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内裤白袜帅哥:变化问题

如果问题有了补充，沉底的问题也会跑到前面来的。

我于1898年9月13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农村的贫农家庭。

1905年，7岁时，在家乡周氏族立小学读书，经过8年，无所谓毕业。1913年赴省城进第一中学，读书4年。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1921年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英语和伦理学，直到1925年春。1925年春到1927年秋，因受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参加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到1930年秋，在上海主要以卖文及译书为生。1930年秋到1932年秋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2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并曾兼任过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等职。

“五四”运动时期，我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读书，思想活跃，兴趣广泛。除学外语而外，“喜欢哲学，喜欢读原文，喜欢看课外书，走的是另一条路”。曾投入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至1927年，曾同徐特立、柳植荀等同志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帮助革命，曾到船山学社教书。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期间，同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同志结下了友谊，曾参加省农民协会为顾问，参加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讲师。还曾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在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在长沙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在武汉，受毛泽东的鼓励，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我逃到上海，湖南反动当局以此文及租谷论等为依据要捉拿我。

1930年秋，我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请杨东纯等教历史唯物论，自己教社会发展史，颇有影响，遭到学校妒忌。后来，以社会学系主任身份，接纳了一些受淞沪战争影响而逃到广州的进步青年到社会学系借读，而遭到学校当局的咒骂，诬蔑我破坏学校，并唆使人组织所谓的“护校委员会”给我写恐吓信，声称以手枪对付我，竟以此逼迫我离开学校。1932年秋，进暨南大学后，校长郑洪年被国民党反动派赶走。新校长因为我曾支持进步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反对所谓“本位文化”，而撤了我的系主任职务。这时，我就埋头写书，希望把《中国通史》写好。但《中国通史》刚刚出版，反动的系主任竟说我的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不让教，指定我改教《世界通史》及《世界史学史》。当时，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诬蔑我写的《中国通史》是拿了俄国人的卢布写的。这部书在杭州、西安等地被没收。我的处境很危险。1941年底，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张育民女士（我爱人的母亲）资助了我，到内地重庆。

1942年春，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我到复旦大学。复旦当局因为我是爱国民主人士，可以敷衍进步学生，而聘请了我。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反动的历史系主任却不让我开课。陈望道先生请我到他自己领导的新闻系教书，从英文报刊上选文章，让学生翻译，由我批改，工作得很好。有一次，陈望道与我邀请翦伯赞、丁燮林同志到系里开座谈会，谈语言学问题，学生来听的很多，影响很大。学校当局慌恐万状，大骂：“搞民主的滚出去?”我和陈望道先生都很愤慨。我认为爱国无罪，毫不妥协，我更积极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的顾问，曾同陶行知等人发表宣言，拥护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进步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帮助陶行知办夜大学。

1946年，我随学校迁回上海。与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等组织了地下团体——大学教授联谊会。同翦伯赞—起起草了反蒋宣言，由张志让修订后，在《大公报》上发表。联同签名的六十余人。虽被报馆挖去几句，开了天窗，但影响很大。同时，我经常支持进步青年的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革命活动。因此，被撤掉系主任职务，被禁止公开发表反帝爱国言论，不可与学生开座谈会等。1949年4月26日，竟被伪警备司令部逮捕。由学校当局具结保证随传随到，直到5月26日上海解放获得自由。

全国解放以后，我得到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先后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代表会议的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候补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的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二届、第五届常务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委员会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

我在教学同时坚持著书立说，60年来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著述，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从哲学到史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从美学到教育学，无不论及。主要著作有：《生活系统》一卷?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农村社会新论》一卷?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7年出版?，《中国社会史论》三卷?新生命书店1931年出版?，《中国通史》二卷?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中国政治史》一卷?中华书局1940年出版?，《中国史学之进化》一卷?生活书店1946年出版?，《世界通史》三卷?商务印书馆1949年出版?，《古史零证》一卷?上海群联书店1956年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史学与美学》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我对教育学的研究兴趣很浓。早在20年代，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讨论改造中国现代教育的论文，并著有《中国教育小史》。以后，在讲话、短文、其它著作中也时常论及教育理论。

我对我国史学很重视：曾以一人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和《世界通史》三册，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一个人写的前例。这两部书，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在撰写两部通史的同时，我仍从事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除写专著《中国政治史》之外，还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论文。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莫让教育与社会分家》?1948?，《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等等。

在逻辑学与美学领域，我也取得一些成绩。30年代，我就翻译过《黑格尔逻辑大纲》和《小逻辑》部分，撰文论述过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属于两个范畴，应该注意二者的联系，更应该注意二者的区别，因为形式逻辑偏重推理过程是否正确，不能同辩证法的要求相混淆。论文发表后，在逻辑学界引出不同意见，我再三答辩，并认为“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但后来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在重压之下，我坚信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没有被帽子压倒。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学术的繁荣，我在1957年发表论文，讨论史学与美学的关系。我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艺术是艺术家创造的。就创造而言，两者相同。不过历史之创造，其实现之理想是‘真正的’。实现了的理想即成为新的历史现实。艺术之创造，其实现之理想则不然，是‘虚拟的’。实现了的理想不是历史现实，而是艺术作品。我们拿艺术作品去感动人，使之创造历史，那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应该的，不过那已是进入历史创造的范围了。”为说明这个道理，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关于史学与美学的关系的见解，遭到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恶毒攻击，我本人也身遭迫害。但我坚持自己的见解，即使身陷“牛棚”、触及皮肉也拒绝声明放弃自己的见解。

现在我虽已年老力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东西。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很荣幸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选举继续连任。

附注：《中国政治史》一卷、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通史》?简本?一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通史》两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史学与美学》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界通史》三卷、商务印书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一卷、人民出版社，《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卷、三联出版社；以上各书，80年代都有新印本。另外已整理待出的有《哲学论文选集》、《政治论文选集》和若干种翻译选集。

（1987年12月12日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