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皮小石子养兰配比:什么是美学？？？

鲍姆嘉通不仅仅是美学学科的创名人，而且也在美学史上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美学问题。鲍姆嘉通提出建立美学学科并不是出于盲目创新的激情，而是他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全人类全部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具有理性派美学的认识论意义。鲍姆嘉通的美学思想对当代实践美学的建构也有一定的启示。
亚历山大·哥特利市·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 ,1714 — 1762），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美学家。历来在美学史上形成共识的看法是他第一个采用“Aesthetica”的术语，提出并建立了美学这一特殊的哲学学科，被誉为“美学之父”。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是博士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1735）和未完成的巨著《美学》（1750-1758），此外，在《形而上学》（1739）、《‘真理之友’的哲学书信》（1741）和《哲学百科全书纲要》（1769）中，也谈到了美学问题。他的思想对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家发生过重大影响。

一、将美学定位为“感性认识的科学”

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文学界苏黎世派和莱比锡派的大辩论中，鲍姆嘉通是站在苏黎世派一边的。同时作为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信徒，鲍姆嘉通已经不满意理性主义哲学对感性认识的贬低和轻视。追本溯源，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承继自笛卡儿，不过是发展了笛卡儿唯心主义的方面。而洛克则发展了笛卡儿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洛克否定一切先天的观念，莱布尼兹写了一部《关于知解力的新论文》从理性主义观点对洛克进行批评。他认为审美趣味或鉴赏力就是由所谓“混乱的认识”或“微小的感觉”组成的，因其“混乱”，我们对它就“不能充分说明道理”。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兹已经把审美限于感性的活动，和理性活动对立起来。从他关于音乐的一句话来看——“音乐，就它的基础来看，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看，是直觉的。[1]”他已经把审美活动看成一种直觉活动了。而沃尔夫又是莱布尼兹的忠实信徒，其主要成就在于对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就美学思想来说，他的有关美的定义是把客观事物的完善和它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快感效果作为美的两个基本条件。在沃尔夫的哲学体系中，理性认识被看成是高级的，感性认识被看成是低级的。哲学往往被归结为研究高级的理性认识的逻辑学，感性认识被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到了鲍姆嘉通，他已经不满意理性主义哲学对感性认识的贬低和轻视。他认为以往的以往的人类知识体系有个重大的缺陷：即缺乏对于感性认识，主要是审美意识和艺术问题的严肃的哲学沉思。理性认识有逻辑学在研究，意志有伦理学在研究，感性认识还没有一门专门的学科去研究。因此，他提出应当有一门新学科来专门研究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和理性认识一样，也能够通向真理，提供知识。鲍姆嘉通在173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中就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至1750年他特地从希腊文中找出了“埃斯特惕卡”来命名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至此，美学作为一门西方近代人文科学诞生。当然，鲍姆嘉通的意义不仅在于命名和提出建议，而且为美学学科的建立付出毕生精力[2]。1742年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美学”这门新课，在1750年和1758年正式出版《美学》第一卷和第二卷。在《美学》中他实现了学位论文中的建议，驳斥了十种反对设立美学的意见，初步规定了这门科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确定了它在哲学科学中的地位，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750年常被看作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年代，鲍姆嘉通也由此获得了“美学之父”的称号。

在一般的美学史著作中，往往只把鲍姆嘉通看成美学学科的创名人，似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值得注意的美学问题。应该说，这种看法本身是不符合实际的，降低了鲍姆嘉通在美学史上的历史成就。鲍姆嘉通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学学科有名无实的境况，他提出建立美学学科并不是出于盲目创新的激情，而是他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全人类全部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同时这也是在此之前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成果。

二、未完成的美学巨著《美学》中的主要美学思想

鲍姆嘉通的《美学》原文是以拉丁文写成的，分为“理论美学”和“实践美学”两大部分，中译本只选其“理论美学”的重要章节，但是基本概括了他的主要美学主张[3]。

首先，鲍姆嘉通在《美学》第一章里这样界定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正确，指教导怎样以正确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高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高级认识论的逻辑学的任务；美，指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论的美学的任务。美学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这一界定正是针对当时理性至上、排斥感性的情况提出的。作为感性认识的美学，目的是达到感性认识的完善。而完善这一概念，是鲍姆嘉通从沃尔夫那里继承而来，但是在沃尔夫那里，完善只涉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无关。而在鲍姆嘉通这里，完善既有理性认识的内容，又有感性认识的内容。要达到感性认识的完善，须有三个条件：思想内容的和谐、次序和安排的一致和表达的完美[4]。因此，他不像莱布尼兹、沃尔夫那样只在客体上寻找完善，而是要到人的主观认识中寻找美的根源。这种强调认识主体作用的倾向，成为鲍姆嘉通美学中的一种新的重要因素，预示了近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

其次，鲍姆嘉通认为，“认识的美”是“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人所取得的成果”，所以主体先天的审美能力（也即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天赋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主要包括：“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洞察一切的审视力”、“良好的记忆力”、“创作的天赋”、鉴赏力、预见力、表达力和“天赋的审美气质”[5]等。这些先天的审美能力正是判断对象美丑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美力并不完全是感性认识的范围，有些已经涉及到理性内容。由此可见，鲍姆嘉通并未一味提高感性，而贬低理性，而是试图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同时，鲍姆嘉通认为：先天的审美能力如不经常训练也会衰竭、消失的。由此，他提出要以“正规的艺术理论”为指导，以伟大的作家作为楷模进行正确的审美训练的理论。
再次，在讨论了“审美的丰富性”和“审美的伟大”后，鲍姆嘉通提出了美的思维的第三个特征：审美的真实性。在当时，感性认识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混乱的认识而存在的，很多人把它当作错误的根源加以排斥。而鲍姆嘉通则认为审美经验中同样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性，即“审美的真”。这种真实，不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思维所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感觉形成的。“美学家不直接追求需要用理智才能把握的真[6]。”而是在对具体的感性形象的体验中领悟这种普遍性。从主观感性出发，鲍姆嘉通把真（美）或假（丑）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与否联系起来，认为“并非所有的假在审美领域内也是假的”。假（丑）的事物如果符合“感性认识的真完善”，就是真（美）的，而真（美）的事物如果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假（丑）的。真或假在这里似乎与事物本身的性质无关，而只关系到感性认知的方式。甚至，有些假例如文艺作品中的虚构，在审美领域里可能比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更真、更美。审美的真不是流于表面的东西，人们不能一眼就看出它的内涵。它不是那种用条理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和用理性去掌握的一般的原理与规则，而是由“理性类似物”即感性感知的一种不太明确的东西。

再次，鲍姆嘉通认为科学和艺术都追求真，但两者追求真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科学的求真要求用完善的理性，通过个别事物具体的、生动的、表象的舍弃，抽象出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一般概念；而审美的求真则正好和前者相反，它是运用“低级的感性认识”，尽量把握事物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少让质料的完善蒙受损失，并在为了达到有趣味的表现而加以琢磨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地磨掉真所具有的质料的完善[7]”。审美的求真不同于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逻辑方面的努力，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严格地考证，还同人们的理性预见有关。

气韵生动，是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力。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客体的风度韵致描绘再现得如何，而后渐渐涵容进更多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式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中国艺术,受道,儒"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人和自然不分,这种思维表现在绘画上,便是其作品
不只外相的抄袭,而是作者思想的实现."传神写照"是顾恺之就绘画而言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强调要
突破外在皮相的有限形象达到传神,这种理论正是"得意忘形说"的张扬.诗歌,绘画,音乐,书法是中国
艺术的灵魂,而在这些灵魂中最为璀璨夺目,贯穿一致的则是传神写照这一美学命题.传神写照所要表
达的美学思想及其内涵极其深邃.它所涵盖的决不仅仅是人物绘画的美学原则,它作为中国传统文艺
的一个阐述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灵魂特征.

美学是关于研究现实的美、美感和美的创造的有关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我国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美”字，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对美已开始有一定的认识。在西方，从古代希腊、罗马开始，以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就留传下一些关于美学思想的专著和残篇。
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美学》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出现。
因此美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虽然很早，但是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代的事。

所谓美学的真谛，我想说的是美学精神的核心乃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理想。美学不是颐指气使的专断知识，也不是专家权威的自语独白，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到《论语》的语录对话体，这些洋溢着美学精神的文本都是对话性的。诚然，对话并不只是体现在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它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观念。你的阅读，以及你的有形或无形的反馈，都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自然平淡的美学

中国艺术的确有许多西方艺术所没有的独特品格，这些品格为发展出中国美学体系和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比较美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艺术重表现，西方艺术重再现。这种说法虽有简化之嫌，却也道出了中国艺术的某些特点。
如果我们把“错彩镂金”与“初出芙蓉”这两种美感，与西方美学和艺术相比较，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果：两相比较，“错彩镂金”之美也许在西方艺术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现象（当然有差异），比如罗马时期的艺术，或是罗可可风格的艺术等，但“初出芙蓉”之美显然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更进一步，中国艺术重传神和意韵，亦与中国美学的“初出芙蓉”之美的观念有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二重奏。但是，就儒道思想的实际影响来说，后者更加切近中国美学精神和艺术。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写道：“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道家的」这些神秘的说法中，却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都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像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从上述论断来看，“错彩镂金”和“初出芙蓉”两种美感，似与儒道两家思想有某种复杂的关联。比如荀子“性无伪则不能自美”，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与“错彩镂金”之美的功能相近；而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强调的是自然，即艺术独立，似与“初发芙蓉”之美相近。虽然我们不能作简单比附对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道家美学的确与“初出芙蓉”之美有密切关系。
从总体上说，“初发芙蓉”之美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自然平淡．宗白华把“玉”看作是这一美学观的体现。他认为，中国人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之美也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一切艺术的美，乃至人格的美，都趋向于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
假如我们回到道家思想的根源上来看，这种自然平淡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平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思想资源显然来自道家学说。老子提出了“味”的概念，“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叶朗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
“无味”也是一种“味”，而且是最高的味。王弼注：“以恬淡为味。”老子自己也用过“恬淡”这个词，所谓“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认为，如果对“道”加以表述，所给予人的是一种恬淡的趣味。后来晋代陶潜、唐代王维在创作中，唐末司空图在理论中，以及宋代梅尧臣、苏武等人在创作中，都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这种思想，从而在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平淡”。这种美学史和艺术史上影响很大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最早就是渊源于老子的美学。平淡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一个极高的境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都有所论述。李白有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则强调“直取性情真”。梅尧臣日：“作诗无古今，谁造平淡难。”苏武直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难。”
说到平淡，很自然地又回到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的佳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上来了。后人对这两句诗的评价，大都给予了“自然”、“平淡”的评价。在中国美学中，“自然”、“平淡”决非平庸和平常，而是一种极高的难以企及的境界。皎然说：“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至如……《登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至日月也，安可攀援哉！”遍照金刚评述道：“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此之例，即是也。”我想，这也就是中国艺术独特的美学特征所在！
至此，你大约已经把握到中国美学的大致风貌了。现在，你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联想和引发出更多的“芙蓉出水”之美的生动例证，更加深切地体验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独特韵味。

我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