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培重楼图片:中国古代 近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

《水浒传》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

　　——浅析《水浒传》女性形象

　　《水浒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书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和生机勃勃的斗争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那些女性形象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以至潘金莲、阎婆惜等都深为人们瞩目。书中作者或着力描写，或串联故事情节的女性人物达七十多人，其中有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正面形象，如梁山泊女英雄、贤妻良母、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有作者绝对否定的反面人物，上到统治阶层的妇女，下至“淫妇”、媒婆、社会余孽；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这里上至公主、郡主，下到市民妇女、渔妇村姑、烟花妓女，《水浒转》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北宋末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深刻、色彩纷呈的宋代妇女生活画卷。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宋代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作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

　　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因此，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一部《水浒转》仅从妇女形象分析就可以反映出作者基本上落后的乃至复杂的妇女观，与此同时，尽管封建色彩的落后的成分占相当地位，但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使我们不时感到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撞击。

　　一 遮掩不住的光辉

　　作者以赞许的目光、热烈的情感、粗犷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堪称一百零八员好汉中三员杰出的女将，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让须眉的三位女首领。在古代文学画廊中，作者破天荒地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的形象。若论打家劫舍、除暴安良、征讨敌寇的言行举止，她们与李逵、鲁智深等好汉确无多少差别。她们分明是巾帼女杰，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见临危不乱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在此谋划之中，孙二娘表现出感人肺腑的对亲人的关切，动人心弦的兄嫂情谊，那超人的胆识，更令人钦佩。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解宝被豪强毛太公陷害入狱，定成死罪。为劫牢救人，她设法争取盟友——孙新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先佯装有病，后持刀相逼，软硬兼施以达到预期目的。一往无前的气概，令人折服。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的武艺又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

　　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身份，掌管酒店，打探消息；扮村妇，做智取大名府的内应；装艄婆，当“争功夺城”的先锋。三位女英雄为梁山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说对三位女英雄的塑造有男性化的倾向，有诬蔑之意，我们不能赞同。有人说那个时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妓女”，确有一定道理。处在封建时代的作者对女性的熟悉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这三位女性还不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但这三位“女主角”毕竟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是作者首创的落草聚义的绿林女杰。“为敷衍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工具”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大可不必写这三位女将，而去写一百零八员须眉男子，其实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全书情节的发展。这三位女将的出现既不能说是对女性的轻蔑，也不是完全落后的妇女观的产物，但将其视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亦是不能使人接受的。列宁说，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沙场，不可不视为一种平等。我想把它看成民主思想的萌芽，看成在那黑暗时代里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所透露的一丝曙光，是不过分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女子深受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作者敢于塑造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而且将她们列于一百零八将之中，无疑表现了作者极大的胆识。《水浒传》中三位女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产物，也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

　　在作者对三位女英雄的描写中，不难看到其妇女观中的另一面，即有着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落后一面。其代表人物毋庸置疑，首推一丈青扈三娘了。扈三娘本是订亲待嫁的大家闺秀，两军阵前骁勇非凡，也只落得个听凭摆布的结局。先做宋太公义女，又应宋江主张，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妻；到头来，丈夫身亡没来得及有任何感情上的表示就随之而去了。尽管孙二娘的死与扈三娘的死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是同出一辙，而孙二娘到底还“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在作者笔下，战场上的扈三娘与感情生活中的扈三娘判若两人。扈三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十个回合活捉了王矮虎，刀法娴熟的欧鹏斗一丈青不下，若不是援兵纷至，宋江亦只待束手被擒。作者在有声有色的“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战场厮杀场面的描写中，为我们献上了一位女将领。虽然扈三娘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列五十九，也算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她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在于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不在于嫁给了其貌丑陋、贪酒好色的手下败将；也不在于丈夫战死，报仇之中随之而去；其不幸是在这灭顶之灾、突起大祸的面前，在人生重大感情变迁之中她木然处之，无动于衷；面对决定终身的不如意的婚姻，她却唯唯诺诺地“拜谢了”。在这一方面作者把一丈青塑造成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一个完全屈从于封建伦理的女性。这恐怕便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的症结所在。这样塑造人物不但违背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初衷，而且让人物堕入封建伦理的泥沼。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李达《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我们的女英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尽管她们的武艺高强，显然分别居于她们丈夫以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孙新——她的天神、她的主人而去。读到此处，三位女英雄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令人气闷，令人惋惜。惋惜之余，不难发现束缚三位女英雄性格发展的绳索便是作者思想的绳索，这就是作者“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二 在一片咬牙切齿憎恨的前后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是《水浒传》中的四位“淫妇”，她们都是与人通奸，被人杀死的。作者有心让她们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然而这几位“淫妇”却引起了众多的争论。

　　对于这几位女性，作者详略不同地向读者介绍了她们的出身，生

　　活环境，坎坷遭遇，人物性格，使我们对她们成为“淫妇”前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做人使女的潘金莲“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的武大；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她们有分别遇上了“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转身的人”，“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押司，“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心思亦不在女人身上”的丈夫，“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员外。这便是潘金莲们的婚姻——残酷的报复，廉价的买卖，任意的摆布，无奈的依从。这便是“淫妇”们的人生旅程的前期生活。书读至此，引起了人们几多愤恨，几多不平，几多同情。尽管“淫妇”们的生活引起几代人的争议，但都以作者的真实描写为依据，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笔法的成功。

　　潘金莲们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宋代——封建统治阶级集历代腐朽反动的妇女观之大成的时代。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妇女的命运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社会不给她们以出路，作者同样没有给她们出路。在她们“偷人”、通奸、甚至杀夫之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宋江“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潘巧云被“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贾氏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这就是作者为“淫妇”们

　　设计的下场。为了使这种设计显得合理，作者分别铺陈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没有给四位女性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情节，模糊了四位女性性格扭曲的前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引起相当读者对四位女性的憎恨。“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三千多年的憎恨，是那么习以为常。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潘金莲该杀夫，阎婆惜该讹诈，潘巧云该堕落，贾氏该通奸。这四位女性的结局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解放、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我们不能要求作者有这样的思想态度，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而前文关于四位女性身世的交待正是作者“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契可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使我们得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得到了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从而理出了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就与作者主观的思想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典型的撞击。前面读者所阐发的愤恨、不平与同情，并非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一丝不苟、客观如实地叙述。然而，后面“鲜血飞出”和“心肝五脏”的惊人情节，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反映了历史的普遍的心态。一个创作方法的客观如实，一个精心设计的惊人情节，

　　产生了作者万万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上的潘金莲成了长久讨论不休的话题。文学界也由西门庆、潘金莲这一市民风情画卷，启导出了《金瓶梅》，又由《金瓶梅》启导出了《红楼梦》。这深远影响的产生恐怕不能不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成功。

　　三 设计完整的女性形象——琼英

　　琼英虽是全书后半部才出现的一位女性，却是作者着墨最集中，叙述最完全，描写最完备，结局最“完美”的妇女形象，是依作者主观意图刻画的一位典型女性。若说前面所提三位女英雄，作者给予了过多的男性化的描写，那么“容貌如花”、“玉体轻盈”、“白伶百俐”、“威风凛凛”的琼英，方是“红妆”英雄。作者在“琼英处女做先锋”、“张清缘配琼英”、“张清琼英双建功”等几个章回中着力描绘了这位女将。她的身世，她的成长，她的威武，以至天配良缘，从一而终，以“贞节孝义”之名而归的一生。作者将其作为完美女性的化身加以塑造，以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她的身上不仅有与三位女英雄相同的领兵作战、奋力搏杀的特点，更有其自身的个性。可惜这些特点和个性完全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是作者落后的伦理观念的标签，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个”。她“忠君”，琼英不幸落入田虎的队伍，虽身不由己，而心向朝廷；她“孝亲”，“素有报仇雪耻之志”，“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她“义气”，琼英一接触宋江起义军就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便跟定了这支已经招安的队伍；她“贞节”，张清战死，“琼英哀恸昏绝”，苦守贞节抚养孤儿成人。作者还巧妙地

　　杜撰了一个故事：“有块美玉，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一声霹雳”，“却怎么就变成做一个妇人的尸骸！”由此引出仇夫人（琼英母）被田虎掳去，不从田虎，撞冈而死的过程。虽说此段是琼英报仇的依据，但更见作者对琼英母女二人的颂扬之意。便有了以下“天子大嘉琼英母子贞孝，降敕特赠琼英母宋氏为介休贞节县君，着彼处有司，建造坊祠，表扬贞节，春秋享祀。封琼英为贞孝宜人------”的记载。

　　书中被琼英石子打翻落马的段三娘，成为作者偏爱的女英雄的强烈反衬，从另一角度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写段三娘出场：“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来”，“眼大露凶光，眉粗横杀气。腰肢坌蠢，全无袅娜风情；面皮顽厚------”好一幅泼妇、刁婆相貌。亮相第一战，便“被王庆就势扭悴定，只一交，把女子颠翻。”起身后“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赞”，仅此一笔不仅交待了此人的武艺，更刻画出此人刁顽的性格。段三娘的婚配是“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虽是段太公，也不敢拗她”，这便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对段三娘的死，书中道：“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在作者看来，其大罪构成有二，即不循闺训与自家择配。作者在几个章回中同时集中刻画了这二位女性，正反两方面相互陪衬。段三娘的行为显得那么龌龊，段三娘的下场令世人不齿；琼英的形象是那么完美无瑕，琼英的言行举止那么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且有一个善养天年的好结局。作者的用心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两个人物来表

　　现作者的观念。它分明告诉读者，一个好女性只有严守闺训，严守礼教，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名节昭彰天下，受到推崇。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与孙二娘、顾大嫂相比，作者给与琼英的也是更多的溢美之辞。联系起来看，琼英的品貌出众，武艺超群，高高居于三位女英雄之上。三位女英雄就这样在作者有意或无意中也成为琼英的陪衬人、垫脚人。显然，这是读者不愿意接受的。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恐怕不能不说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加之“以自己的主观设想来代替生活本身”而导致的。尽管作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但琼英这一形象仍然苍白无力，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关于琼英的许多描写，如她的梦中学艺，宿世姻缘，母亲的“白石”“尸骸”，以至管家叶清到宋江帐中叙述琼英的身世，一谈即合，都是经不住推敲的。由此可见，在塑造琼英这个人物时，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撞击的结果是违背了尊重生活、缘于生活的原则，让人物完全隐匿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作为作者主观意念投影的琼英，是以规范的封建伦理雕塑成的模特，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一面的产物。因此，人物形象不能光彩照人，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和影响。

　　四 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

　　作者在塑造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过程中，时而轻轻几笔，为读者献上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那开黑店的张青认为“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不可害”的思想，实则是作者对待生活在封建

　　社会底层的弱女子们的思想态度。

　　林娘子算不得贫弱女子，其夫、其父均为京城教头，可算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了。而自她一出场，便是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妇女形象，只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作者以深沉动人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林娘子短促一生的最后时刻：斥戏、拒奸、劝夫、殉节。在那情长长、恨绵绵的叙述之中，作者尽情歌颂了那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反抗精神，对林娘子献上了无限真切的敬意，给予了真切的同情。

　　金翠莲是《水浒传》文始出现的弱女子，被郑屠夫“强媒硬保”、“虚钱实契”霸占了身体，“未及三个月”便被赶出，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作者首先让她在随父卖唱中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仗义疏财，拔拳相助，使金翠莲父女摆脱窘迫之境，有了一条生路。之后，作者又让她们遇上赵员外，金翠莲被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作者希望这弱女子有一个好的生活出路，把其同情融入两次巧遇之中。

　　在众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李师师可谓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是上依傍当朝皇帝，即使“公子王孙，富家子弟，谁敢来她家讨茶吃”，是名著一时的烟花妓女。作者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梁山队伍招安受挫中选择了这一下情上达的理想人物。作者把李师师放在政治斗争中去写，实际上让她直接参与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李师师既有头脑又深明大义，她理解梁山好汉的处境，同情并尊

　　重他们；她明辨是非，对蔡京一伙深为不满。然而李师师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与宋徽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妓女。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了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但充分暴露了李师师内心的矛盾和向往。正是作者对李师师的生活所做的客观、真实而深刻的描绘，使读者体察到李师师的追求和痛苦。作者现实主义笔触所到之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远远超出达官显宦的妓女，生活上血肉较为丰满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水浒传》的作者以不同于历来封建文人的眼光，以较为别致的笔调，着力刻画了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形象，以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现出作者对这位下层女子的爱怜。

　　在《水浒传》女性形象中，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占相当的比例，除林娘子、金翠莲、李师师外，还有王进的母亲，王有金的女儿，宋玉莲等人物。她们都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甚至是次要而次要的人物，是作者为繁衍故事情节而塑造的形象。作者对此着墨不多，有时只是寥寥几笔，便刻画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或贤惠，或刚烈，或柔弱的悲剧性格，给读者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象。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类妇女的同情，倾注了怜悯的爱。作者都为她们安排了结局，即现实生活中的出路。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被封建社会或传统道德逼得自尽，一是获得暂时安稳的生活，个别人还获得“衣食丰足”的富贵。在作者看来，让自尽的得到褒扬，让获得暂时安宁的使人安慰。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出路是悲惨的，是经不住推敲

　　的。得到褒扬的并没有脱离封建道德观中节烈的范畴，人物也没有摆脱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命运；获得暂时安宁的，即使像金翠莲那样嫁给赵员外的，也时时处于监视之中。然而，写于那个时代的《水浒传》，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刻画这部分妇女形象时，始终怀着真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溢满了这种同情。同情反映着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们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是作者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法在刻画人物，更是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具体表现。

　　引起我们深深注意的是，作者让获得暂时安稳生活的女性中，包括金翠莲、张太公的女儿等一类人物。这类女性有的曾被恶霸霸占过，有的惨遭强人蹂躏，按照封建礼教的逻辑，这类女性已经丧失名节，已经无颜再生，只有一死了事，成为封建道德的殉葬品。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不但让她们继续生活下去，有的人物，如金翠莲还对梁山事业发生过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认为，作者在对这类女性注入同情时，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脱离了封建道德的阴影，而是按照真实的生活线索，按照生活的逻辑提炼、刻画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情弱者，同情下层社会中的弱女子，不把她们一律视作庸庸碌碌、刁钻古怪的下等人，为读者献上了个性较为饱满的苦苦挣扎的下层妇女形象。甚至还以赞许的笔调，描写与此类女性相近的一类“下等人”，如李小二浑家的机警，何九叔老婆的精明，都可以证明，是

　　作者的现实主义笔法、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相统一所产生的效果。

　　《水浒传》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即赞扬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水浒传》毕竟是男人的世界，是男子生活、奋斗的舞台。女性形象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三位女英雄，也不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因此，在女性形象中，凡与梁山泊英雄同路的，作者便予以赞扬；凡与梁山泊英雄同心的，作者便寄予同情；凡与梁山泊英雄为敌的，便绝对没有好下场。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索作为解开书中女性形象的注脚。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们倾向范围而且在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从作者在《水浒传》描写妇女形象所表露出的妇女观中，我们已经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其妇女观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即封建的、落后的，这一主导思想贯穿在对各类妇女形象的描述之中。作者在对三位女英雄赞颂的同时，依然没能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时地流露出“夫唱妇随”、“夫死妇随”的意识。作者在对“淫妇”们无情鞭挞之中，将其提倡的禁欲主义、“女人是祸水”的思想典型化。作者把禁欲，完整地说，是饱口腹之欲，而禁异性之欲，视为英雄好汉的品质，反之便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源泉。作者在对琼英极

　　力美化之时，更将其妇女观中封建、落后的一面表现的充分无遗。作者在对林娘子的爱情歌颂之时，亦淡淡地散发出“贞女节妇”的气味。

　　然而，作者究竟是不同凡响的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的文人，目光所及，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各类女性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比较，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又构成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作者蘸着赞颂之情的笔墨，表现了女英雄们的豪情义气、斗争精神，书写下她们不凡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形象。在中华大地上，三位女英雄有口皆碑，这难道不是作者的功绩所在吗？普列汉诺夫说：“早期现实主义者是保守的，部分地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妨碍他们很好地研究他们周围的环境，并创造出在艺术上很有价值的东西来。”（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当《水浒传》的作者以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时，当作者以“写尽”的笔法刻画妇女形象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复杂的妇女观相撞击。撞击的结果各不相同。或撞击得融会贯通，人物形象就较为鲜明；或撞击得脱离了生活基础，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血肉，读者也难以接受；或撞击得疑点重重，一时无法解释，引起历代读者关注。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引出后世读者的争论，使得人物形象大于作者写作的初衷，使得人物的客观效应、后世效应远远超过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因此，对《水浒传》中众多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不但能够使我们深入发现、明确了解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展开广阔的真实生活的画卷，而且对于作

　　家应该走怎样的创作道路，怎样塑造人物形象，怎样达到思想境界和创作方法的和谐统一，都留下了深深的思索的余地，这也是《水浒传》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