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棋院:圆明园应该重建的发言稿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不论圆明园在1860年之后还曾经经历过多少劫难，圆明园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段历史的悲叹。您认为复建了圆明园，它的原初的象征意义会不会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护、利用和建设圆明园的问题上，我主张我们的工作应该从圆明园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出发。曾经有人用“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的三个例子来驳斥我：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个尖顶的教堂、科布伦茨一尊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我们应该看到，前两处遗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对于保留这些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前两处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不忘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后者，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十分赞赏。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破坏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铜像，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美国著名的白宫在1814年时也曾经被英国人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对该建筑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宫之名因此而来。我所以主张保存占地12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发奋图强。
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纽约世贸中心7号楼是911事件中最后轰然倒下的大楼，不过，目前在世贸中心重建时，它又成了一栋将在废墟上重建成的大楼。纽约市市长对此也欣然表示，这栋高达52层的高楼将显示曼哈顿的荣耀景观又回来了。但是也应该看到，与以上那些单体建筑不同的是，圆明园总面积5200亩，全盛时期控制土地面积8000余亩，而西洋楼占地120亩，仅占圆明园的2%。您其实是在主张对圆明园98%的部分进行复建，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这几乎是全部复建。在我们现有国力并不强盛的状况下，复建一个历经5代皇帝方始成型的圆明园，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王道成：是的。
记者：王教授，那么您认为我们现在掌握的古建、园林技术，以及对圆明园历史档案的整理，历史资料和文物的占有情况是不是使我们已经具备了复建圆明园的能力？
王道成：是的，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记者：在圆明园失散的遗址遗物、文献资料没有妥善调查、整理、登记的情况下，我们用现代化古建手段复建的圆明园会不会只是一座空园？
王道成：所以我们的计划不是把圆明园建设成“圆明园”，而是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明园分为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个园区，其中圆明园有48景，万春园有30景，长春园亦有30景，三园共有108景。每一景内，尚有很多的楼、台、殿、阁、廊、榭、轩、馆等。
圆明园为明代所建，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曾有增修，后赐为雍正藩邸。1725年（雍正三年）后，在园南起造殿宇，建筑亭榭，浚池引水，培植林木，规模开始宏大。在乾隆全盛时代60年中，日日都有建筑；又经乾隆六下江南搜集天下名胜点缀于园中，如海宁的安澜园、江宁的瞻园、吴县的狮子林、无锡惠山的秦园、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及西湖苏堤、曲院之类，无不仿建。一切布置结构，尽仿江南名胜。
万春园在同治以前称为“绮春园”，乾隆年间并如圆明园后，大事修葺。嘉庆有《御制绮春园三十景诗》，道光作跋。
长春园兴建较晚，但并不亚于圆明园与万春园，此园建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据清史稿载完工于1751年（乾隆十六年）。又据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御制诗载：“预修此园，备六十归政（指乾隆）后优游之地。”此园以“淳化轩”为中心，它的极北部东西狭长地带，有极其壮观的“西洋楼”。此外尚有“海岳开襟”，建在长春园湖内，构成圆形台，台分两层，全是玉石栏杆，上建“金阁”。其他尚有著名的“法惠寺”、里面的七级八面琉璃塔高达七丈，这塔很像玉泉山的琉璃塔，乾隆称它为“多宝塔”。
圆明三园工程至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全部完成。全园仿佛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以园中最大的湖——福海为中心，总称为圆明园，周围共三十余里，面积五千余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