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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结果是投资率不断攀升，至2003年，按支出法统计的投
资率已超过40%。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严重地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宏观效率，使投资效果系数大幅下降。
造成我国消费增长落后于GDP增长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以来较大幅度地落后于经济增长。1998年后
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措施，但目前的问题仍然是，一方面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还满足不了经济
快速增长的需要，特别是城镇中低层收入的居民消费增长缺乏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最为突出的一面，就是农村居
民消费增长乏力。由于我国农村居民占了全部人口的70%，所以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又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消费不
足，最终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虽然中央对提高农民收入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高农民收入的难度。由于二元经济中劳
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提高农民收入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
失衡的现实又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的消费。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选择。
马克思说过：“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
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
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明确解释过，这里所说的“社会
需要”，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二是丧失劳动能力的
人的需要如养老，三是积累的需要。所以，劳动产品被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它们的不同使用方向，是一个不因社会制
度改变而改变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劳动表现为价值，由此，一国的年价值产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它们分别代表马克思所说的必
要劳动部分和剩余劳动部分，用马克思的描述一般地可以写成V M。其中V为劳动报酬，M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之
所以被称为“剩余”价值，就是因为它是劳动者得到报酬后的剩余。市场经济不同于奴隶经济也不同于封建经济，
从理论上说不存在超经济剥削。就是说，剩余价值不是靠强制力取得的，而是经济规律即各种经济关系作用的结
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决定工人报酬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
力自身生产与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所有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问题
就演变为，是什么决定了劳动者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马克思是不赞成“生存工资”说的，但并没有就这一问题
给出具体答案；由于马克思的研究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用了短短几百字说是由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
的，即把劳动力报酬作为一个事实前提而不是理论前提。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决定劳动报酬的只能是社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原因是，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经济，因而
劳动得到的只能是自己生产的。市场交换是商品交换，只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不论这里的“等价”之价指的是
什么。那么，当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可变（这是一个技术经济事实）的时候，要素所得就不会取决于要素的平均生
产率，而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在我国二元经济中，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是处于边际状态的劳动，它决定全社会的劳
动者报酬水平。虽然这并未排除由于城乡生活方式差别形成的对劳动者报酬的额外补偿，但对于劳动报酬决定来
说，起实质作用的仍然是社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水平。而这样分配的结果必然是低工资高利润。从V与M的关系看，
就是M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是二元经济的基本分配规律。在这种分配规律的作用下，仅靠市场是无法实现投资与消
费之间的平衡的，必须要有政府干预。
由于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具有低V、高M的特点，为了使投资与消费相协调，相应地，应采取“低收入，高福
利”的分配政策，即将M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当然，所谓“高”是相对于个人收入低而言的，不能脱
离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样的分配政策不仅从理论上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符合我国当前促进消费需求增
长的需要。
目前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二是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
改革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心理预期。我国财政收支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城乡的二元性，可以说，农村基本不
在财政支出覆盖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小到一盏路灯、大到义务教育，基本是农民自己的事。财
政支出中虽然有一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保障城
市和工业的农产品供给。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人们认识到，逐步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财政体系是必须的。当
务之急是加大中央、省、地（市）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层政权建设投
入。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增加农村地区一部分人的收入，同时可以减少农民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项的支出，间
接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从而增加其他的消费支出。
其次，应改变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项改革中的“卸包袱”思想。过去一个阶段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项改革
中采取的“卸包袱”做法，一方面增加了居民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企业负担。目前应该稳定城镇居民的社会
保障水平，并适当提高，如降低医疗费中个人负担的部分，增加对大学贫困生的扶持力度，为城市低收入阶层提供
更多的廉租房。这一方面需要增加对整个教育和城镇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
拨款。
为了保证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相应地应对财政收入政策做出调整。首先是整顿财政分配秩序。目前我国本应
属于财政收支范围的各项政府收支行为政出多门，除了预算内资金还有预算外资金，除了制度内收支还有制度外收
支。这些支出中究竟有多少是投资性支出，没有相应的统计。但从2003年征地规模上我们可以推测，固定资产投资
来源中的所谓自筹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各级政府或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总规模应该在数千亿元。
所以，只要把目前的各种政府支出活动纳入统一的计划，目前预算内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就完全可以用于消费
性支出，特别是用于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卫生和基层政权建设，这样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
况，同时增加农村居民其他消费支出。仅此一项也就可以有效地改变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此外，应继续坚持目前的赤字政策，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应修改目前的预算法，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不仅
可以发行建设国债也可以发行社会保障国债和公共支出性国债。从概念上说，赤字的本来含义就应指非投资性支出
所形成的支大于收部分，而因投资性支出形成的差额虽然也需要发行国债，但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应该认识到，闲置的生产能力正是未实现的剩余价值，即以上所说的年价值产品的M部分。在需求导向的市场
经济中，只有首先将它在价值形态按照正确的方向使用出去，它才能够在实物形态被生产出来。由于我国二元经济
的分配特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通过财政的形式形成货币购买力，使存在于经济中过大的M通过增加消费得
以实现，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