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治疗失眠:我想问一下，蔡锷进入成城学校、进入仙台骑兵联队和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起止时间

1901年,蔡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2年8月，蔡锷从陆军成城学校毕业， 以候补生的身份投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 1903年11月，蔡锷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补为官费生。1904年，蔡锷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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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蔡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2年8月，蔡锷从陆军成城学校毕业， 以候补生的身份投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 1903年11月，蔡锷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补为官费生。1904年，蔡锷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

蔡锷（公元1882~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人。

蔡锷幼年时期，家境贫寒，父亲以缝纫、蒸酒、打豆腐为业。蔡锷6岁进私塾读书，10岁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获得了“神童”之誉。他白天帮着家人到地里干活，晚上点油灯读书到深夜。蔡锷嗜读书，但家贫没钱买，就到亲友家借书抄录。到了11岁，蔡锷因家穷无法到私塾学习。

1、启蒙师

同乡名士樊锥爱蔡锷之才，免费收他为弟子，并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樊锥是湖南著名的维新人士，对蔡锷影响很大。1895年，蔡锷应院试，督学江标对他的文章很欣赏，就将他补为县生员。江标也是维新之人，他的一席话给蔡锷开了一扇窗：“邵阳先辈魏源，你们得知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

1898年，在督学徐仁铸的推荐下，蔡锷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长沙的时务学堂，成为学堂第一班招收的学生。当时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教，他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广泛介绍西学，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抨击。时务学堂的上课形式较为简单，除了当堂讲授外，最主要的就是让学生记札记，师长加以批答、指导。发还札记的时候，师生对坐讨论。时务学堂的学习条件较为艰苦，蔡锷的学习却和认真，他写的札记，大多数都得到梁启超的认可，认为其“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蔡锷每月月考都居前列，同学都敬慕他，梁启超对这个年纪最小的高材生也很满意。学习之余，蔡锷还为《湘报》写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都是借古喻今、针砭时政的激进文字。

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时务学堂最终也被解散。这一切给了蔡锷很大的刺激。此前蔡锷曾投考湖南巡抚陈宝箴主持的出国留学生选拔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入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不能成行。蔡锷计划去武昌两湖书院求学，又因为曾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而被拒绝。

1899年夏，蔡锷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这时已是暑假，蔡锷在上海举目无亲，一筹莫展，幸遇原时务学堂的教习李逸群就在南洋公学任教，特许他先在学校住宿，才解决了难题。在等待入学的时候，蔡锷接到了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信。原来蔡锷的几个同学辗转打听到了梁启超的地址，并与之通信，梁启超得知蔡锷在上海准备进南洋公学，就来信相召。蔡锷在唐才常等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

2、求学日本

到了日本不久，蔡锷进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学科。当时，大同高等学校还处在初创阶段，设备简陋，没有运动场，学生们常到体育会练习运动，蔡锷的运动成绩甚优。此时，蔡锷还以击椎生、孟博等笔名在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上投稿。蔡锷的这些笔名都有很深的含义，如“击椎生”就是将自己比做刺杀秦始皇的勇士。

此后不久，蔡锷改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吴禄贞创办了“励志会”，后来又加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自立会”的许多会员又是革命团体兴中会的会员，醉心于革命方略，对孙中山倾倒备至。孙中山曾接见了蔡锷等有志之士，共商天下事。1900年秋，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年纪小，唐才常认为他不堪担当重任，于起义前半个月，派蔡锷去给湖南的黄泽生送信。结果起义因泄密而失败，许多人遇难，蔡锷则幸免于难。蔡锷得知唐才常等遇难的消息，大哭一场，并在《清议报》上发表了《杂感十首》以述怀明志。经过这次事件后，蔡锷觉得投笔从戎，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并将原名艮寅，正式改为锷，取“砥砺峰锷，重新做起”的意思。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的处境也很危险，他的老师樊锥想到了这一点，派人把蔡锷送回日本学习军事。蔡锷回到横滨，入陆军成城学校就读，学费靠译著自给。1902年8月，蔡锷从陆军成城学校毕业，以候补生的身份投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1月，蔡锷与蒋百里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补为官费生。1904年，蔡锷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时人称蔡锷、蒋百里、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留日期间很活跃。1900年，蔡锷与朋友创办了“开智会”，宗旨是启发群众智慧，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蔡锷还与王亮畴等创设《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这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新民丛报》，邀请蔡锷协助工作。1901年，蔡锷与杨笃生、梁鼎甫等同乡创立了湖南编译社及游学编译社，又倡议设立了校友会。在成城学校学习的时候，蔡锷还参与了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工作。后来蔡锷又与范源濂等湖南、浙江籍的留学生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推翻清朝、建设新国家为己任，这是东京留学生秘密结社的开端。此外，蔡锷还与黄兴等人组织了义勇军。

3、指挥若定

蔡锷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于1904年冬天回到了祖国，他曾到广西担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的总理官。1911年，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来到昆明。在此他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语录，加上按语，写成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目的是“厉兵秣马”，对付外国的侵略。这本书很有影响，1924年还被广州黄埔军校采用为教材。

1911年秋，蔡锷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就任后，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些同盟会员到三十七协各标、营、连、排中任职，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革命人物。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全国为之震动。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积极响应。连续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四次会议，并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10月29日，蔡锷赶往巫家坝，与七十四标及炮标各营管带中的革命者，商议落实起义计划。10月30日（即农历九月初九）傍晚7时，蔡锷以准备夜间演习为由，下令各队事务长做饭，8时又命令军需长李和声发给士兵枪弹，为“实弹演习”作准备。然后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召集刘存厚、雷飚、罗佩金等人开会，决定起义步骤：一、12点鸣号，步、炮两标官长到七十四标本部前集合，宣布革命宗旨，然后起义；二、9点前派人将巫家坝、干海子、归化寺等处的电话线截断，通往迤南的电话线也要全部剪去。三、由七十四标二营派兵6名，到关上西边100米处的桥梁，三营也派兵6名，到双龙桥东100米处的桥梁设卡。

正在计划间，电话铃突然响了，总督李经羲打来电话，说北校场兵变，令蔡锷火速率七十四标前往镇压。蔡锷向门外看，只见城北火光冲天。他意识到北校场的驻军可能提前行动了，于是召集官兵集合，宣布了革命宗旨，官兵们三呼“革命军万岁”表示赞同。蔡锷下令整队，派二营及炮队第一营为纵队，占令五华山，进攻军械局；炮队第三一营占领东、南两门；他自己亲率七十四标和炮标进城，与从北门攻入的七十三标配合，发动了进攻。

蔡锷进城后，就在江南会馆设立了起义军司令部，亲自指挥战斗。经过激烈的战斗，到第二天中午，昆明重九起义宣告成功。起义成功后几日，蔡锷找到躲起来的李经羲，希望他能出来主持云南大局，李经羲不愿意。于是蔡锷和李根源给了李经羲一大笔钱，将他送出云南。因为这件事，蔡锷一直受人指责。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云南军都督。军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蔡锷设置了军政府政务会议，每星期三举行，各处都派代表参加，讨论形成的决议，由都督下令各机关限期办理，于是军政府的办事效率大为提高。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官吏，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在军队中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在沿边土司地区设里10处行政委员会，为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财政方面，将厘税收入归公，开设富滇银行，检查会计，发行救国公债，并带头减薪，采取了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后，云南省的财政因此可以自立。教育方面，特设学政司，新增学堂120所，并注意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在曲靖等地设了初级师范，对师范生实行3个月的军事教育。在此期间，考送欧美、日本的留学生达100多人。

1912年，英军对西藏虎视眈眈，达赖则策划武装叛乱，并要驱逐驻藏的川军。蔡锷见情势危急，几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出兵支援西藏。后蔡锷任命云南军政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滇西征军司令官，率兵进藏。8月，西征军到达丽江，分兵为两个纵队，左路取道维西直趋盐井，右路取道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左路纵队在8月15日与细致哪个叛军于溜筒江相遇，叛军被打死40余人，左路纵队乘胜追击，26日攻克盐井。滇军正欲再深入，却引起驻藏的川军的疑忌，阻止滇军前进。蔡锷为避免川滇两军矛盾激化，影响一致对外，让殷承瓛留部分军队在野人山一带，从事改土归流，其余军队全部撤回。10月末，滇军撤出西藏，进藏平叛与反侵略就暂告一个段落。

1913年10月，蔡锷辞去都督的职务，踏上了去北京旅程。

4、虎口脱险

蔡锷到北京，袁世凯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其后又委任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并给他加了昭威将军头衔。蔡锷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他与蒋方震等人组织了军事研究会，常聚会讨论和演讲各种军事问题，还请外国军事家讲演。此时，他还修订了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主张实行军事改革的同时也要改革政治。

蔡锷曾经对袁世凯充满幻想，希望袁世凯能将国家建设好，为此他甚至愿意抛弃前嫌。可是袁世凯独裁、卖国的丑恶嘴脸日益显露出来，打破了蔡锷的迷梦。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将封建帝王的官职悉数恢复，民国已名存实亡。此外，袁世凯又与英、日、美等国签定了一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并借了巨额的带有苛刻条件的贷款。1915年袁世凯要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蔡锷坚决反对，并以参政的名义，在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但最终阻止不了袁世凯签约。自此，蔡锷走上了反袁的道路。

1915年8月15日，即“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蔡锷从北京搭车到天津，找到梁启超，秘密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蔡锷虽暗中进行反袁斗争，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甚至故意与名妓小凤仙接近，以此迷惑袁世凯。袁世凯对蔡锷则始终怀有戒心，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举动。

11月，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来到天津，托病住入医院，并向袁世凯“请假”。同时，蔡锷与孙中山、黄兴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的革命党人也与蔡锷进行了联系。蔡锷与梁启超最后商定，梁启超去两广，蔡锷由日本绕道去云南，并派王驳群先到云南，汤觉顿去广东，预先准备。蔡锷又秘密派遣殷承瓛先去日本，与黄兴派驻东京的石陶钧取得联系，希望能设法避开日本的新闻记者及袁世凯的耳目。一切安排妥当后，蔡锷乘船抵达日本门司，与石陶钧改换服装，让石陶钧提着自己的行李到医院，装做就医的模样，又拿出几封亲笔信，让石陶钧隔几天就寄一封信给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报告养病的情况。

蔡锷随即乘船经上海转赴台湾、香港，再经越南去云南。此时，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今开远）县长张一鲲，奉袁世凯密电，如蔡锷到云南后有异动，务必要跟踪追杀。两人议定在碧色寨、阿迷这两站借设宴欢迎之机，将蔡锷毒杀或劫杀。唐继尧知道了周、张两人的计划，派唐继虞率警卫两连、宪兵一分队，先到越南老街接蔡锷到河口，再乘专车来昆明。专车到碧色寨时，周沆带了便衣警察数十人请蔡锷赴宴，唐继虞派人下车说明蔡锷有病不便下车。一群大汉又围在车旁，声称是乡下代表，要见蔡锷，被随车警卫制止才没有冲进来。专车开到阿迷车站，张一鲲也如法炮制，意图杀害蔡锷，也没有得逞。12月19日，专车抵达昆明。

5、护国之战

蔡锷入滇前，云南已在酝酿反袁战争，并已召开过三次秘密军事会议。蔡锷抵达后，又召开了准备起义的第四次会议，大家共同商议，认为宣布起义的日期不能再缓，决定先通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然后云南宣布独立。22日，第五次军事会议举行，蔡锷、唐继尧等歃血盟誓，之后讨论了军政府的组成及军队的编排等问题。在出征、留守问题上，蔡锷希望能率兵出征，唐继尧则希望蔡锷留守，自己出征。会议讨论决定让蔡锷出征，任总司令；唐继尧留守，任都督。

12月23、24日，蔡锷、唐继尧等几次通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袁世凯未予置答。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讨袁。同时，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和护国军云南都督府。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另有挺进军，由黄毓成任总司令。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27日，蔡锷等5人发出通电，历数了袁世凯的罪恶。蔡锷还发表了《告滇中父老书》。

1916年元旦，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发表《讨袁檄文》，列举袁世凯的20大罪状。同日还发表了《誓告全国申明护国宗旨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1月14日，蔡锷率第一军和赵又新、顾品珍的两个梯团出永宁，直取泸州；左翼军出昭通，取叙府；右翼军出松坎，取重庆。蔡锷此时已有肺结核，但他不顾病体，坚持走在武装讨袁的最前线。

蔡锷入川后，发布了许多文告，宣传护国宗旨，对稳定地方、争取民心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集结在泸州附近的北洋军有1500多人，而蔡锷的中路军只有3000人，加上刘存厚的军队及川边义勇军也只有5000人。2月，护国军进攻泸州，被敌人包围在纳溪附近，蔡锷电召叙府的第一梯团派兵职员。2月19日，蔡锷指挥全军分为三路反击，经过3天的激战，菱角塘方向的敌军被击溃，但敌人仍占优势，且援军不断到来。蔡锷从永宁的总司令部赶到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部队修整几日后，又发动了发攻，激战了40多日，战线绵亘20余里，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因为战争旷日持久，部队太疲劳，且没有援军可调，枪支损坏，弹药匮乏，敌人则不断增加，至3月7日，蔡锷下令部队分三路撤出纳溪，总司令部也撤到永宁大洲驿。

此时，广西都督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广西的独立，使各处护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北洋军的士气则受到打击。3月17日，蔡锷组织了总反攻，19日突破了敌人的全线阵地，重新夺回纳溪，取得重大胜利。由于兵力、补给各方面的限制，最终未能突破泸州防线，蔡锷又率部退回出发点。

3越2日，袁世凯不得不撤消帝制，以大总统自居。同时，袁世凯授意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并提出六个议和条件，让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解散军队，不准再与官军交战。护国军方面予以拒绝，蔡锷、唐继尧发出通电，不承认袁世凯为总统，并要求对其进行审判。此后，广东、四川、陕西、湖南等地相继独立，段祺瑞、冯国璋等也不买袁世凯的帐，袁世凯众叛亲离，于6月6日病逝。

北京政府于6月24日发布命令，让蔡锷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蔡锷从永宁出发，来到了泸州。在紧张的战斗后蔡锷的病情不断恶化，梁启超先已邀请到德籍医生阿斯米在泸州等候，为蔡锷治病。因阿斯米诊断错误，蔡锷的病情急剧恶化，但仍坚持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后来病逝实在沉重，蔡锷不得已致电北京政府，请求到日本治病，未被批准。北京政府又于7月6日命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于是，蔡锷坐着轿子到了成都。蔡锷在成都10日，迅速处理善后问题，整理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定了官吏的奖惩条例。8月9日，蔡锷终于获得北京政府批准去治病。

9月14日，蔡锷入日本九州的福冈医院治病。11月8日病逝。12月，北京政府为蔡锷举行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