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人生3贴吧:有关黄河英雄

花木兰，代父从军

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这三教都具有辅助王化、整齐民心的社会功能，都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远在春秋以前，中国早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尚未有固定的名称。儒教的名称是后起的。
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燧人发明用火，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为神，受到本族祀奉，带有氏族、宗族的印记，带有乡土气息，与西欧古代神话传说大不相同。
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地上王国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如影随形，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敬天、法祖”。
中华民族活动生息的基本地区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基地。由于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向外扩张一些，有时向内收缩一些，但总的范围不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栖息的根据地。
秦汉以后，以长江、黄河流域两大地区为中心，组成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这种大国统一的格局保持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由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的政体、组织形式、领导集团有过多次改变。秦汉以来，这个多民族共同组建的统一大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千年间，它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经过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会协调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二千年的经历极不平凡，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统一大国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消灭了内战，老百姓可以百年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统一大国，可以借国家的力量赈济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统一，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国家统一，可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进行重大项目的文化建设，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远非一人或一地的人才所能胜任，要集中全国人才，协同攻关，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
同时还要看到，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之国，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办成几件大事。历史上大国统一，给人民带来了某些不便，但几千年的实践表明，广大人民对统一大国的格局是拥护、支持的，并在思想观念上取得共识，广大人民一直认为统一大国是正常的，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一阶段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割据者也认为应当统一，要求结束不正常的局面。
在这样一种总的政治形势下，中国的哲学、文学、史学及宗教，都在各自的思想领域发挥了他们的上层建筑的作用。
从秦汉到雅片战争，中国历代王朝都努力加强有效地大一统的政治管理，努力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除调动政治、法律的强力工具外，还要发挥哲学、宗教的教化作用，配合震中，以补充刑罚的不足。只有法治与教化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巩固、完善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
儒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秦汉以前，已经提出“敬天、法祖”的信仰核心。秦汉以后，国家形式日趋完备，天帝的形象正是地上王国的神光曲折的反射。天神除了司福祸、赏罚，还要监察规范人们的内心活动、行为动机。佛教、道教、儒教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的合法化、合理化构建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佛、道、儒三教分别从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流天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
儒教在古代曾有过功劳，因为它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起过积极作用。古代封建大一统的成就已经证明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这个制度服务的儒教的功绩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法祖”，秦汉一后的中国传统宗教核心信仰是“忠孝”、“三纲”。忠孝、三纲的信仰与“敬天、法祖”的古代信仰一脉相承，只是使敬天法祖的宗教内容更趋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先秦敬天法祖的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还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地上王国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一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
秦汉以来，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大臣、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有时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宋朝以后，加强了儒教的教化作用。宋以后，有权臣而没有篡臣。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扬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扬雄做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强力推行儒教思想，以宋儒程朱思想体系作为取士的准绳，等于用行政命令强化普及儒教信仰。科举考试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仕进的必由之路，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的儒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敕书。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
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雕谢。行政命令打不倒宗教，早为历史所证明。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消亡。反过来看佛、道二教，当初没有儒教那么显赫，它们与皇权配合而没有结为一体。但皇权消亡后，佛、道还能继续存在。可见，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儒教中“敬天法祖”的宗教核心部分，今天还在中国人思想中有影响，而“三纲”思想今天存在的地盘大大缩小，消失殆尽。
按儒教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
（1）前儒教时期——秦汉以前；
（2）准儒教时期——两汉；
（3）三教并立时期——魏晋、隋唐；
（4）儒教形成时期——北宋（张、程）；
（5）儒教完成时期——南宋（朱熹）；
（6）儒教凝固时期——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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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吉鸿昌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年6月20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经过20多天的浴血苦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现分别在内蒙古、河北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29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寇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日寇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吉鸿昌战至10月，但终因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组建“反法西斯大同盟”，就义前写下“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
1933年10月16日黄昏，汽车载着吉鸿昌、方振武从牛栏山向北平开去。为防不测，两人都换上便服。方振武坐第一辆车，吉鸿昌则坐在第二辆车上。汽车开到顺义马家营西边，几个军人持枪冲到跟前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灵机一动，指着后面说：“在后边。”那些军人就奔后边那辆车去了。方振武乘机跳下车，混进人群，趁天黑沿潮白河潜往天津。
在汽车上，吉鸿昌向押解他的国民党士兵宣讲抗日救国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吉鸿昌将军，十分敬仰。当汽车离开孙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工夫，吉鸿昌和随从牛建忠跳车逃跑，也潜往天津。
察绥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他还亲自约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之后，他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恨之入骨，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11月24日，面对“立时处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鸿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然后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