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歌曲有哪些好听:文言文<帝王皆为贼>翻译

明清之际是一个民族矛盾高度尖锐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盛行了数百年理学经过心学的冲击本已走向衰微，但由于在经过满清的扭曲与扶持之后，又再度兴盛起来。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明末三大家的学说。但在满清高压统治下，这些思想停滞在萌芽状态，没有起到启蒙作用，更谈不上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晚明社会中流行的王学左派（代表人物是王艮，突出人物是李贽），在满清占领中国以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满清对于具有革新性质、或是反对礼教的思想，是绝对禁止的；对于道学，尤其是元代的理学（因其有对异族妥协的内容）则大力扶持。满清利用了是宋代理学的忠君思想，但是阉割掉了其中有关民族与气节的内容，再吸收蒙元时期理学中的一些汉奸思想。我们今天要批判的理学，绝非宋时伊川、朱子思想的全貌，而是经过满清扭曲过的奴化哲学。

玄烨在位时期，这种适合满清统治需要的理学思想便成为一些大官僚的政治资本，如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陆陇其等，都是当时的所谓“理学名臣”。其中大汉奸李光地奉玄烨之旨，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玄烨命令颁行全国，自己还亲自为《朱子全书》作序，称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满清，朱熹成了“万世圣人”。

这些汉奸理学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拼命贬低王阳明，攻击王学，鼓吹伦理纲常。陆陇其说：“自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纲常。天下之人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陆陇其还说：“王阳明之性无定体，李贽之诋毁圣贤，褒颂奸雄，皆知之蠹也”。（《陆稼书先生文集》）他们尊程、朱为正统，称陆王为杂统。明中期以来盛行一时的、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至此已经彻底被边缘化了。这些汉奸道学家为满清占领者提供了“三纲五常”的统治思想。但这些人自己是否严格照程朱理学的教条行事呢？王先谦在《东华录》中说他们“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与言背谬”，看来也是言行不一的假道学。李光地是玄烨的忠实走狗，他对玄烨和满洲贵族百般奉承，最后却被革职，原因是玄烨认为他“学问庸劣”。
像大汉奸李光地这些身居高位的“道学家”，可以称为“投降派”。在当时，另有一些程朱学者，他们身上的民族气节还没有完全泯灭，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满怀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可以管他们叫“消极派”。如孙奇逢、李颙等人，他们提倡的人生观是“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他们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出于极大的痛苦与无奈的。他们提出“儒者之学”应以“经世为宗”，一切都要反身实践。

这一派的思想影响了另一位思想家颜元。颜元反对宋学的只读书，不求实践，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读书人愚，多读更愚”，他提倡的“躬身实践”。但实际上，颜元所能实践的，只不过是努力培养“完美的人格”。他给自己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仪式，他每天都苛刻地按照这些仪式去做这些事情。他天天都再做痛苦的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一言一行都符合圣人之道。可是内在的精神努力怎么也转化不成有效的功用，去解救民族的危亡。1704年他死时对弟子说：“天下事尚有可为，汝等当积学以待用。”但他这一套东西看来是没什么可为的了。

在满清完全占领中国后的早期，积极用世、努力抗争的人还是有的。除了三大家以外，较有名的还有稍晚的吕留良和唐甄。三大家中最年轻的王夫之生于1619年，吕和唐分别生于1629年和1630年。吕留良的作品全部被毁，其思想体系已无从知晓，但从留下的只言片语仍可略窥一斑。他提出了“严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批评中国“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这与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有相通之处。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之下汉人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穷苦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这帮禽兽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唐甄大胆地提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为贼也。”吕唐二人与三大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强烈的民族思想，都对秦汉以后的皇权专制提出了质疑乃至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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