小州州长，1993年入主白宫时年仅46岁。他与副总统戈尔密切合作，并广泛听取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们的意见和主张，制定和实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美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预计2000年美国网络产业产值将达到8500亿美元，超过汽车业（7280亿美元），成为美国的最大产业。

为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美国加大投资力度并引导固定资本投资，对研究与开发投资实行倾斜政策。到1990年，美国对信息产业的投资超过了对其他产业的投资，标志美国开始迈向信息社会。2000年度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近2.5％，相当于其他几个大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总和。研究与开发投资构成是：政府投资重点是加强基础研究；大学既从事基础研究又与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企业投资占全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70％以上，是开发高新名优产品的主力军。政府、大学和企业研究与开发相辅相成，大大加速了美国以信息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的崛起。仅信息业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6.3％提高到2000年的8.3％，而信息业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35％，成为美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要一贯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素质的差距。美国能够保持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主要受益于美国一贯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自80年代初以来，几任总统都宣称要成为“教育总统”，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培训和吸收人才。随着全民、终身教育的深入开展，美国正迈向群众性知识社会。

美国重视教育的标志之一是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美国教育投入已从1989年的353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6350亿美元，教育投资已占美国GDP的7％以上，在发达国家名列前茅。克林顿总统提出，跨入21世纪后，每个小学教室都要与世界联网，大学升学率要达到25％，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除重视国内教育外，美国抓住一切机会大力引进人才。迄今在美国的留学生达491万，大约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随着人才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所占比例急剧增加。据统计，1901年到1936年，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者（126人）的10.3％；1943年到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320人）的53％；1998年到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11人）的72.7％。美国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移居美国的科学家。2000年美国获奖者的半数是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核武器和核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问世应用和日新月异，“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和航天技术大发展等等，都是在移居美国的科学家们的参与甚至主导下完成的。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5％，而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者却占60％以上。人才，特别是不断引进人才，这是美国的最大优势之一。

第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要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较少，政府主要职责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使企业活动有法律保障；不断调整财政、金融和其他政策，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融资和经营环境；提供优质的人才资源，满足企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总之，企业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美国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仍是行之有效的。

经济大国要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和作用。在任何国家，中小企业都占绝大多数。但是，美国在全球市场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关键是美国拥有竞争能力很强的大企业。在《商业周刊》杂志全球1000家大企业排行榜上，美国大企业从1989年的353家增加到1999年的494家，约占半数。按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连年出现巨额外贸逆差。但是，如果加上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美国从未出现过大量外贸逆差。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美国经济处于竞争强势之际，美国人都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999年3月11日发表的《美国繁荣面临的新挑战》的报告提出，“如果美国现行的国家政策和投资选择依然故我，美国会丧失其作为世界头号创新强国的地位。”正是针对面临的新挑战，克林顿总统在离任前召集有政界和经济、科技、企业界精英参加的座谈会，会诊美国新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共商对策。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正是推动美国不断创新、重视教育和人才以及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其他大国除非在上述三个方面能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否则要在经济规模、质量和竞争力等方面总体赶上或超过美国将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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