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岛五月的露水:元朝衰亡的原因

元朝因为保留着原始的民族传统，不能与汉族很好的融合到一起，这是其一。清末的那段历史不能作为例证，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清并不仅仅代表反对满族统治，而是反对封建制度。所以末年土崩瓦解。
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都生活在东亚这片土地上，都属于中华民族。这样，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明显失误，造成了汉族的极大反感，这是第二点，我赞同你。抗元的文天祥被广为流传，而抗清的袁崇焕却默默无闻，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元朝没有处理好继承制度。清朝中前期虽然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皇位过渡很平稳，并且后来有了秘密立储制。而元朝至始至终都被皇位问题所困扰，好不容易出现的明君明英宗还被“南坡之变”赶下来，所以……
第四，元朝没有合理的选拔人才制度，色目人、汉人、蒙古人轮流做官，好似走马灯，贪污盛行。而人才无法尽其所长，以至于元朝的人才没有清朝那么多，而且像耶律楚材之类的人才也得不到重用。所以……
第五，元朝实行封建制度时期必然灭亡，无法逃脱封建王朝兴衰律的支配，百姓被压得太苦，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第六，元朝缺乏明君，除了成吉思汗、忽必烈、元英宗、元仁宗之外，明君少之又少。
综上，元朝衰落了。：

　　首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发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发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发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0％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发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辅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舍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发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发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元朝衰亡的原因

　　元朝的衰败与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它一方面亡于统治阶级频繁的内讧和极端的腐朽，另一方面也亡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具体说来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皇室的内争和大臣的擅权。在成吉思汗时代，诸王与大汗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就已开始。元太宗死后，术赤之子拔都，不董事会凶定宗贵由即位，逐渐形成自成一方的势力，成为后来趄廷与北方诸王斗争的先声。元统治中心南迁汉地后，一些分封在北方草原的诸王一再发动叛乱。再加之朝廷权臣对皇位的操纵，使皇帝更换相当频繁。公元1308年至公元1333年的二十余年间，换了八年皇帝，其中仅从1328年至1333年，其间不过五年竟换了五个皇帝。每换一个皇帝，都要爆发一场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结果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政权的动摇，同时也带给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民的灾难。其中以海都、昔里吉与东道诸王之乱最为严重。

　　由于皇室内部剧烈的内讧和一部分皇帝或幼小或无能，政权之柄往往落入一两位权臣之手。如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因扶持文宗有功，破例封为太平王并授予“独为丞相”，总裁中书省政务。所有王公大臣、公主、附马都不得直接上奏皇帝而必须通过他转奏。独揽朝政，肆无忌惮。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说：“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再如元顺帝时的伯颜，权倾一时，一身兼有三十八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创下中国历史之最。他出城时的护卫，塞满大街小巷，而皇帝反倒没有几个侍兵。当时是“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二、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和堕落。从元朝的第三个皇帝武宗开始，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混蛋。他们只知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理财。武宗随意将官职作礼物赠人，公元1307年，他不经总理政务中的中书省而直接授予八百八十个官职。

　　到了顺帝时，腐败愈益严重。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飞扬跋扈、官吏的狂贪、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当时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占有女子难以数计。其中娶宗皇之女达四十人，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至极以致体亏溺血而死。

　　只知荒淫腐朽，不会治理国家的皇帝们，花起钱来却惊人得很。他们最大的二项开支是赏赐和做佛事。元代皇帝们个个奉佛祈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腐败，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腐败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三、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采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邓小平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

　　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

　　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其次表现在人民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上。元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挥霍和夺位战争的耗费，政府经济一直入不敷出。于是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与压榨。但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包括商税）竟比元初增加了五十倍。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深受其苦，就是名义上享有特权的塞北蒙古族人也普遍陷入了贫困。和林附近的贫民，甚至卖儿卖女给色目人、汉人当奴婢。元政府还滥发纸币，用“至正宝钞”取代原来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结果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和疯狂的贪污、搜括，残酷的压榨并行而至的是严重的天灾。公元1333年京城大雨，饥民达四十八万人。公元1337年左右，光江浙二次受灾，饥民就达百余万公元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以至饥民遍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之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有铤而走险，举行起义。

　　公元1351年，元政府调集十五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朝官兵的严密监视，又经常被官吏克扣工钱粮食，民夫怨恨情绪十分强烈。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利用这一时机，预先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果然，石人被挖出，民夫群情激奋，起义随即爆发。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朱元璋、郭子兴的红巾军等。不到十六年的农民起义战争，腐朽的元朝政府就被推翻了。

　　感言

　　之一：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本是辽国皇族，辽灭入元。是元朝最早期最有见识的一位大臣。当时蒙古军队南侵时，对汉人实行屠城政策，正是他向窝阔台上谏，使汉人成千上万免遭丧命之虞。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氏摄政，奥都刺合蛮把持朝政，朝臣纷纷依附于他。可耶律楚材不加苟合。奥都刺合蛮怕先朝重臣耶律楚材阻碍自己专权，派人假手送给他五万两白银，以此来收买他。但耶坚决不受。奥便假手下诏说：“凡奥都刺合蛮奏准的事，谁不奉旨，就砍断谁的手。”耶凛然表示：事情与国家有利，自然遵行；若不合理，我死且不避，何况断手呼！

　　——曾读古书，有“千金不移楚材志”之句，不知语出何典。现在读了《元史·耶律楚材传》，方知楚材者，耶律楚材是也。耶的大义拒千金，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笔者在此把“千金不移楚材志”作上联，胡诌下联，拼成一对：“后为官宦当细想！”

　　公元1244年，耶律楚材死后，有人诬谄他说：“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结果把他的家一抄后，仅得阮琴10余张，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并无其他财物。事实证明耶律楚材清正廉明，使时人无不惊讶和钦佩。

　　——是浊是清、是贪是廉，一抄就知道了。耶律楚材是一位真正的清官廉官，生不怕权臣，死不怕抄家！我们现在的一些自擂为清官、廉官者。可否怕查？可否怕抄？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顺帝针对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等现象，派遣中央官员充当“奉使宣抚”，对地方进行全面大检查。诏旨一下，奉使宣抚奔赵四方，各地人们“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迅速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考核地方官吏和整顿社会秩序的运动。

　　哪知这些“奉使宣抚”多次龌龊不法之徒，他们到各地检查，并不是为了匡救时弊，而是想借机大捞一把。他们有的专门带着记帐收银的随从，争多论少与作买卖一样；有的随便封官许愿，包庇贪官污吏，从中大发横财；有的大吃大喝，过酒色瘾。而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老百姓用顺口溜来表达他们的失望和愤慨：“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从表面看，元朝顺帝的整顿失败是所用非人。这些“奉使宣抚”皆龌龊不法之徒。他们捧着圣旨从京城奔赵和地，犹如群群饿鬼扑向了面包。但从深层意义上看，是顺帝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贪污腐败，首先是从上面开始的，是从上面烂到下面去的。没有皇帝的腐败，就没有朝臣的腐败，没有朝臣的腐败，也就没有地方官的腐败。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整顿首先要从上面开始，从中央开始。中央整顿好了，包括奉使他们整顿好了，这些奉使们派下去才能够身正影正，才能够清正廉明，才能够雷厉风行，痛肃腐败。

　　可顺帝不是这样，他的肃腐是从地方开始，并且是派一群贪墨之徒去整肃另一群贪墨之徒，这样焉有不败的道理！？

　　之三：几则民谣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了解地方社情，调查重点事件、考察地方官业绩和惩处地方贪官墨吏等，都要委派人员去访问、巡视、调查和处理。虽然各朝各代所委派人员的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由元顺帝委派“奉使宣抚”到各地的胡作非为、从而引发民众的抱怨，笔者不禁想起当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民谣：

　　其一：检查团未到/惊天动地/检查团来时/铺天盖地/检查团来后/花天酒地/检查团走后/搜括一地/如此检查团/威信扫地。

　　其二：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跟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其三：领导下乡搞调查/ 忽忽悠悠派头大/山山水水尽游赏/“搬砖”通宵把班加/海味山珍饱口福/ “三步”“四步”任潇洒/若问调查怎么样/隔着车窗去观花/转瞬不觉日子到/马上回城要出发/基层同志真热情/临行还要塞点啥/山里长的土特产/沟沟生的鱼和虾/来时早把家什带/满载而归全白拿/问君工作咋汇报/车到山前自有法/只因情况太复杂/还须经常去调查。

　　之四：小议“东窗事发多偶然

　　元武宗朝，茶陵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大案。这个案子牵连800多人，受贿金额达11.5万余缗。而这件案子的起因却是由一件小小的民事纠纷引起。茶陵财主覃乙死后无子，其小妾招婿进门后，却又诬告入赘的女婿拜尸成婚及隐藏玉杯、夜明珠等珍宝。有关官吏在处理此案中广收贿赂，使之数年不决，以至事态逐渐扩大。后由执法神明的王都中才将此案告破。没收赃款11.5万缗、惩处脏官800余人。

　　由一件偶发的小事引发一桩大案的告破这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东窗事发多偶然。可以说没有重庆綦江县彩虹桥的突然断裂，也就不会有綦江县一窝耗子的爆光与绳之以法。“奔驰”、“宝马”开路，疯狂诈骗三亿元的河南“1.31”特大金融诈骗案，如果没有商丘农行营业部张某对一张定期存单的细心观察、真伪核查，也许这个团伙还在狂骗。

　　从某个角度来说，贪贿诈骗等案的偶然事发，从一个侧面助长了今天的贪风如炽，腐化成灾。为什么呢？因为偶而事发，是很多很多案件中一件或几件的事发，这是一个很少很少的概率。贪官们在想，只要把手脚再做得干净点，也许连偶然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放心地去贪、放心地骗。

　　这里给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怎么样把“东窗事发多偶然”变成“东窗事发乃必然”。要完成这一谭题，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既要加强党内监督机制，更要加强党外监督机制；既要加强舆论监督机制，也要加强群众监督机制；既要加强业绩、政绩考察考核，更要加强财务离任审计监督等等。其二加大和加强反腐力度，变被动出击为主动出击。不要见了缝才去插针，还应该挖眼寻蛇打。不要等偶然的事件出现，还是要用各种努力使之必然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使未贪者不敢贪、已贪者早暴露。从而达到反贪反腐、整肃社会的目的。

　　参考资料；http://cache.baidu.com/c?word=%D4%AA%B3%AF%3B%CB%A5%CD%F6%3B%B5%C4%3B%D4%AD%D2%F2&url=http%3A//www%2Eqyyc%2Ecn/ArticleShow%2Easp%3FArticleID%3D605&b=0&a=86&user=baidu

不学中原文化………

简单的说就是元朝的皇帝不懂得“在马背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

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划分的等级制度，严重损伤了人民的自尊，汉族人最多却被划为最低等
统治者不懂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元朝衰亡的原因

元朝的衰败与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它一方面亡于统治阶级频繁的内讧和极端的腐朽，另一方面也亡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具体说来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皇室的内争和大臣的擅权。在成吉思汗时代，诸王与大汗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就已开始。元太宗死后，术赤之子拔都，不董事会凶定宗贵由即位，逐渐形成自成一方的势力，成为后来趄廷与北方诸王斗争的先声。元统治中心南迁汉地后，一些分封在北方草原的诸王一再发动叛乱。再加之朝廷权臣对皇位的操纵，使皇帝更换相当频繁。公元1308年至公元1333年的二十余年间，换了八年皇帝，其中仅从1328年至1333年，其间不过五年竟换了五个皇帝。每换一个皇帝，都要爆发一场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结果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政权的动摇，同时也带给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民的灾难。其中以海都、昔里吉与东道诸王之乱最为严重。

由于皇室内部剧烈的内讧和一部分皇帝或幼小或无能，政权之柄往往落入一两位权臣之手。如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因扶持文宗有功，破例封为太平王并授予“独为丞相”，总裁中书省政务。所有王公大臣、公主、附马都不得直接上奏皇帝而必须通过他转奏。独揽朝政，肆无忌惮。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说：“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再如元顺帝时的伯颜，权倾一时，一身兼有三十八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创下中国历史之最。他出城时的护卫，塞满大街小巷，而皇帝反倒没有几个侍兵。当时是“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二、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和堕落。从元朝的第三个皇帝武宗开始，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混蛋。他们只知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理财。武宗随意将官职作礼物赠人，公元1307年，他不经总理政务中的中书省而直接授予八百八十个官职。

到了顺帝时，腐败愈益严重。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飞扬跋扈、官吏的狂贪、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当时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占有女子难以数计。其中娶宗皇之女达四十人，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至极以致体亏溺血而死。

只知荒淫腐朽，不会治理国家的皇帝们，花起钱来却惊人得很。他们最大的二项开支是赏赐和做佛事。元代皇帝们个个奉佛祈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腐败，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腐败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三、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采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邓小平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

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

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其次表现在人民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上。元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挥霍和夺位战争的耗费，政府经济一直入不敷出。于是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与压榨。但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包括商税）竟比元初增加了五十倍。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深受其苦，就是名义上享有特权的塞北蒙古族人也普遍陷入了贫困。和林附近的贫民，甚至卖儿卖女给色目人、汉人当奴婢。元政府还滥发纸币，用“至正宝钞”取代原来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结果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和疯狂的贪污、搜括，残酷的压榨并行而至的是严重的天灾。公元1333年京城大雨，饥民达四十八万人。公元1337年左右，光江浙二次受灾，饥民就达百余万公元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以至饥民遍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之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有铤而走险，举行起义。

公元1351年，元政府调集十五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朝官兵的严密监视，又经常被官吏克扣工钱粮食，民夫怨恨情绪十分强烈。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利用这一时机，预先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果然，石人被挖出，民夫群情激奋，起义随即爆发。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朱元璋、郭子兴的红巾军等。不到十六年的农民起义战争，腐朽的元朝政府就被推翻了。

元朝衰亡之因，最具关键性之因素乃元朝对汉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元朝乃蒙古人入主中原而所立，故在统治上为保优势，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什至社会文化上，都带著对种族歧视，对汉人不公，终诱发由汉人方国珍、韩世童等领导的民变，覆亡元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