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子曲子伤感的: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的评价

主讲人：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整理：何威

熊老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清华传播论坛开讲，也是清华传播学前沿讲座的第一讲。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给我们讲这第一讲。方教授是国务院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处组长，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里的首席专家，泰斗级人物。由于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里没有院士，方先生是当然的学科带头人。方先生今年已经75岁高龄，他今天非常高兴地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下面我们对方先生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众掌声）下面请方先生做报告。

方教授：（站起身来）

跟大家见见面，因为我个儿太矮了，坐下来就看不见。（热烈的掌声）

今天准备和大家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学习、研究和积累。主要是讲讲学习研究积累方面的很基本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听说在座的很多都已经进入研究生阶段了，那么是一个新的起点，也许我谈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体会，对大家也许会有些帮助。

先讲讲学习。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少学习，目前和今后也都要学习，关于学习可谈的方面就很多了。对于我们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同学们，我想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是因为我们新闻传播学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既然和政治密切就有一个方向。记得当年严复办报的时候，北大的老校长，他说过这样的话：“一立论不能无宗旨，一举足不能无方向。”一抬腿就有一个方向问题，腿往哪儿迈，东南西北中都有个方向问题；一立论不能无宗旨，办报纸，发表评论必然有个宗旨：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梁启超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和历史合起来讲的，他说办报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一样，都应该是要注意政治。梁启超一辈子写过1500万字的文章，他说他所写的文章，都和政治有关。他办报期间所写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谈报纸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说，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有主观和客观两性，他说办报也是这样，“有客观无主观不得谓之报”，这是他的原话，办报的人光是“客观”，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得谓之报”。我们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民族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振兴中华，从公民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遵守法律，以及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啊，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啊，如果是党的机关报或者是党的媒体，还要讲究宣传的纪律。这个立场是必须有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立场，关键看你屁股坐在哪个地方。

西方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或新闻传播研究者，他尽量想淡化这个新闻传播运作当中的政治色彩，但是实际上是离不开政治的。西方新闻学里，经常谈的记者应该有“新闻感”，他们说成的“第六感”，就是五官之外的第六官，就是新闻感，其实它无非就是个政治敏感，对一些客观的信息的政治上的评估，来做出决断，这个新闻该不该报道，有多大新闻价值，也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西方国家比较多的强调客观报道，其实客观报道本身里头也是有立场的。客观报道本身虽然报道的是客观事物，但在选择报道哪些不报道哪些的时候就有个立场。鲁迅讲过这样的话：画家画的都是客观事物，但是你看画家画的或者是山水，或者人物，或者花鸟虫鱼，有哪个画家画大便？画毛毛虫？画鼻涕？没有哪个画家画吧。同是客观事物，画家在画的时候，就有个选择。这个选择就体现了他的好恶和爱憎，画家选择的是真善美的事物。

所以，从事新闻学和传播学首先要有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这相联系的，还必须有一个好的人品。具体的说，要讲究职业道德，要讲究新闻道德。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故去的老新闻学者，叫小野秀雄，他说过这样的话：新闻系别的课都可以不开，新闻伦理这门课一定要开。无非就是强调要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养成职业道德。此外还要有敬业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像梁启超、邵飘萍、成舍吾等人，都是非常有敬业精神的。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要有个正确的政治方向。

关于学习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要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这一点对于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同学来说尤其重要。马克思讲过这么一句话，凡是人类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兴趣。我想我们新闻工作者，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兴趣应该广泛，知识面应该宽，学科的基础要打得宽一些。主要原因是新闻传播学都是边缘学科，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因此从事新闻学和传播学，必须有非常广阔的知识面。过去胡适讲过一句话，叫做：“为学当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我想不必因人废言，胡适这句话，没错。治学，特别是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其知识结构就应该像金字塔那样，有非常广阔的基础，然后又有高度。可以说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或者新闻学者，他们都是知识非常渊博，涉猎非常广。譬如戊戌维新时期的梁启超，他之所以能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务报》当时一些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那么多给人以启迪的充满智慧的文章，主要是因为他有非常渊博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他的文史基础当然是很好的。对于当时的一些新的知识，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去追求。戊戌政变以后他跑到日本，从1898到1900两年间，他就看了一百多种日文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所以他在《清议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和他这个时期的广泛的涉猎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报人章太炎，知识也是非常渊博的。他自己说，十三经，史传，诸子，说文，21岁前读之殆遍，21岁前这些书他统统都看过，十三经是儒家一些基本经典著作，三史三传四书五经这些；诸子，春秋战国的那些，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说文，是语言学方面的。这些他都“读之殆遍”。这些经典的著作当时像章太炎时代的学人，基本上都烂熟于胸，有很多能背诵如流，所以写文章时可以摇笔即来，一肚子都是典故。当时人念书，这些基本功都是相当踏实，比如康有为的《辑杜》，就是把杜甫的诗重新组装成他写的诗。说明是辑杜，所以也不算抄袭了。但是需要有点本事啊，杜甫的诗1400多首，老先生全都背得下来。当时人念书在这些方面的基本功下得是很踏实的。《大公报》的记者张既然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除了那些基本的基础之外，他对国际政治的情况的了解是了如指掌。他1941年去世的，赶上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战争时期的新闻的报道，评论和写作他都非常清晰，有关的数据他都了如指掌，各个有关交战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一些数字，他都记得非常清楚。譬如喻群，这是解放初期解放日报的社长，他十五岁就基本上把儒家的经典都念完了，二十岁的时候念过1000本书，非常渊博。

在这方面鲁迅也是个榜样。鲁迅在“一·二八”的时候，淞沪战争打响的时候开始住在日本租界的外围，后来迁到上海日本租界的核心位置，住在旅馆里。在此时期内他在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碰见一个日本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经常和他聊天。据这个年轻人后来的回忆，这个老先生，他当时不知道是鲁迅，一会儿谈进化论，一会儿谈黑格尔，一会又谈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谈医学方面的东西。这个年轻人谈起日本的酒，老先生就跟他做日本的酒和绍兴的酒的对比，总之是年轻人和鲁迅在一起的这一个月间觉得他真是无所不知。后来这个年轻人也是个著名学者，在回忆录里说，后来知道和他交谈的这个老先生就是鲁迅，他说鲁迅的学问“比日本的五个博士加起来还要多”。可见鲁迅的知识面非常宽。

知识面需要宽，对我们从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说来，这是应该向这方面努力的，知识要博。博的对立面就是陋，就是知识不足，知识不足就容易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出现笑话。这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为了避免我们知识面的不足，在学习时我们应该注意，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学好，也要把文史哲的基础课程学好。作为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生，还应该把和新闻传播学有关的一些专业课程，必修课学好，教学计划里规定的这些课程都是我们的知识结构里很需要的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不妨广泛地涉猎。比如说，也应该看一点文学书，哪怕小说也应该看一点。五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学里学联共党史的时候有过一本书，就是联共党史文艺参考书目，书目里开出来的大概都是小说，不下100种。学第一章时可以看哪些小说，学第二章时可以看哪些小说，书目里都给你提供了详细的介绍。因为文学实际上是客观的一种反映，托尔斯泰就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要了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情况，可以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有一本书叫《患病》里面就写了很多西方新闻工作者的情况。你看小说也可以学到不少历史知识，社会知识。所以小说有的时候也不妨看看。看书的面不妨放宽一点，鲁迅就曾对青年建议过，扶乩的书、谈婊子的书、谈帝国主义的书都不妨看看，这些作品可以扩大你的知识面。扶乩大家听说过没有？现在恐怕没有了，树的主干，两个分叉，两人一个人分别拿着一边，两个人共同运作在下面沙盘上写字，写一个字拿沙盘的人就摇，沙就平了，再写第二个字。扶乩的时候，谁都可以请，玉皇大帝啊，关公啊，菩萨，甚至于把萨达姆请来都可以，在那里写字。这里面当然是装神弄鬼，但是这方面的书鲁迅说也不妨看看，看看它是如何编造。知识面要宽，要做到知识面宽就要多方面“求异”，就是杜甫所说的“zhuan yi duo shi shi wu shi，”要多方面地去求教，要看方方面面的书，对文学作品来说，不要光看一个作家的书，要看许多人的书、方方面面的书，就像蜜蜂采花一样，采了很多花的花粉之后才能酿出好蜜。南开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原在美国任教，现已退休并长住南开的陈省身老教授，说过这样的话：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要只念自己本身科目以内的东西，本身科目以外的知识，你也应该有所涉猎。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就是你把天线拉长一点，你就可以得到多一点的信息，zhuanyiduoshi的结果呢，酿出来的蜜才会是好蜜。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柴鸡就比肉鸡好吃，老太太养的鸡就比鸡场喂的鸡好吃。因为前者是放养，鸡又吃点草籽儿，又吃点虫子，有时吃点石头帮助消化，它的自选动作很多。鸡场的鸡就是非常简单的饲料，再加上点激素啊，维生素之类的，鸡长得很胖很重但是没味道。老太太的鸡就有味道。所以广东菜里的白斩鸡，就指定必须是农家养的“姑娘鸡”，还没嫁人的小母鸡，肉才嫩，味道才好。

在这方面梅兰芳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京剧艺术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艺术非常精湛。虽然大家这个年龄赶不上看梅兰芳本人演出，但现在还能看到他的录像，他的电影，那确实是非常精彩。我看过梅兰芳演出，他演贵妃醉酒那出戏时，先出来四对宫女，再出来四对级别高一些的宫女，然后再出来几个太监，最后才是舞台灯一亮，梅兰芳出来。出来以后只走两步，一亮相，就把所有的八对宫女全都比下去了。眼神的运作，扮相，不是一般的京剧演员所能够达到的。为什么梅兰芳有这么高的京剧艺术造诣呢？梅兰芳自己说的，他自己是zhuanyiduoshi，他的武功是跟茹莱卿学的，著名的武生，是他外祖父的徒弟；他的《贵妃醉酒》，晚年经常唱的一出戏，是跟陆三宝学的；他的那本《红泥冠》是跟王瑶卿学的；《武家坡》是跟他伯父梅雨田学的。他的昆曲的戏是跟乔慧兰学的，他的所有这些大师级的艺术都吸收了，然后融会贯通成为梅派鼻祖。他在《贵妃醉酒》里有一个身段，据他自己说，是跟演曹操的黄瑞申学的，是从曹操的身段里头引用过来表现杨贵妃的醉酒。他在《刺虎》这出戏里有一段唱腔，是跟民国初年的著名武生学的，这段戏解放后不唱了，全名叫做《贞娥刺虎》，是写的李自成部下的一个将领被一个宫女刺死的故事，因为带有贬低农民起义将领的嫌疑，因此解放后这出戏就不唱了。其中有一段唱腔，就是从武生的唱腔里吸收过来的。梅派艺术就是这样zhuanyiduoshi，多方面借鉴吸收的结果。所以要多方面学习来扩大知识面，对我们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生是有好处的。

除了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还要有一定的专业方向，要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像胡适说的，既能博大，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又有比较高等级的尖端的这方面造诣。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关于学习我想强调的第三点，是要有比较娴熟的文字基本功。对于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将来从事这方面的同学们，培养自己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是终身受用的。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比如梁启超，黄演生，现代的像邓拓，这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驾驭文字的基本功都是非常娴熟的。梁启超一生担任过将近10家报纸的主力，写了1500多万字的文章，平常大概平均每年都得出个几十万字的成果。最多的时候据说他一天写过5万字，这可能是不确实的。但是根据他日记的记载，梁启超一个晚上写8000字的情况还是有的。在他宣统三年有一天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吃完晚饭以后写了一篇给《国富报》写的社论，美国东方政略记，论述美国在远东的政策，5000字。写完之后休息一下，又写了一篇论锦？铁路的问题，当时沙皇俄国占领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要从锦州修一条铁路一直修到？？？，梁启超就此事发表评论，写了两千多字。写完之后天还没亮，想起《横滨商会报》让他写个发刊词，然后拿起纸来又写了一篇，一千多字。他的日记上写着，从黄昏的时候到太阳升起方得空闲。用毛笔写的，不要说写一遍，抄一遍都是非常累的，而梁启超都非常轻易地完成了。而这些都是成品，第二天就要发排见报的。梁启超的文章自称是笔锋常带感情，条理非常明晰。他自称写文章“春蚕食叶之乐”，就像春天进到养蚕的屋子里就听到一片沙沙沙的春蚕吃叶的声音。他写文章就听见笔在沙沙沙地挥洒。梁启超不以写文章为苦，而以写文章为乐。这点如果没有非常娴熟的驾驭文字的基本功，是做不到的。很多新闻工作者都说写文章是个苦事，成为乐事是印出来之后，成为铅字之后才是乐事，写的过程中是苦事。很多记者说自己的稿子是挤牙膏式地挤出来的，是憋出来的，是用烟一根一根熏出来的。但是梁启超没有这个问题，而是“春蚕食叶之乐”，这就需要娴熟的文字功底。黄演生也是，这是民国初年的一个名记者，他采访有时候出去，有时候在家里请客。请客过程中宾朋满座觥筹交错高谈阔论，他请的都是政府高官，谈话中信息量很大。他一边应酬一边交谈，一边拿起纸来就写，写完后就发稿，写作技巧非常娴熟。邓拓也属于这样的人，邓拓在抗战期间曾经“五头骡子办报”，就是所有的家当五头骡子就可以拉走。白天就和敌人周旋，敌人在围剿扫荡，报社工作者骑着马迂回，反扫荡。他的那些社论都是骑在马上打腹稿，到了驻地以后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些老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是因为他们有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我们将来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媒体工作的，虽然现在有的媒体已经不用笔了，不用笔也得形成文字或者形成书面的东西，组织、策划最后形成文字的过程，也是需要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来完成的。 与之相联系的，就是我们还需要有好的外语基础。我们面临着入世这么一个新的局面，我们是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外语是我们新闻工作、媒体工作非常需要的。全世界现在大概有五千六百多种语言，精通一种或两种外语，对于我们未来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是不算太高的要求。实际上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中不少都是外语很好的。梁启超号称两种外语，章太炎别看是老学究，他是懂日语的。鲁迅是四种外语，陈寅恪是十四种，咱们清华国学院的大师。他是能说四五种，能听懂七八种，能看十四种。这里外语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包括汉满蒙回藏，包括已经死掉的西夏文。像他这样的学者当然是比较有天分的，不是很多，但我们争取精通一种。对于外语说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再有一门第二外语，我想对我们做好新闻传播工作，和从事研究都是有好处的。 关于学习我想就谈这么三点。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研究。因为大家都是研究生，研究生就要研究。所以这部分我跟大家谈一谈怎么研究。我想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怎么研究，一个是怎么写论文。两个阶段来说这一部分。

先说研究。我想讲五点。

第一点，研究要有所师从，就是把前人的学问先接收过来。你不可能样样都自己开始、开创。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接过来，然后你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有一个好的学风。具体地说，要实事求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都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新闻学传播学恐怕更应该理论联系实际。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要联系实际；从事新闻学传播学实务研究的，要联系实际；从事新闻学传播学历史研究的，同样也要联系实际。因为历史任何时候都是为现实的，它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无端地去研究历史，它总是要为现实服务的，所以都要联系实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但是要勇于去探索。宣传是有纪律的，学术应该是没有禁区的，应该允许探索。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的，不能当作教条和僵化的东西。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观点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一国两制就不会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不会有，三个代表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总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去不断发展，要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实事求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个好的学风，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要有一定的胆识。也就是说，要有真正的见解，因此就不要迷信权威，应当不唯上，不唯书。你认为正确的观点就要去坚持，要敢于坚持真理。因为真理往往是存在不同学派之中的。离我们比较近的，两个很有力的例子，就是顾准和马寅初。顾准是在五十年代就对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提出置疑，并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马寅初是五八年的时候提出了他的人口论，提出要控制人口。马寅初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也在场，当时他是北大的校长，当时我在北大，在北大办公楼礼堂里，马寅初阐述他的观点。当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抓人口，25年以后我们的老百姓就要埋怨我们的领导。这个话不幸让他言中。所以后来有人说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实还不止三个亿。当时把马寅初批得是狗血喷头。58年4月到7月，在媒体上发表的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大概有两百多篇。光是《光明日报》就有27篇，所以马寅初当时很生气，说“《光明日报》不光明”，当时的《光明日报》不光明磊落，不是以理服人。当时马寅初还说过这个话，说，我虽年近八十，自知寡不敌众，仍要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不以理服人而以压力服人的批判者投降。老先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学术的良知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没有一定的胆识，他就不可能说出那样掷地作金石声的话。因此要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有两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好的，一种是墙头芦苇，跟风倒，追风，看风向，摸气候，这个不好；还有一质浅S欣恚?裁词焙蛩?加欣怼G耙恢掷嘈停?铱醋畹湫偷木褪侵猩酱笱У难钊俟?透吹┐笱У牧醮蠼埽?钊俟?谄婪ㄅ?宓氖焙蚝斓梅⒆希??褪俏ㄉ衔ㄊ椋??欧纾?“评法批儒”，文章是整版整版的发，他是搞哲学的。文学史方面的刘大杰也是属于这种类型，他那本《中国文学史》就是按照当时的"评法批儒"的观点重新改写的，按照四人帮定的那些调子改写的，结果现在成了笑柄。现在谁还看他们的书呢？后一种类型我觉得也不好。有一位已经去世的中央领导，还是我们清华的校友，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发过一首诗，我记得有这么几句话“甚土偶欺山，妖骸祸水，把西子秀屋半面妆，谁共我以长天宝剑，扫此荒唐。”？？？用土塑的偶像把西湖的山给欺负了，玷污了；奸佞妖孽的遗骸玷污了西湖的一池春水，使得西子为之蒙羞。然后是谁共我以长天宝剑，扫此荒唐，把这些土偶、妖骸统统一扫而光。西湖的土偶是什么？除了灵隐寺的菩萨还有就是岳飞、秋瑾的塑像。妖骸是什么？妖骸就是岳飞的、秋瑾的、徐锡麟的，还有章太炎的。这些都要扫荡。这位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还写信支持红卫兵破四旧，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他去杭州视察的时候，他又批评杭州当地“你们对历史文物不够重视”，“对西湖的历史文化景观好像不够重视”。这位老先生真是“常有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应该是不要跟着风走，应该坚持的是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要迷信权威，也不要唯上和唯书。

第四点，就是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新意来自自己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你不妨做出大胆的假设，然后去求证它，这是胡适说过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话其实也没错。求证也可能证成功，也可能证不成功，小心求证有什么错？大胆假设，如果你一点胆子都没有，去在学术领域内作出新的假设，那学术如何前进呢？你总要做出一些假设，这个假设还不妨大胆一点。假设之后再去求证它，以科学的态度去论证它。成功了，你的假设就成立；论证不成功你的假设不成立，不成立就取消你的观点，这就是科学的态度。那么，我想这话没错。 第五点，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稳扎稳打，要步步为营，要厚积薄发。充分占有材料以后，你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充分到什么程度，最好是竭泽而渔。这和生态平衡没有关系，把材料收集得越充分越好。我五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尝试给太平天国的宣传活动做一下研究，了解一下太平天国到底是运用了什么手段通过哪些媒体来进行它的宣传活动。一共十五年，从1850年到1865年。那么为了研究这个题目，我当时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太平天国的书和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三千字。实在写不出太多的东西，但是我比较踏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当时已经是尽了力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已经发表的或者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都看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功夫也没白下，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天国的宣传，除了那三千字以外好像还没有新的观点出来，基本上就是那些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你的观点就比较站得住。所以在资料占有上要尽可能的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步一步的把工作做踏实，不要想一口就吃成个胖子，不要急功近利。这是第五点。

关于怎么进行研究，我就想讲这么五点。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怎么写论文。研究生总要写文章，写研究的成果。写论文，其实是对研究生学习成果一个综合的检查，平时去学习去吸收，等到写作论文就像酿成蜜了，出成果了。怎样写作论文呢？我想谈四点。

第一点，就是要选好题，选题。选题主要是抓三点，一是要了解本学科研究的现状，得了解这个学科领域内现有研究的状况，已经有了哪些成果。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你得了解行情，你别做些劳而少功、劳而无功的事情。题目没选好，做了半天，结果前人走过的路，写过文章了，早就有了成果了，你的功夫就白花了。不要看到那些好的题目就动手，往往路边的李子是酸的。因为路边的李子要不酸早就让别人吃了。所以要了解学科的研究现状。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从主观上看要选择能够发挥你优势的突破口，从客观上看要选择资料的储备是否足够的选题。资料有待开掘，但是富矿还是贫矿，这些都需要有数。选题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我们学校有一个博士生，他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选了这么一个题目。但是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大量是使用英语的那些媒体的记者，他的主观有先天缺陷，结果他写出来的论文大量是第二手材料，因为他没法使用英文的第一手材料。很多外国记者写的报道他看不懂，有关的传记和文献资料他无法使用，所以他写起来就比较费劲，经过了一些反复。同一届的都拿到学位毕业了，他这个论文搁浅，研究生院没有让他通过，让他再加工，煮成一碗夹生饭。虽然后来书也出来了，写得也还不错，但是毕竟是没有发挥他自己的优势。如果他把这个题目改成日本媒体在中国的活动，那他就如鱼得水了。他的题目没有选好角度。我们也有一个研究生，选了一个题目是研究北京的新闻史，计划三年内完成，正好赶上三年内北京图书馆搬家，搬家期间所有报纸封存。所以他这三年就没法利用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所以论文就没写成。他如果不选这个题目，也许就写成了。没写成，七耽误八耽误，学位也没拿到手。所以这个题目也没选好。选择好突破口这一点很重要。关于选题的第三点就是关于题目的大中小要适当。要可着料子做衣裳，要量体裁衣。有的题目是适合大题大作的，有些是适合小题大作的，有些是可以大题小作的，怎么做法就应该有个权衡。比如在座的李老师（李彬）的那本书《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他这是大题大作。盛唐的文化浩浩荡荡，内容丰富极了，他也给做出来了，这叫大题大作。和他同一届的有一位老师写的题目是研究一个报纸，是十九世纪在澳门出版的一家葡萄牙文的报纸，一共才出了67期，加起来才薄薄的这么一本合订本。这位老师念学位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报纸，67期的报纸就这么大的一本书，结果写成学位论文还出了书。这就是小题大做，也能写好。大题小作的也有，列宁有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这题目大不大？结果他就写了2000字。这要是作为博士论文，搁在我们研究生院就通不过，因为它字数不够。实际上这也是研究成果，不能按字数来衡量好坏。可见大题小作也是可以的，就看你怎么做。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选择。这是写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