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e618墨盒:求《登高》（好像是杜甫写的）原文和翻译

《登高》赏析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登高》是杜甫诗集中一首很有名的七言律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的秋天，是诗人流寓夔州时为深秋登高有感而作。这是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曾被人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内编》）。全诗写登高所览之景，雄浑苍莽；在阔大雄健的气象之中，渗透着一股勃郁之气。通篇语言凝炼，声调铿锵，气韵流转，对仗工整。抒写诗人内心郁结不舒的爱国情感和羁旅愁思，悲愤而不过分，凄苦而不消沉，在艺术上是很见功力的。

　　诗由写景开头，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登高远眺的壮阔图景。时当深秋，晴空如海，登高仰视，愈觉其迢迢无极，所以说“高”；夔州一带，山高林密，每至晴初霜旦，常有高猿长啸，空谷传响，哀转不绝，所以说“哀”；深秋九月，潭寒涧肃，沙洲小渚，孤零冷落，所以说“清”；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所以说“白”。因为台高，故愈觉其风大，所以说“急”；风大则水鸟低飞盘旋，所以说“回”。用字遣词都极其贴切。“天高”“沙白”“猿啸”“鸟飞”，这些又都是具有夔州三峡秋季特征的典型景物，捕捉入诗，不但形象鲜明，使人读了如临其境，而且所展示的境界，也极雄浑高远，饱含着诗人无穷的情思。

　　三、四两句写远眺之景，从大处落笔，上句写山景，承首句；下句写江景，承次句。山上江中，往复交织，构成一幅非常生动的三峡秋景图，深秋风大，所以闻落叶之“萧萧”；峡深流急，所以见波涛之“滚滚”。“落木”而以“无边”来形容，则见其境界之阔大；“长江”而以“不尽”来形容，则见大江之无穷。在极其萧飒荒凉的景象中，又充满着一种浑灏奔放的气势。两句又多用双声迭字，读来音调铿锵，充满着声韵之美。

　　“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以上四句写景，确实有力地烘托了诗人的心情，写出了诗人登高望远的悲秋之意，却又不直接使用“悲秋”的字面，而是将这种悲愁之情渗透在具体的画面之中。诗中所描写的这些自然景物，既具有客观事物的具体特征，季节特征，同时也饱含着诗人特殊的感情色彩，表现了诗人特定的心情。啼猿作为一种动物，本身并不具有人的感情，但在“艰难苦恨”中的诗人听来，猿啼声却充满着一种凄哀的情调。同样，那滚滚的长江，萧萧的落木，盘旋的飞鸟，冷清的小渚，也无一不起着渲染环境气氛、烘托诗人情绪的作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心雕龙·物色》），更何况眼前这一片凄凉肃杀的景色？自然更使得诗人触景生情、引起相应的心理活动与感情变化了。而这种心理活动与感情变化，又反过来加深了景物的感情色彩。所以诗中的景物已不同于自然的景物，它是诗人主观化了的客观景物。在文学作品中，当景物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特殊感情的时候，当作者的主观感觉和景物的客观特征得到和谐统一的时候，它对读者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就不是一般地描摹景物的诗句所能比拟的了。

　　五、六两句由上文写景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两句写出自己身多疾病长期漂泊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生悲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是就空间方面说，即所谓“横说”；“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就时间方面说，即所谓“纵说”。两句承上启下，点出全诗主旨。在结构上，则层层递进，步步转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乙编卷十五）作客登台，已有游子思乡之意，加上万里漂泊，百年多病，则孤零悲苦之情便得到更进一层的描写。秋风萧瑟，已令人触景生哀，更何况又值垂暮之年抱病登台呢？由于采用了这种层层递进的顿挫笔法，蕴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沉郁悲抑的感情便更深刻有力地表达出来了。深厚的感情，来自丰富的生活，诗中反映的虽是诗人的个人遭遇，但读者却可从中窥见战乱时代广大人民的苦难。

　　尾联两句是写自己穷困潦倒孤苦寂寞的境遇和心情。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白发弥添；下句写自己潦倒日甚，多病缠身。全诗就在沉重的感叹声中收结，结得悲愤深沉，而又寄慨遥深。“艰难苦恨”四个字不仅指作者自己万里作客，衰年多病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同时也指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的辛酸痛苦。“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正是这一切“艰难苦恨”，才使他头上的白发愈来愈多，而现在又已衰年多病，独自登台，心情自然更加落寞，更加痛苦了。此时正须借酒排遣，但又因多病之故而不得不暂停饮酒，这样一来，诗人内心自然更沉郁不舒了。这种曲折顿挫的笔法，既使文势有波澜，也使感情表达更为深刻、沉痛。

　　杜甫自己曾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登高》确实是这样一首精于诗律的好诗，历来备享盛誉。从艺术表现角度上看，本篇的独到之处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仗工稳，音调铿锵。即胡应麟所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穿，一气呵成”（《诗薮·内编》卷五），诗一开头就以对仗领起，不仅对得自然、工整，而且还用了一句中自相对偶的当句对法，（如以“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尾联两句虽不全对，但句法布局却极整齐。这种结构上井然有序的排列，不仅符合于美学上的所谓均齐，给人以一种神清目爽整饰对称的美感，而且使全诗曲折顿挫，在抑扬有致的韵调中，表达出诗人需要抒发的感情。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迭字，旋律优美，音节和谐，大大加强了诗的珠走泉流而又回环往复的音乐美。如尾联“艰难苦恨”四字，在句法上是并列结构，在声调上却具有抑扬顿挫四声的特色，读时应一字一顿；“潦倒”“新停”为双声迭韵，在声调上又有“上”“平”之分，故音节显得特别铿锵嘹亮，读时应两字一顿。“繁霜鬓”对“浊酒杯”，其声调的妙用，也在所谓“抑扬抗坠之间”。读者密咏恬吟，就能在深沉重浊的韵调之中，体味出诗人颠沛流离的痛苦心情。

　　二是写景抒情笔法错综变化却又相互照应。前四句写景，是所谓“诗之媒”；后四句抒情，是所谓“诗之胚”。落笔的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围绕着诗的中心——“悲秋”。一三两句相承接，都是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接，都是写江景。而在写景之中，又有声（风声猿啼声）有色（沙白渚清），有动（鸟飞叶落）有静（洲渚）。五、七两句相承接，都是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接，都是写多病。因“悲秋”而勾引起“苦恨”，因“多病”而造成“停杯”，在诗的内容上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全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中间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复杂的感情，但笔势却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一气直下，造成了一个既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登高》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所作，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有人称之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故应该单独上一节课。重点抓住“悲情”即可达到教学要求。
一、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1、 景——秋景（春女思，秋士悲）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2、情——悲凉（注意引导与悲伤的细微区别）
诗前四句写登高所见，写夔州特定环境，画面惨淡，气氛悲凉。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萧涤非先生在他的《杜甫研究》中，曾作了这样的阐释：
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
附：
“语不惊人四不休”
万----离国别家，漂泊路途之远

常----流浪他乡的时间之久。24岁赴洛阳赶考，未能及第；35岁到长安求取官职，滞留10年，一再碰壁；43岁获得卑微官职，却又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被困长安；逃离长安，追随肃宗，因为直言又被厌弃；48岁弃官，11年漂泊直到死在漂泊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之上无人所知。
多----感叹年老多病，精神疲惫不堪。
独----形单影只，万分凄凉。
停----愁闷无法宣泄的愁苦情状。
二、集大成者的诗圣——再命名的压力
幻灯展示，对比几首诗歌。《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杜甫挟着《登高》和《登岳阳楼》，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恣态，使「登高」题材形成定局。他既包揽了陈子昂的时间和王之涣的空间，又注入个人身世和家国情怀。时与空，历史与现实互相交错和浸透。陈子昂和王之涣用的都是单镜头，一个静止的远景。杜甫则用上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并且不断移动转换，使得两首诗都写得丰富而复杂。
命名的压力，是横的压力。还有一种纵的压力，也即一个个前辈诗人挟着他们各自的横的压力，对后辈诗人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纵的压力。
仅就杜甫的前辈而言，屈原集他以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第一位大诗人；陶潜集他之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另一位大诗人。而陶潜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与屈原完全不一样：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强烈，一个淡定；王维是第三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发展了山水诗；李白是第四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跟屈、陶、王都不一样：他是天才。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他是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他们开始做那位集大成者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够，或已做够但他们仍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白居易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往「白」里写；李贺和李商隐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往晦涩里写。
当一切题材被写尽了，大诗人也出尽了，诗歌便开始枯竭，由词来接棒。苏东坡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已不完全是大诗人：他是集诗、词、散文于一身的大作家。写作出现质的变化。这位大作家之后的作家，又开始变小。至元明清，诗衰竭，词也开始衰竭，诗人变成打杂。戏曲、散文尤其是小说大盛，更重要的是小说使用新的语言：白话文。白话文运动则正式宣告古典汉语写作终结，因为它已衰竭。这不是一厢情愿的运动，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证据是：白话文不是临时发明出来的，而是孕育在古典汉语衰竭的母体中。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个人是集大成者？难道他之后，例如杜甫之后，不会出现另一个更大的集大成者吗？答案是：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都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集大成者的伟大，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被发现的，因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很庞大的氛围，整个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中全部被看到。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杜甫。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就已有天壤之别。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或许我们可以把李白称为「伟」，把杜甫称为「大」：伟代表高，大代表宽。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看到但不当一回事。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