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白居易的资料:介绍下科举制度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首次亲策晁错，先考察后任用的察举制度形成，这是科举考试的萌芽。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始设进士科，以考试区别优劣、决定取舍的方法选拔官吏，“统一考试，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由此诞生。
文官考四书五经、撰文立说，那武官考什么呢？唐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为选拔武官首次设置武举科，考试内容是武艺、力量、耐力。宋代以后，武举科一改唐代只重武艺的做法，既考武艺，又考策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科举试卷，首场为中国政治史命题；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仍试“四书”义、“五经”义，但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这些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
在清代殿试后公布进士名次用黄纸张榜，因此称为金榜，公布于长安门外的叫大金榜，进呈皇帝御览的叫小金榜。在西庑展厅的中央位置，贴着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的大金榜，谭延闿等273名进士金榜题名。这也许是整个科举考试史上最后一张金榜。
1300年间产生700多个状元
隋唐以后的每一位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科举考试出身；唐代以后，不断有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并高中，有的留下做官，并长期生活在中国
在漫长的科举考试史中，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更是不计其数。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许多名臣、名相，以及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为科举出身。
在嘉定孔庙东庑展厅内，集中介绍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等状元、进士的生平和图像，及文天祥狱中题写“正气歌”的故事。
科举制度不仅给古代中国百姓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吸引了诸多远邦近邻的读书人。唐代以后，不断有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也参加科举考试。且不断有外国人登上科举金榜，进士及第后，他们有的荣归故里，有的留下做官，并长期生活在中国。
【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
【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校】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庠xiang】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序】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地方学校，或泛指学校或教育事业。
【国学】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
【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的高等学府，因设于都城临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儒、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都汇集于此，他们兴学论战、评论时政和传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
【国子监jian】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
【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
【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突然想起突然想起范进
因为偶然有人在背地里议论他，颇觉不平。
一个大本毕业生，不跑官要官，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喜极而狂，竟然在几百年后仍被视为笑柄。或许有人质疑，他范进是不是大本？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有人把科举制比做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古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分为童试和正试（明 清），童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正试分为乡试 会试和殿试。
把本科比做秀才那是抬举它了，博士的地位也不过是个秀才，所以范进考取的不是现在上百人争一个岗位的普通公务员，而是科极以上的领导干部。
至于普通公务员，当时不过是吏而非官，根本就不查你的学历，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录取制度，象什么什么法，是没有的。
那么范进是不是属于我们现在呼吁的所谓理智报考呢？这个也不用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要层次来论证，看看当时的职业，杀猪的 卖唱的 报信的 已经属于白领了。可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范进职业选择的余地很小。也实在无第二条路可走，不做官，勿宁死，所以会试倒60岁自然也顺理成章了。
反思我们现在，有人60多岁参加高考，还不中，也就是说连童试都通不过，且被传为美谈，可谓与时俱进了。
为什么要对一古人如此苛刻呢？

以往科举评价中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情况，人们往往将清末人士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
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在是误解了科举制。在科举制
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科举制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
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非恶制也”。“科举”
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
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
于我们周围。科举制的重大影响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还可以感
受到。不过，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过低，存在着大量误区和以偏概全的情况。“观今宜
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人们经常会体会到且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话。由于历史确实常
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以知来。不过，与“鉴古知今”
相对的还有一个“知今通古”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鉴古可以知今，
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
举制的本来面目。全面、冷静、客观地考察科举制，可以得出科举是一种不坏的制度的
结论。

一、科举评价中的以偏概全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科举制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介绍的，而且从
《儒林外史》中选取《范进中举》，从鲁迅作品中选取《孔乙己》等文章加入中学语文
教材。在大学文科教学中，科举制通常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
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君主时代一种罪恶的、腐朽落后的考试取士制
度，它只会造就范进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选拔的都是一些庸才。将高考类比为科举也是
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的把联考
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1然而，科举
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
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实际上科举制曾造就和选拔了当时社
会的一流人才，范进、孔乙己虽然反映了历史真实，但毕竟还是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
人物。科举制并不完全像以前我们中小学课本所描述的那样片面，它不仅造就了“范
进”、“孔乙己”这样的腐儒，而且也造就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
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
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
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
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
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连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不知道隋
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学系毕业的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
人也是进士或举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科举制利弊都很显著，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确实
不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废科举时人们矫枉过正、以偏概全，而今人又多受清末人
士激愤之言论所左右有关。

“贡举者，议论之丛也。”2这是王夫之《读通鉴论》在论唐代朋党与科举之关系时
所发出的评论。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样，科举取士向来是传
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
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
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
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介绍科举制的著
作都不会漏掉顾炎武关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康有为所谓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的
观点。一谈到科举的弊端，就都引用清代徐灵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读书人，最
不济。醉时文，烂如泥。”还有就是必引那首“闱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
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浙江乡闱诗》3。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
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
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科举时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以往一般人对科举的了解是不全
面的，科举时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例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科举是一种很公平的制
度。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4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
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
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
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
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5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
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6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以后有所发
展，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欧阳修认
为：

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
不可易之制也。7

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
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8因此，虽然中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
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龚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过科举制。梁启超在《变
法通议·科举》中，对科举制有诸多批评，但也指出：

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
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
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
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
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9

类似这样肯定和赞美科举制的言论还有许多，从其数量来说并不少于批评科举的言
论。另外，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
对科举制的批判。其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基本
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
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
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经过清末人士的过滤筛选，科举制的“历史”已被凝固为图书馆中一本本书籍，当
代人对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盘接受。举例来说，康有为所言进士翰林
“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10的说法，应该是举极端
的个别例子。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拔出来，但至少可以将确实无
能者淘汰掉。明清时期要通过三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须精通八股文、策、论、表、判
等，而要想作好这些文体，非熟读基本的经史辞章不可，很难想象一个不知唐宗宋祖的
举子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考上进士，除非他是通过作弊手段。这就像当代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者大多数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虽然不排斥极个别混文凭者，
但一般情况下，既然研究生入学要考外语，如有那位获得博士头衔者连英文26个字母都
不认识，估计他便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学位者。由此推想，所谓不知唐宗宋祖的进
士，要么是特别的例外，要么就是通过作弊骗取科名者。因为我们从大多数流传下来的
史料中，尤其是从清代进士留下的书画中，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深厚的文化素养，例如
赖恬昌所编《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11中所收的部分进士墨迹便是。清末西学初入时，
个别举子在策论试卷中将拿破仑误解为“拿破轮”，被现代许多论著当作科举士子都很
愚蠢的证据。其实，在近代民智初开的阶段，个别考生不知拿破仑为何许人一点也不足
为奇。参加过评卷的教师都知道，若要将每年高考答题中的笑话一一举出，比“拿破
轮”更可笑的事例还多得是。然而，个别不能否定一般，极少数考生不知唐宗宋祖为何
人，并不能否定考上大学的考生多数具有较高的学识这一事实。可是以往很多人都将康
有为等人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
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二、“夫科举，非恶制也”

1905年废科举后，一些人感到十分庆幸，一些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将走
向振兴。然而，曾经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时激烈批判过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感
叹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
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
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
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
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
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12

此时科举刚停罢五年，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恢复科举的
惊世之论，是其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的反思的结果。而所谓“科举，非恶制也”的
说法，则精炼地概括了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

科举取士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能否及第主要取决于举子的才学。正如《唐摭
言》卷三后论所说的：“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
13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士子具有较好的受教育和备考条件，但他们至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
勤苦向学，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素质，才有可能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就像游泳一
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身、金钱等其他办法都救不了他。这毕竟
比从前的世袭制或成功与否须操决于他人的察举制要好得多。明人王士性曾说：“缙绅
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14也就是说，在科举时代，要想让子孙守住富贵，就
得使后代不断地参加科举以博取科第，否则祖宗的财富和地位就难以长期延续下去。至
于平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更需通过科举阶梯从下层社会进入主流社会。正所
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
绝矣”。15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官员的文化素养得到基本的保证，对澄清吏治、稳定
社会、鼓励向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一无是处。在乾隆三年关于八
股科举存废之争中，力主不废的执政大臣鄂尔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八股取士乃不得
已，即所谓“立法取士，不过如是”。以八股取士并非有意要败坏人才或存心愚民。科
举是要选拔精英人才从政治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故意去愚化精英人士
后再选拔他们来治国安邦，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也是为了拔取英才为其所
用。从考试发展史的角度看，八股文是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
考试文体。唐代科举中有墨义和帖经题，即相当于现代的简答题和填空题，但因为考不
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后逐渐被淘汰。而作文题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然而因属于主观
试题，不同的人评卷主观误差可能很大。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
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是一种刻板地通
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文体。只是科举这种选拔性考试长期实施之
后，受应举人数众多和考试发展的内在压力驱使，才导致命题走向死胡同。历史上称赞
八股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李贽就将“举子业”与《西厢记》、《水浒传》等相提并论，
认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之一种。16

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
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
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或顺
天乡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就像现代大学联考中的标准化试题一样，一开始命题教
师根本不必出一些偏难琐碎的题目，就足以区分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当用教材中一般常
见的重要内容作为试题已无法拉开区分度时，只好逐渐开发出较偏的试题。当我们了解
现实考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后，也就较能理解在考试教材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
清代八股文会走向穷途末路。17

以往在评价科举制度中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存在着许多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流行说
法。在科举制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有的论者指出在
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
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18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
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然而，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废止。彻底否定无法彻底告别，全盘否定带来诸多问题。当代人不应跟在清末
人士的后面，不假思索地将科举一概骂倒了。历史与现实皆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
价值。为了弥补废科举所造成的选官制度的真空，清政府曾计划于1910年颁布《文官考
试任用章程》。孙中山先生更是认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
19主张考试权独立、设置考试院。由于奉行“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科举制在
近代还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
一大贡献。

三、知今通古看科举

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相似，我们也可以说：“通古宜知今，有今方成
古。” 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有利于通古，了解现实考试也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一
些制度和史实。因为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
事物常常延伸和潜藏于现实之中。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
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关注现实考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和问
题，能使我们对科举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可以较全面的看待科举。

例如，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及科举制是否公平或平等的问题，海内外学
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并不平等，20或者不仅考察举子
本人的家庭出身，还连带考察其姻亲一方甚至朋友关系，以至得出说科举制下社会阶层
流动率为零的结论。21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科举这一古代取士制度的苛求，具有强
调实质性机会公平的倾向，而这种实质性公平在现代社会也很难达到。公平的含义十分
复杂，通常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要实现结果公平，即实质性教育机会
平等，不分民族、性别、出身、禀赋等，都可以同等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这在现实
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或制度能够完全消灭经济和文化条
件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天资和非智力因素也有无法完全扯平的差异。美国曾实行补
偿教育政策，由政府拨款向少数人种、弱势群体实施各种倾斜政策，如规定不利人群的
入学比例、校车接送、经济援助等，但后来发现效果不大，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仍然存
在。现实社会很难做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只要看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有哪一个社会
真正做到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呢？而且可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不存在、也做不到绝对
的公平。能达到过程公平或程序公平就已不简单了，而古代的科举制难能可贵在于其至
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

又如，近年来关于考试利弊存废的争论与历史上关于科举利弊存废的多次争论十分
相似，高考各省不同的录取分数线的争论问题，也与北宋及明代的科举地域之争如出一
辙。了解当今主张一切以考试分数决定录取与主张分省定额录取的两派意见，对我们理
解司马光和欧阳修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很有益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在中国
考试史上是一个千古难题，这方面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矛
盾的两端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

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
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
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以往人们将清
末废科举的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
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
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2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
一种相对很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
存在1300年之久？

有比较才有鉴别。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
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废弃统一考试之后，才更显出考试的必要和价值。实行统一
招生考试50年来，确实出现考试领导中学教学、智育一枝独秀、压抑求异思维等问题，
并有过废止统考，改行推荐、全面考核学生中学成绩和表现来决定录取的多次尝试，但
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异，理论与实际往往脱节。尤其
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十分重视人情、关系与面子的社会，欲解脱人情的困扰，考试是一个
较好的方法。采用考试选才便是采用公平竞争手段。由于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
境，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
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早在晋代，葛洪在《抱卜子·审举》中
就曾指出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为了
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使社会不至于无序和失衡，结果发明了考试这种解脱人
情困境的法宝，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将考试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重人情、
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一种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
系来竞争，或者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所以说统一考试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
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
止。23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
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
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最后应该指出，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皆十分显著。本文所论
多为肯定科举之说，但并不否认科举制也有许多局限和弊端，而是为了说明科举制实际
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
“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
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突然想起突然想起范进
因为偶然有人在背地里议论他，颇觉不平。
一个大本毕业生，不跑官要官，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喜极而狂，竟然在几百年后仍被视为笑柄。或许有人质疑，他范进是不是大本？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有人把科举制比做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古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分为童试和正试（明 清），童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正试分为乡试 会试和殿试。
把本科比做秀才那是抬举它了，博士的地位也不过是个秀才，所以范进考取的不是现在上百人争一个岗位的普通公务员，而是科极以上的领导干部。
至于普通公务员，当时不过是吏而非官，根本就不查你的学历，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录取制度，象什么什么法，是没有的。
那么范进是不是属于我们现在呼吁的所谓理智报考呢？这个也不用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要层次来论证，看看当时的职业，杀猪的 卖唱的 报信的 已经属于白领了。可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范进职业选择的余地很小。也实在无第二条路可走，不做官，勿宁死，所以会试倒60岁自然也顺理成章了。
反思我们现在，有人60多岁参加高考，还不中，也就是说连童试都通不过，且被传为美谈，可谓与时俱进了。
为什么要对一古人如此苛刻呢？

以往科举评价中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情况，人们往往将清末人士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
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在是误解了科举制。在科举制
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科举制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
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非恶制也”。“科举”
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
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
于我们周围。科举制的重大影响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还可以感
受到。不过，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过低，存在着大量误区和以偏概全的情况。“观今宜
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人们经常会体会到且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话。由于历史确实常
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以知来。不过，与“鉴古知今”
相对的还有一个“知今通古”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鉴古可以知今，
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
举制的本来面目。全面、冷静、客观地考察科举制，可以得出科举是一种不坏的制度的
结论。

一、科举评价中的以偏概全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科举制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介绍的，而且从
《儒林外史》中选取《范进中举》，从鲁迅作品中选取《孔乙己》等文章加入中学语文
教材。在大学文科教学中，科举制通常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
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君主时代一种罪恶的、腐朽落后的考试取士制
度，它只会造就范进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选拔的都是一些庸才。将高考类比为科举也是
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的把联考
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1然而，科举
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
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实际上科举制曾造就和选拔了当时社
会的一流人才，范进、孔乙己虽然反映了历史真实，但毕竟还是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
人物。科举制并不完全像以前我们中小学课本所描述的那样片面，它不仅造就了“范
进”、“孔乙己”这样的腐儒，而且也造就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
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
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
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
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
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连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不知道隋
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学系毕业的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
人也是进士或举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科举制利弊都很显著，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确实
不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废科举时人们矫枉过正、以偏概全，而今人又多受清末人
士激愤之言论所左右有关。

“贡举者，议论之丛也。”2这是王夫之《读通鉴论》在论唐代朋党与科举之关系时
所发出的评论。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样，科举取士向来是传
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
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
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
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介绍科举制的著
作都不会漏掉顾炎武关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康有为所谓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的
观点。一谈到科举的弊端，就都引用清代徐灵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读书人，最
不济。醉时文，烂如泥。”还有就是必引那首“闱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
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浙江乡闱诗》3。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
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
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科举时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以往一般人对科举的了解是不全
面的，科举时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例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科举是一种很公平的制
度。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4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
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
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
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
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5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
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6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以后有所发
展，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欧阳修认
为：

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
不可易之制也。7

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
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8因此，虽然中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
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龚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过科举制。梁启超在《变
法通议·科举》中，对科举制有诸多批评，但也指出：

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
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
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
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
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9

类似这样肯定和赞美科举制的言论还有许多，从其数量来说并不少于批评科举的言
论。另外，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
对科举制的批判。其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基本
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
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
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经过清末人士的过滤筛选，科举制的“历史”已被凝固为图书馆中一本本书籍，当
代人对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盘接受。举例来说，康有为所言进士翰林
“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10的说法，应该是举极端
的个别例子。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拔出来，但至少可以将确实无
能者淘汰掉。明清时期要通过三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须精通八股文、策、论、表、判
等，而要想作好这些文体，非熟读基本的经史辞章不可，很难想象一个不知唐宗宋祖的
举子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考上进士，除非他是通过作弊手段。这就像当代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者大多数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虽然不排斥极个别混文凭者，
但一般情况下，既然研究生入学要考外语，如有那位获得博士头衔者连英文26个字母都
不认识，估计他便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学位者。由此推想，所谓不知唐宗宋祖的进
士，要么是特别的例外，要么就是通过作弊骗取科名者。因为我们从大多数流传下来的
史料中，尤其是从清代进士留下的书画中，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深厚的文化素养，例如
赖恬昌所编《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11中所收的部分进士墨迹便是。清末西学初入时，
个别举子在策论试卷中将拿破仑误解为“拿破轮”，被现代许多论著当作科举士子都很
愚蠢的证据。其实，在近代民智初开的阶段，个别考生不知拿破仑为何许人一点也不足
为奇。参加过评卷的教师都知道，若要将每年高考答题中的笑话一一举出，比“拿破
轮”更可笑的事例还多得是。然而，个别不能否定一般，极少数考生不知唐宗宋祖为何
人，并不能否定考上大学的考生多数具有较高的学识这一事实。可是以往很多人都将康
有为等人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
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二、“夫科举，非恶制也”

1905年废科举后，一些人感到十分庆幸，一些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将走
向振兴。然而，曾经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时激烈批判过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感
叹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
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
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
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
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
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12

此时科举刚停罢五年，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恢复科举的
惊世之论，是其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的反思的结果。而所谓“科举，非恶制也”的
说法，则精炼地概括了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

科举取士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能否及第主要取决于举子的才学。正如《唐摭
言》卷三后论所说的：“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
13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士子具有较好的受教育和备考条件，但他们至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
勤苦向学，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素质，才有可能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就像游泳一
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身、金钱等其他办法都救不了他。这毕竟
比从前的世袭制或成功与否须操决于他人的察举制要好得多。明人王士性曾说：“缙绅
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14也就是说，在科举时代，要想让子孙守住富贵，就
得使后代不断地参加科举以博取科第，否则祖宗的财富和地位就难以长期延续下去。至
于平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更需通过科举阶梯从下层社会进入主流社会。正所
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
绝矣”。15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官员的文化素养得到基本的保证，对澄清吏治、稳定
社会、鼓励向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一无是处。在乾隆三年关于八
股科举存废之争中，力主不废的执政大臣鄂尔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八股取士乃不得
已，即所谓“立法取士，不过如是”。以八股取士并非有意要败坏人才或存心愚民。科
举是要选拔精英人才从政治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故意去愚化精英人士
后再选拔他们来治国安邦，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也是为了拔取英才为其所
用。从考试发展史的角度看，八股文是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
考试文体。唐代科举中有墨义和帖经题，即相当于现代的简答题和填空题，但因为考不
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后逐渐被淘汰。而作文题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然而因属于主观
试题，不同的人评卷主观误差可能很大。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
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是一种刻板地通
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文体。只是科举这种选拔性考试长期实施之
后，受应举人数众多和考试发展的内在压力驱使，才导致命题走向死胡同。历史上称赞
八股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李贽就将“举子业”与《西厢记》、《水浒传》等相提并论，
认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之一种。16

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
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
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或顺
天乡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就像现代大学联考中的标准化试题一样，一开始命题教
师根本不必出一些偏难琐碎的题目，就足以区分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当用教材中一般常
见的重要内容作为试题已无法拉开区分度时，只好逐渐开发出较偏的试题。当我们了解
现实考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后，也就较能理解在考试教材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
清代八股文会走向穷途末路。17

以往在评价科举制度中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存在着许多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流行说
法。在科举制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有的论者指出在
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
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18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
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然而，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废止。彻底否定无法彻底告别，全盘否定带来诸多问题。当代人不应跟在清末
人士的后面，不假思索地将科举一概骂倒了。历史与现实皆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
价值。为了弥补废科举所造成的选官制度的真空，清政府曾计划于1910年颁布《文官考
试任用章程》。孙中山先生更是认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
19主张考试权独立、设置考试院。由于奉行“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科举制在
近代还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
一大贡献。

三、知今通古看科举

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相似，我们也可以说：“通古宜知今，有今方成
古。” 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有利于通古，了解现实考试也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一
些制度和史实。因为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
事物常常延伸和潜藏于现实之中。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
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关注现实考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和问
题，能使我们对科举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可以较全面的看待科举。

例如，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及科举制是否公平或平等的问题，海内外学
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并不平等，20或者不仅考察举子
本人的家庭出身，还连带考察其姻亲一方甚至朋友关系，以至得出说科举制下社会阶层
流动率为零的结论。21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科举这一古代取士制度的苛求，具有强
调实质性机会公平的倾向，而这种实质性公平在现代社会也很难达到。公平的含义十分
复杂，通常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要实现结果公平，即实质性教育机会
平等，不分民族、性别、出身、禀赋等，都可以同等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这在现实
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或制度能够完全消灭经济和文化条
件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天资和非智力因素也有无法完全扯平的差异。美国曾实行补
偿教育政策，由政府拨款向少数人种、弱势群体实施各种倾斜政策，如规定不利人群的
入学比例、校车接送、经济援助等，但后来发现效果不大，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仍然存
在。现实社会很难做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只要看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有哪一个社会
真正做到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呢？而且可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不存在、也做不到绝对
的公平。能达到过程公平或程序公平就已不简单了，而古代的科举制难能可贵在于其至
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

又如，近年来关于考试利弊存废的争论与历史上关于科举利弊存废的多次争论十分
相似，高考各省不同的录取分数线的争论问题，也与北宋及明代的科举地域之争如出一
辙。了解当今主张一切以考试分数决定录取与主张分省定额录取的两派意见，对我们理
解司马光和欧阳修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很有益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在中国
考试史上是一个千古难题，这方面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矛
盾的两端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

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
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
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以往人们将清
末废科举的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
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
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2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
一种相对很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
存在1300年之久？

有比较才有鉴别。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
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废弃统一考试之后，才更显出考试的必要和价值。实行统一
招生考试50年来，确实出现考试领导中学教学、智育一枝独秀、压抑求异思维等问题，
并有过废止统考，改行推荐、全面考核学生中学成绩和表现来决定录取的多次尝试，但
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异，理论与实际往往脱节。尤其
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十分重视人情、关系与面子的社会，欲解脱人情的困扰，考试是一个
较好的方法。采用考试选才便是采用公平竞争手段。由于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
境，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
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早在晋代，葛洪在《抱卜子·审举》中
就曾指出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为了
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使社会不至于无序和失衡，结果发明了考试这种解脱人
情困境的法宝，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将考试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重人情、
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一种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
系来竞争，或者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所以说统一考试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
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
止。23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
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
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最后应该指出，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皆十分显著。本文所论
多为肯定科举之说，但并不否认科举制也有许多局限和弊端，而是为了说明科举制实际
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
“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
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制度。它是在隋朝时，由隋文帝杨坚创制，后经唐朝等完善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政治制度。
1905年，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清政府最终废除。
它与今天的高考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考试决定升迁、成败，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不同点是：考察的内容、培养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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