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帝烤箱食谱大全:李大钊生平简介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中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1920年,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促成国共合作，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1925年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逃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927年4月，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4月28日被绞杀。

李大钊就义后，被埋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1983年，在万安公墓中，辟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供党员宣誓和游人瞻仰。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
李大钊　　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档案馆里的历史》文/ 阿忆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这个是其中一篇，其他的你也可以再找找。很多。李大钊当时的身份的确值得疑问。好多事情我觉得高度站的高一点看待问题就好多了。其实李大钊的局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盲目迷信，我想中....共建立的时候也都是对苏联盲目的迷信吗？我有时候想，张作霖是不是穿越了，把李大钊看的这么明白。张作霖其实一直以来都以东北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值得怀疑。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哥哥吧这些事情给你都串联一下。
文1：
从张作霖处死李大钊谈起
过去对历史的了解只限于官方的教科书.对历史的了解真可谓固陋寡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闲谈中听沈阳大帅府的老馆长讲起了张作霖.这位老馆长是国内张作霖研究的专家. 他的观点非常有独到之处.他谈起了老张在治理东北时候的贡献.在当时在张作霖的治理下,东北政通民和,经济发展繁荣.他举例说了几个第一,比如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了陆害空的军队,第一个建立了中国的空军,第一个建立了电报局,等等;
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我,当时对老馆长的观点表示不赞同,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张作霖是杀害共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刽子手.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观点,驳斥对张作霖的赞扬.
可是听到老馆长的讲诉以后,我无言以对,并且由对立面并变成了老馆长观点的支持者.当时表示,有时间详细听老馆长讲诉他的研究成果.可惜,由于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
以下把当时老馆长的观点写出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张作霖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军警在李大钊住所的床底下,翻出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叛国罪(现在叫颠覆政府罪)都是重罪,李大钊自己知道此罪必死无疑,但是他大义凛然,提出,你们可以判决我死罪,但是我不能死在枪下,更不能用斩首的野蛮刑法,他要求用西方的文明刑法,绞刑,对他执行死刑.
当时中国执行死刑,大部分还用的是杀头的方法,执行枪决已经是很进步了.按照常里来说,李大钊的提法完全是无理要求,任何政府包括现在的文明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何况张作霖是个识别不了几个大字的土军阀.
可是事实完全相反,没有多少文化的土军阀张作霖不但没有不理,而且对李大钊的提议表示尊重.为此,他命令驻外领事馆,向有关国家购买绞刑架,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了绞刑,费了很多的周折,最后从美国买到一个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的夙愿.
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对老张的宽广胸怀肃然起敬.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军阀,竟然对要推翻自己的敌人临死前的要求这么重视.实在可贵.他的胸怀实在值得历届政府的官员学习.
因为当时老张这样干完全没有宣传自己政绩的动机,他也没有想不到要搞什么统战,(他当年没有预见到后来的西安事变).他只是最基本的动机.尊重死者的愿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权.
我实在是对张大帅的做法佩服之及.
据了解,别看张作霖有好几个老婆,可是他的家法森严,没有一个家眷干政,更没有抬出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的做法,像现在的广为流传的裙带风气在张作霖的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的郭松龄(外号郭鬼子)反奉失败以后,被扬宇廷抓住以后,背着张作霖,偷偷的枪毙了.原因是张大帅曾经说过,郭鬼子要能在我的面前说出为什么要反我,我就放了他.
心胸狭窄的扬宇廷一方面妒忌郭松龄的才干,又怕张大帅真的放了郭,就自做主张杀了郭.以后,张作霖 死后,在大帅府的老虎庭枪毙了扬宇廷,算是给郭报了仇,这是后话.
还是有人说的对历史是一面镜子.
文2：
文章摘自《晚清尽头是民国》
作者：思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大钊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大军阀，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作霖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面临极大压力，而最后下决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认为自己有可依赖的证据。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
就这些吧。其他还有，我记得当初有位前辈把李大钊更多的事情都分析过，

李大钊（1889-1927）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