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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风的起源
《物原》说：“禹作屏。”此说虽早，但无据可证。《三礼图》说，“屏风之名出于汉世，故班固之书多言其物。”此说虽有根据，但还有比其更早的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的记载，可知屏风之名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而屏风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名称，而称其为“邸”或“ ”。《周礼•冢宰•掌次》：“设皇邸。”邸，即是指屏风。皇邸，就是以彩绘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屏风也可称为“ ”或“ 座”，是专指御座后所设的屏风。《尚书•顾命》：“狄设黼 缀衣。”《礼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郑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示威也。”《汉书•严助传》：“负黼依。”《师古注》：“白与黑画为斧纹谓之黼也，依读曰 ， 之形如屏风而曲之，画以黼纹，张于户牖之间。”《三礼图》卷八，司几筵曰：“几大朝观、大乡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黼依与斧 同）。”其制，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近刃处为白色，近巩处为黑色。名为金斧，取金斧断割之义。旧图云，纵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实际上，它不仅有屏蔽挡风的作用，也是一种很讲究的陈设品。到战国时期，屏风的制作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坐屏，虽属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艺和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屏座由数条蟠螭屈曲盘绕，做工圆滑自然，加上彩漆的装点，蟠螭栩栩如生。
二、汉代的屏风
汉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设有屏风。据《西京杂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
汉代屏风在种类和形式上较前代有所增改，除独扇屏外，还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称连屏，或叠扇屏。此时，屏风常与床榻结合使用。如山东诸城汉画像石的屏风，中间放置与之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两面用和三面用的，也有多扇而两面用的。两面用是在床榻后面立一扇，再把一扇折成直角，挡住床榻的一头。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后面立一扇，左右各有一扇围住两头，也有多扇两面，即后面由两扇或三扇围护，一扇折成直角，另一扇立在床榻一侧。还有在屏风上安兵器架的。如山东安邱画像石上的屏风，后面右侧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还有一扇的，放在身后，长短与床榻相等。如甘肃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屏风，屏身不高，属小型屏风。
近年出土的实物中，以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漆屏风最为典型，屏身黑面朱背，正面用油漆彩绘云龙纹图案，绿身朱鳞，体态生动自然。背面朱色地上，满绘浅绿色棱形几何纹，中心系一谷纹玉璧，围板四周，围以较宽的棱形彩边。在下面的边框下安着两个带槽口的木托，起保证屏身直立的作用。洛阳涧西汉墓出土的陶屏风，也属于这一类。
屏风，一般多用于室内，偶尔也在室外使用，但不多见。有一种较大的屏风，专为挡门起遮蔽作用，位置相对固定，名曰“树”。也有把屏风称为“塞门”或“萧墙”的。《尔雅•释宫》：“屏，谓之树。”《礼记•杂记》下：“树，屏也，立屏当所行之路，以蔽内外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郑玄注：“屏谓之树，今罘 也。”可知当时的屏风还有罘之名。
罘之名，由来已久，到王莽时才渐渐不闻。当时人们多把罘 解释为“复思”。王莽篡政后，改国号“新”，下令拆去汉陵罘，其意在于使人们不复思汉也。
室内所用屏风，大多用木制成，而室外的屏风，用木制的就不多了。为了经得住风雨侵蚀，常用土石砌成。作用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影壁和照墙相同。晋崔豹《古今注》载：“罘 ，屏之遗像也，熟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意思是让人们行至屏外时，稍事停留，复有所思。这里有屏风遮蔽，一旦绕过屏风，便须见礼应对，无暇思索。因此，当门设屏，第一可以挡风避光，第二增加了室内的陈设，第三为来客划出一个特殊地段，给人们一个思考准备的场所。
汉代时，屏风多以木板上漆，加以彩绘。纸张发明之后，则多用纸糊，上面画各种仙人异兽等图像。《后汉书•宋弘传》曰；“弘当燕见，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撤之。’”这种屏一般多扇组成，每扇之间用钮连接，可以折叠，比较轻便，用则设，不用则收起来。人称曲屏。四扇称四曲，六扇称六曲。还有多扇拼合的通景屏风。
屏风还有镂雕透孔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一件木制镂雕彩漆座屏。这类屏风多用木制，中间镂雕出立体感很强的图案，是一种纯装饰性的屏风。汉代，这种屏风还很盛行。《三辅决录》载：“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
三、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屏风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立一扇。在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南北朝时，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方面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宁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画，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屏风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人大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
五、明清两代屏风
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次之。到了明代，屏风不仅为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明代屏风可分为座屏风和曲屏风两种。座屏风又分多扇组合和独扇插屏。多扇座屏风由多扇组合而成，或三扇，或五扇，最多九扇，都用单数。每扇用活榫连接，可以随时拆卸。屏风下有长榫销，插在座面的孔中。底座多为“八”字形，正中一扇较高，并且稍宽一些，两边扇稍向里收，这样屏风就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