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电梯电路图:帮忙找《公信力的扩展和维护：公共关系活动 》与《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网络版本

美国舆论监督实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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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是私营企业，经济独立，不靠政府资助；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两党存在矛盾、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媒体在这些群体中起着彼此抗衡、调节矛盾、稳定体制的作用。上述法律、经济与体制三方面因素使美国媒体赢得较大的空间，美国新闻工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活动、揭露官方丑闻。应该说，美国空间舆论监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社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在监督目的、监督主体、处理方式、平等权利、制约机制诸方面，都以少数人的民主权利为基础。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1、舆论监督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新闻界发起的反对大企业托拉斯、反对公用事业特许状被垄断、反对政府无能的斗争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恐怕是通病，美国政府为此建立了一整套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保证官员为政清廉的控制机制、法律和行政监督措施。美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商业社会里，相对独立的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之间有着十分激烈的竞争，这迫使他们利用美国政治透明度很高的特点，千方百计地调查政府高级官员的各种活动，一旦发现任何行为不轨的蛛丝马迹就会追究到底。 2、舆论监督是适应资产阶级党派利益斗争的需要。美国两党制最主要的特征，是通过轮流执政形式把众多分散的多元利益相对集中到两大党身上，两党对舆论监督的态度，都是利用它来给对手制造麻烦，打击对手。特别是反对党充当制衡、监督角色，一旦发生有不利于执政党的负面新闻信息，马上起而攻击，抓住不放，穷追猛打，并常以此来造成政治危机，企望取而代之上台执政。如"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绯闻"，都成为美国政党攻讦的好材料。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意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新闻舆论。最先掌握和适时发布政治新闻和重要信息的人，就是拥有政治主动权的人；最先掌握和揭露对手重大丑闻的人，就是握有决胜券的政治强人。政客们必会通过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以赢得选票，或通过媒体散布于对手不利的消息、传闻或谣言。 3、舆论监督是资产阶级政府调整政策和制造舆论的需要。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垄断财团的冒险求利与政府的按部就班产生冲突，也使政府的部门与部门间产生矛盾。这些权益之争常常成为报纸主编们追逐和竭力报道的热门监督选题。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历来错综复杂：一方面，媒体有职责和义务为公众监督政府、报道政府决策，并揭露决策阶层可能发生的不轨行为，以便他们在选举时做出明确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通过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政策，来为某一决策赢得民心。同时，新闻传媒的批评可以为政府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和借口，为政策的变更铺平道路。美国外国记者中心的副主任狄温在1993年曾说，所谓的"舆论监督"，不过是政客和对手对新闻的操纵。此外，媒体作为一种行为，也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和调控。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新闻工作者常常认为，政府的限制是他们所感到的最大的外部限制，是对他们行使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 4、舆论监督是打击社会丑恶、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曾经指出，"新闻不能取代体制。他们不能仅仅依靠揭露秘闻或突然爆发的实践来治理社会。只是在不断地揭露的基础上，新闻在报道中揭示一个让公众做出明智决定的境界来。"将美国高层的罪恶和腐败揭露出来被认为是美国新闻界的主要作用之一。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调查，50%-70%的美国人赞同新闻的看门狗的作用，赞同它们关注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不让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建立美国第一家报业垄断集团的斯克里普斯，长期以"人民的斗士"自诩。在他拥有的几家报纸上，他抗议过时的政府制度，抗议不公平的机遇，抗议不民主的政治行为，抗议富人和知识分子的争权夺利，抗议官员的贪污腐化，等等。但是，正如埃德温·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中所说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进步的民主制度。他在劝说男女工人通过增加生产，从而增加社会上被分配的财富来改善他们的自身状况时，自己就够得上一个资本家了。"斯克里普斯之所以受到美国政府和新闻史学家的推崇，是因为他对社会丑恶的抨击起到了"社会阀门"的作用，民众反抗不平等社会的怒气从这里"释放"，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美国的现实却让我们看到，舆论监督沦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党派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成了媒介老板们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断刺激受众吸引注意的兴奋点。舆论监督在资本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融合之下，逐渐失去它原有的战斗锋芒，舆论监督神圣的社会职责正在日益凋敝： 政治利益凌驾舆论监督 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没有实施新闻检查的权力，然而，政府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以影响，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政府实施的调控不外乎硬性调控和软性调控两大类。硬性调控是政府以司法行政权实行的调控；软性调控是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实行的非强制性调控。美国媒介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的批评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官方对小型的、非主流媒介进行骚扰但不完全压制。这种做法其实远比正式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记者的政治意识和执政党的统治利益保持了一致。CBS资深记者戈德堡在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时说：1996年，自由论坛和普罗中心公布了对139名华盛顿首席记者和国会记者调查结果：89%的记者在1992年投了克林顿的票，而非记者的选民是43%。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弹药是集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澳门大学吴玫对此进行了一项专题研究，据她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尽管绝大多数西欧媒体不属于英语世界，却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就编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有关的英文新闻有22条。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1条美联社消息和3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的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两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美国有一个很有见识的新闻项目组，主任是彼得·菲利普斯教授。这个组织每年评选并公开一批美国最重要但被禁发的新闻。以下是1998年24大禁发新闻的几例："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十万儿童丧命的罪魁；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支持着恰帕斯的敢死队；美国核武器计划破坏联合国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美国媒体对波黑报道有失公允；雇佣军服务于国际大公司。但遗憾的是，这些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消息未能出现在美国主流报刊上。这并非是偶然性的忽视，而是政府和大公司对媒体施加压力所造成的影响。 媒企联姻操纵舆论监督 在美国新闻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有些媒体为营利而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不问社会效果、丧失新闻道德原则的现象难以遏制，特别是在电视出现之后，低俗化和节目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更变本加厉。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媒体由个人或家族决策变为公司决策，其本身也是产业权势的一部分，这样，利益的考虑更加容易压倒从业者的个人操守和传统原则。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媒体的集中化趋势更是风起云涌，在几经兼并、重组之后，最终形成了几个超级媒体集团，其中4家报团控制了美国76%的报纸，占发行量的83%。190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拥有26份日报，而199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拥有3份日报，到了200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可能拥有1份日报。对许多评论家来说，这种数字的下降是意见市场失去多样性的首要表现。美国媒体一个重要变化是"把灵魂交给了市场"，媒体的集团化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垄断，媒体集中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限制了观点的多元化和受众所能接受信息的质量。在几近垄断的条件下作者的观念需与媒体集团的意见一致，否则便不会被刊载。而作者所能选择的媒体集团越来越少，于是所能产生的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少。什么样的媒体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持什么样观点的利益集团也会传播什么样的观点的信息。例如，海湾战争前夕，为实施"沙漠风暴"行动，美国新闻媒体不断报道五花八门的民意调查结果，告诉大众他们自己是支持政府的。在科索沃战争、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的公众议程设置在霸权主义论上，站在利益集团的位置上，不顾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的利益，丧失掉媒体应具有的社会作用。 双重标准挤压舆论监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是美国成为实力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其影响无处不在。可是，美国媒体对美国的国际行为比对国内事务更加缺乏客观公正。除了越战后期外，对于美国对外的霸权行径，主流媒体的态度往往是附和或推波助澜。20世纪初美国开始向外扩张时，美国媒体是"显然天命"论的鼓吹者；20年代的"恐赤病"与50年代的冷战，涉及反共主义，很少有冷静客观的报道。例如对中国的报道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乎一边倒，全是负面，尼克松访华后转变又比较明显。再以当前为例，对于以"安然事件"开头的美国公司腐败问题，美国媒体甚为关注，有许多对布什政府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于美军轰炸阿富汗平民的婚礼这样严重的事件，以及事后军方傲慢的态度，很少见到义愤和公正的批评。又如"李文和事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一马当先大肆炒作，美国公众几乎家喻户晓，而等到判定是冤案之后，却悄然无声，很少有媒体质疑这种做法违反民主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他们在西藏、台湾这些问题上，屏蔽了中国的历史真实。私人经济积聚的权力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传播工具操纵、歪曲、检查和控制的危险性正在增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在窒息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它们搞意识形态霸权服务。

参考资料：http://www.goldsight.com/new/read.asp?id=6
新闻传媒的批评可以为政府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和借口，为政策的变更铺平道路。美国外国记者中心的副主任狄温在1993年曾说，所谓的"舆论监督"，不过是政客和对手对新闻的操纵。此外，媒体作为一种行为，也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和调控。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新闻工作者常常认为，政府的限制是他们所感到的最大的外部限制，是对他们行使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

新闻传媒的批评可以为政府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和借口，为政策的变更铺平道路。美国外国记者中心的副主任狄温在1993年曾说，所谓的"舆论监督"，不过是政客和对手对新闻的操纵。此外，媒体作为一种行为，也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和调控。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新闻工作者常常认为，政府的限制是他们所感到的最大的外部限制，是对他们行使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

美国舆论监督实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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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是私营企业，经济独立，不靠政府资助；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两党存在矛盾、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媒体在这些群体中起着彼此抗衡、调节矛盾、稳定体制的作用。上述法律、经济与体制三方面因素使美国媒体赢得较大的空间，美国新闻工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活动、揭露官方丑闻。应该说，美国空间舆论监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社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在监督目的、监督主体、处理方式、平等权利、制约机制诸方面，都以少数人的民主权利为基础。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1、舆论监督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新闻界发起的反对大企业托拉斯、反对公用事业特许状被垄断、反对政府无能的斗争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恐怕是通病，美国政府为此建立了一整套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保证官员为政清廉的控制机制、法律和行政监督措施。美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商业社会里，相对独立的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之间有着十分激烈的竞争，这迫使他们利用美国政治透明度很高的特点，千方百计地调查政府高级官员的各种活动，一旦发现任何行为不轨的蛛丝马迹就会追究到底。 2、舆论监督是适应资产阶级党派利益斗争的需要。美国两党制最主要的特征，是通过轮流执政形式把众多分散的多元利益相对集中到两大党身上，两党对舆论监督的态度，都是利用它来给对手制造麻烦，打击对手。特别是反对党充当制衡、监督角色，一旦发生有不利于执政党的负面新闻信息，马上起而攻击，抓住不放，穷追猛打，并常以此来造成政治危机，企望取而代之上台执政。如"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绯闻"，都成为美国政党攻讦的好材料。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意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新闻舆论。最先掌握和适时发布政治新闻和重要信息的人，就是拥有政治主动权的人；最先掌握和揭露对手重大丑闻的人，就是握有决胜券的政治强人。政客们必会通过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以赢得选票，或通过媒体散布于对手不利的消息、传闻或谣言。 3、舆论监督是资产阶级政府调整政策和制造舆论的需要。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垄断财团的冒险求利与政府的按部就班产生冲突，也使政府的部门与部门间产生矛盾。这些权益之争常常成为报纸主编们追逐和竭力报道的热门监督选题。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历来错综复杂：一方面，媒体有职责和义务为公众监督政府、报道政府决策，并揭露决策阶层可能发生的不轨行为，以便他们在选举时做出明确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通过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政策，来为某一决策赢得民心。同时，新闻传媒的批评可以为政府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和借口，为政策的变更铺平道路。美国外国记者中心的副主任狄温在1993年曾说，所谓的"舆论监督"，不过是政客和对手对新闻的操纵。此外，媒体作为一种行为，也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和调控。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新闻工作者常常认为，政府的限制是他们所感到的最大的外部限制，是对他们行使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 4、舆论监督是打击社会丑恶、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曾经指出，"新闻不能取代体制。他们不能仅仅依靠揭露秘闻或突然爆发的实践来治理社会。只是在不断地揭露的基础上，新闻在报道中揭示一个让公众做出明智决定的境界来。"将美国高层的罪恶和腐败揭露出来被认为是美国新闻界的主要作用之一。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调查，50%-70%的美国人赞同新闻的看门狗的作用，赞同它们关注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不让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建立美国第一家报业垄断集团的斯克里普斯，长期以"人民的斗士"自诩。在他拥有的几家报纸上，他抗议过时的政府制度，抗议不公平的机遇，抗议不民主的政治行为，抗议富人和知识分子的争权夺利，抗议官员的贪污腐化，等等。但是，正如埃德温·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中所说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进步的民主制度。他在劝说男女工人通过增加生产，从而增加社会上被分配的财富来改善他们的自身状况时，自己就够得上一个资本家了。"斯克里普斯之所以受到美国政府和新闻史学家的推崇，是因为他对社会丑恶的抨击起到了"社会阀门"的作用，民众反抗不平等社会的怒气从这里"释放"，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美国的现实却让我们看到，舆论监督沦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党派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成了媒介老板们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断刺激受众吸引注意的兴奋点。舆论监督在资本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融合之下，逐渐失去它原有的战斗锋芒，舆论监督神圣的社会职责正在日益凋敝： 政治利益凌驾舆论监督 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没有实施新闻检查的权力，然而，政府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以影响，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政府实施的调控不外乎硬性调控和软性调控两大类。硬性调控是政府以司法行政权实行的调控；软性调控是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实行的非强制性调控。美国媒介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的批评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官方对小型的、非主流媒介进行骚扰但不完全压制。这种做法其实远比正式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记者的政治意识和执政党的统治利益保持了一致。CBS资深记者戈德堡在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时说：1996年，自由论坛和普罗中心公布了对139名华盛顿首席记者和国会记者调查结果：89%的记者在1992年投了克林顿的票，而非记者的选民是43%。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弹药是集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澳门大学吴玫对此进行了一项专题研究，据她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尽管绝大多数西欧媒体不属于英语世界，却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就编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有关的英文新闻有22条。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1条美联社消息和3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的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两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美国有一个很有见识的新闻项目组，主任是彼得·菲利普斯教授。这个组织每年评选并公开一批美国最重要但被禁发的新闻。以下是1998年24大禁发新闻的几例："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十万儿童丧命的罪魁；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支持着恰帕斯的敢死队；美国核武器计划破坏联合国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美国媒体对波黑报道有失公允；雇佣军服务于国际大公司。但遗憾的是，这些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消息未能出现在美国主流报刊上。这并非是偶然性的忽视，而是政府和大公司对媒体施加压力所造成的影响。 媒企联姻操纵舆论监督 在美国新闻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有些媒体为营利而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不问社会效果、丧失新闻道德原则的现象难以遏制，特别是在电视出现之后，低俗化和节目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更变本加厉。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媒体由个人或家族决策变为公司决策，其本身也是产业权势的一部分，这样，利益的考虑更加容易压倒从业者的个人操守和传统原则。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媒体的集中化趋势更是风起云涌，在几经兼并、重组之后，最终形成了几个超级媒体集团，其中4家报团控制了美国76%的报纸，占发行量的83%。190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拥有26份日报，而199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拥有3份日报，到了2000年，每百万城市居民可能拥有1份日报。对许多评论家来说，这种数字的下降是意见市场失去多样性的首要表现。美国媒体一个重要变化是"把灵魂交给了市场"，媒体的集团化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垄断，媒体集中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限制了观点的多元化和受众所能接受信息的质量。在几近垄断的条件下作者的观念需与媒体集团的意见一致，否则便不会被刊载。而作者所能选择的媒体集团越来越少，于是所能产生的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少。什么样的媒体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持什么样观点的利益集团也会传播什么样的观点的信息。例如，海湾战争前夕，为实施"沙漠风暴"行动，美国新闻媒体不断报道五花八门的民意调查结果，告诉大众他们自己是支持政府的。在科索沃战争、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的公众议程设置在霸权主义论上，站在利益集团的位置上，不顾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的利益，丧失掉媒体应具有的社会作用。 双重标准挤压舆论监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是美国成为实力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其影响无处不在。可是，美国媒体对美国的国际行为比对国内事务更加缺乏客观公正。除了越战后期外，对于美国对外的霸权行径，主流媒体的态度往往是附和或推波助澜。20世纪初美国开始向外扩张时，美国媒体是"显然天命"论的鼓吹者；20年代的"恐赤病"与50年代的冷战，涉及反共主义，很少有冷静客观的报道。例如对中国的报道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乎一边倒，全是负面，尼克松访华后转变又比较明显。再以当前为例，对于以"安然事件"开头的美国公司腐败问题，美国媒体甚为关注，有许多对布什政府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于美军轰炸阿富汗平民的婚礼这样严重的事件，以及事后军方傲慢的态度，很少见到义愤和公正的批评。又如"李文和事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一马当先大肆炒作，美国公众几乎家喻户晓，而等到判定是冤案之后，却悄然无声，很少有媒体质疑这种做法违反民主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他们在西藏、台湾这些问题上，屏蔽了中国的历史真实。私人经济积聚的权力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传播工具操纵、歪曲、检查和控制的危险性正在增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在窒息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它们搞意识形态霸权服务。

我是小孩，还不懂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会问问我认识的人，看看他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