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女孩子的吴侬软语:何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第15章 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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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18世纪末从事写作的时候，康德是会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阐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哥白尼引发了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而且，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相当普遍地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概指科学、审美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进变革。那时，“革命”还很渺茫。因此，考虑到康德在哲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他关于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18世纪的这些概念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学中的创新归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兴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话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权威著作《世界图像的机械化》（1961，299）中断言，“自康德以来，‘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一直是对某种见解或看法的根本改变的一个确定的表达，而且在科学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分界的实际日期”。大量论述康德思想和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一场哥白尼革命相比较。几年前，开放大学（这是英国电视台在群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项大胆尝试。它给予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到某所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相当于学士的学位）节目“第二水平线”开设了“革命的时代”这一课程。其中两个主要的单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思辨哲学”，另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道德哲学”。在第一个单元中，作者（维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学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从未明确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创造。在第二个单元（汉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说，“康德本人并未明确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努力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正如他并没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人们也经常这样说），这个比较既适用于前者，同样也适用于后者。”
　　既不熟悉有关康德的文献，也不通晓哲学史的读者不可能知道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确信是如何近于普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家中间）。下面是我们随便选择的几个例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谈到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革命与哥白尼发动的革命相比较。（佩顿1936，1：7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康德声称引发了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发动的革命那样的哲学中的革命时他的含义了。（布罗德1978，12）

　　康德将这种设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较。（林赛1934，50）
　　他坚持认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损害经验世界的经验现实，就像日心说也不改变或否认经验世界的现象一样。（科普尔斯顿1960，6：242）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与哥白尼相比，并且说他已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5，707）
　　康德说他自己已经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8，9）
　　康德进行比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在两个假说中发现了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很久以前无人表示异议的基本假设的彻底修正。在一种情况下，假想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另一种情况是观察者的被动性。（韦尔顿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标志着他自己认为是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外，在其中没有什么哥白尼的东西……因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场革命来说，严格地讲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亚历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一个思想为“哥白尼革命”。（波普尔1962，180）
　　康德相信，他对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学中一场事实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哥白尼革命’，从而对问题作了简洁的陈述。（卢卡奇1923，11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将称他的哥白尼革命的东西……（谢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学说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个伟大的、个人的哲学成就。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曾几次提到。（奥伊泽尔曼1972，121）
　　关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兹1971，22－23）
　　康德对自己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而高兴……——这场革命可以与哥白尼在宇宙论和数学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动，他的“哥白尼革命”。（维尔莱明1955，358）
　　我们所作的这一系列引证使人们对哲学家的中间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更确信无疑了：（a）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认为他自己在哲学中的根本创新，是那场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像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随便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架，就可以发现至少几十个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并且发表在由我们第一流的学术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百科详编》（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谓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部分，被形容为“详解”；1973，10：392）的权威说法是：

　　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地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

　　许多论述康德或哲学的著作都包含有关于“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1962，180）的章节。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讲座期间，在谈到“寻求确定性”时大胆地断言：“康德声称从有知识的主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演变[原文如此，应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后相当不谦虚地把他本人对哲学的贡献评价为与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样重要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又在他的《猜想与反驳》重新发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在此引证了康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获得它的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对此，波普尔评论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思想”（p．180）。一本专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

哥白尼革命
转自： 2004年4月12日14:48

每当史学家们著书立说论述科学中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时，首先跃入他们心头的便是宇宙中心问题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一改那种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静止不动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变革，亦即众所周知的哥白尼革命，常常被描述为我们参考系的一次全面的变更，它在许多层次都引起了反响。宇宙学上的这一转变被看作是富有革命性的转变；所以，哥白尼就是一位“反叛的宇宙设计师”，他导致了一场“宇宙概念结构中的革命”（爱德华·罗森1971，pref．）。托马斯·库恩（1957）看来，作为一场“思想中的革命、一场人类宇宙观及人类自身与宇宙的关系的观念等的转变”，哥白尼革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尽管用的是“单数”名词）。据说，这一“西方思想发展中划时代的转折点”需要从不同意义的层次上来考虑，这是因为，首先，它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其次，它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它最后以“一个半世纪以后”“牛顿的宇宙概念”这一“出乎意料的副产品”的产生而告结束）；再次，它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pp．Vii，1，2）。所以，按照库恩的观点，人们所说的哥白尼革命并非仅仅是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它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中的一场革命。然而其他人〔例如，克龙比（1969，2：176—177）〕却仅仅认为，“哥白尼革命只不过把天体看上去的周日运动归因于地球围绕其轴线的那种自转，把它们的周年运动归因于地球围绕太阳的那种公转。”
从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的角度讲，哥白尼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哥白尼的著作和学说并未在已被人们所承认的天文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中造成任何直接的根本性的变化，它只是对实验天文学家的实践活动有些轻微的影响。那些承认有过哥白尼革命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并没有去关注哥白尼行星理论的原理或细节，他们也没有去关注月球理论或实验天文学家日复一日的工作——如计算行星和月球的位置，制定星历表等实际工作，所有这些都是用占星术算命所必须的。如果他们首先注意到天文学是一门艰辛的科学，并且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倘若哥白尼思想真的影响了天文学家的工作，其可能的影响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那么，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就不会再断言16世纪曾有过一场天文学革命，更不会断言有过一场普遍的哥白尼革命了。对于科学来讲，哥白尼天文学的影响直到他的论文发表（1543）大约半个世纪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当时，亦即问世纪初，通过对地球运动物理学的思考，人们提出了一些运动学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一种全新的惯性物理学出现后才得以解决，而这种物理学绝非哥白尼物理学，它的产生是与伽利略、笛卡尔、伽桑狄和牛顿等人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到了17世纪，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已经完全过时，它被开普勒体系取而代之了。简而言之，正如本章将要表明的那样，认为科学中有过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受到了反驳，它是以后的史学家虚构出来的。（我发现最早提及哥白尼革命的是J．S．巴伊和J．－E．蒙塔克勒，他们的这些论述将在补充材料7．4中予以分析。）显然，伴随着所谓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场所谓的革命，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并没有被普遍地认为是一场革命。

哥白尼体系

哲学家。史学家（以及科学史家）对哥白尼的介绍实在太多了，而所有这些介绍都局限于哥白尼的专著《天体运行论》开篇的数页上。在这里，哥白尼描述了通常所谓的“哥白尼体系”，并用一幅画有同心圆的常常被转载的图作了生动的说明〔见图4（1）〕。这幅图看起来很简单，但对它的解释远非一件容易之事。原稿上展示了一组共八个同心圆，但并没有充分说明它们所表示的含义。位于中心的圆中有一个词“Sol”，意为太阳，它是静止不动的。从最外面的圆向内看，圆与圆的间隔处依次从1到7编了号：第1条环状带上所标的是恒星，以后每一条环状带都标看一种行星的名字：2，土星；3，木星；4，火星；5，地球；6，金星；7，水星。每条行星的环状带上不仅标有一个行星的名字，而巨还有该行星公转的恒星周期。例如，从外面数第三条环状带上标着：“3Iovis xii annorum revolutio”（3，木星，12年一转）。标有地球的那条环状带上写着：“5．Telluris cu Luna an，re．”（Telluris cum Luna annua revolutio：地球带着月球，一年一转）。
这些圆和环状带是什么呢？在那些未受过训练的读者们看来，它们似乎是圆形的轨道，但是，研究哥白尼的学者爱德华·罗森（1971，11-21）已经使我们转过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并非是行星的轨道。它们是那种物理学家所谓的天球。哥白尼返回到嵌有行星的天球这一概念上了，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欧多克索斯、亚里上多德、卡立普斯等人的学说，这些人认为（环绕着地球的）那些行星处在一个巨大的旋转着的球体之中，由此看来，从（欧多克索斯引入宇宙论中并被亚里上多德加以推广的）天球这种概念的意义上讲，哥白尼著作的标题《大体运行论》应当改为《大球运行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哥白尼已经把古希腊的那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思想转变成新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天球思想。这本书的标题很难说是富有革命性的，相反，它暗示着该书与古代有关宇宙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哥白尼使用天球学说还暗示着、哥白尼也许以为，他的工作是对古代天文学的一种改良，而不是富有革命性的替代。哥白尼所采用的描述顺序和描述方式严格地遵循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的方针，则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下文）。
近年来，人们对哥白尼天球的真正本质已经有了愈加激烈的争论。诺埃尔·斯韦德罗（1976，127—129）业已整理出了一些相当令人信服的证据，它们说明，哥白尼可能已经构想出了一系列相邻的天球。斯韦德罗指出，在其手稿中，哥白尼给七个圆标出了插图说明，而所画的圆却有八个，所以很明显，这些插图说明肯定指的是圆与圆之间的七处空间。他得出结论说，这几处空间大概是对应于“那些大球自身的，每一处都表示某一空间层（具体范围并未划定），每一处都是与其上面或下面的天球相邻的。”木刻版印制的书（纽里姆伯格，1543）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哥白尼没有核对出也没有更正印刷中的问题（参见图4（2）]。在这里，算上附加的表示围绕地球运动的月球轨道的小圆，一共有九个圆。木刻者也许只是愚蠢地把插图说明标在了这些圆错误的那一侧，但这样一来圆的数目就过多了，因为这两个未标说明的国位于标着地球及月球的那个圆周的两侧。关于这些大球的真计一本质以及它们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程度存在着争论，对这种争论若无非常深入的了解，我们可能仍然会认为，哥白尼手稿中所画的图比那位千里之外的木刻者所制的图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并己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图中所面的的确是天球，而不是更是现代特点的概念所指的那种位于虚空的空间之中的自由循环轨道。
最外面的天球是“1.Stellarum fixarum sphaera immobilis（静止的恒星天球）；这里又使用了一个古老的概念：恒星天球。不过哥白尼又做了一下改动，因为传统的恒星天球必须有每日一次的自转。这样才能说明日夜的变化，而在哥白尼的格式中，天球是不动的。在哥白尼体系中，日夜变化现象是地球每日围绕地轴旋转所产生的结果。说这些星星是“恒定的”，是因为它们在其天球中，彼此之间没有位移活动———行星（或移动的星星）则与此相反，它们不仅彼此之间会有相对的运动，而且还会进行相对于恒星的运动。
哥白尼设想，恒星是非常遥远的，因为人的肉眼观察不到它们的周年视差。但它们也不可能是无限远的，因为太阳被假定是它们的中心——这对于一个天球来讲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一个无限的恒星天字来讲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恒星天空不和能有什么几何学意义上的中心。哥白尼写道；“Stellarum fixarum sphaera，seipsam et omniacontinens ,ideoque immobilis,nempe universi locus”。（既然是宇宙的寓所，那么，包罗它自身及万物的恒星天球肯定是静止不动的。）不过，正如J.T．克拉克（1959,125）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与他在前几页中所说的一段话是矛盾的：“Mobilitsa…sphaerae estin circulum volvi ，ipso actu formam suam exprinmentis”（自转是天球的属性，天球的形状正是通过这种自转来表现出来的）。
哥白尼的天球图被（例如A．沃尔夫1935，16）错误地解释成是哥白尼天文学宇宙体系的一种表述，困为这些圆周上分别标着“II.土星轨道，”“III.木星轨道，”等等。当然，哥白尼充分地认识到，没有哪一组简单的循环运动能对太空世界作出准确的描述。因此，他开始着手构造一个复杂的体系，他先完成了一本题为《短论》的小册子（此书写于154年，但17世纪前并未出版），随后他又在《大体运行论》中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任何一位熟悉天文学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大体运行论》第1册上的那幅图，至多不过是一个图解式的、高度简化了的系统的模型，为了说明多种多样的现象，哥白尼不仅引入了一定数量的本轮（这种本轮与托勒密体系中的本轮的作用截然不同），而且甚至还引入了本轮的本轮（或者说，第二级本轮，亦即epicyclets）。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有人认为，哥白尼体系极为简明，与之相反，托勒密体系却十分复杂，这种看法，就业已涉及到的圆周的数目而言，值得怀疑，事实上，情况决非如此。甚至哥白尼本人在《短论》中也承认，需要有“34个圆”以便“描述天空的全部结构和所有行星协调一致的活动”（斯韦德罗1973，510）。
在考虑《天体运行论》可能的革命影响时，我们必须重视作为开篇的第1册与其余5册之间存在的差别。对于这种差别，E．J．迪埃克斯特休斯（1961，289）已经作了明确的概述，他提醒我们注意，“《天体运行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在目的、性质以及重要性方面是大相径庭的。”

整个这部书共分为6册，书的第1册单独构成了书的第一部分。它……对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作了极为简明易懂的说明。
第二部分由第2－6册构成，它……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对这个体系作了复杂而详尽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部与《天文学大成》难度相同的教科书。书的第三册阐述了已发现的地球在运动而太阳静止不动的论据。

哥白尼与托勒密的区别

在《天体运行论》和《短论》这两部著作中，哥白尼对托勒密天文学进行了抨击。哥白尼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在托勒密天文学中，太阳是运动的地球却是静止的，而是因为，托勒密没有严格地坚持这样一个规则即：所有天体的运动肯定只能用匀速圆周运动或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托勒密认识到了，要想对行星的运动作出准确的说明，就必须放弃这种匀速圆周运动的想法，并且，他大胆引入了以后所谓的“等分点”，这样沿某段弧线的非匀速运动相对于这一点而言，看上去就像是匀速的运动了。从准确性观点的角度讲，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参见图5），而且它的确是开普勒以前对行星运动最完备的解释。然而，哥白尼却认为，等分点的使用违背了基本的原则，他把自己最初的研究集中在设计一个由太阳、行星、月球以及恒星等组成的系统上，在这个系统中，行星和月球以匀速运动的方式沿着一个圆周滑行，或者以这种运动的某种组合的方式运动着。
哥白尼为他的天文学提出了两个目标。他要与已知的托勒密模型所展示的（并非是实际观察到的）那些运动取得一致；同时他还要坚持所有天体的运动肯定都是匀速的圆周运动这一物理学原则。哥白尼在《短论》和《天体运行论》中都提到并且赞同古代的卡立普斯和欧多克索斯承认的学说，在他们的学说中，圆周运动的组合（或天球的自转）已经被用来说明各种现象了；不过哥白尼认识到，这个特殊的体系还有不少缺陷。从所涉及的数字结果方面看，哥白尼在《短论》中相当大的部分所写的都是托勒密和“大多数其他的”天文学家的行星理论，这些理论都使用了本轮（参见图6）；然而正像哥白尼（在《短论》的引言中）痛心地指出的那样，引入“等分点”这一事实意味着，“任何一个行星，无论是在它所依附的天球之中，或者相对于它的特定的圆。已而言，从来都没有进行过匀速的运动。”正如诺埃尔·斯韦德罗（1973，434）业已指出的那样，哥白尼“在其对托勒密模型所作的评论中……承认，从计算的角度看，对行星运动的这种描述是准确的，”但是，他“根据原则，反对那种违背匀速圆周运动思想的做法。”人们普遍认为，哥白尼坚持匀速圆周运动，乃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向柏拉图倒退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斯韦德罗（p．435）却为哥白尼的立场（至少是为他在《短论》中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物理学基础，而且他得出结论说：“对于（诸如有关天体特有的运动的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原则）这类事物的思索，不属于数学天文学的领域。”
哥白尼显然以为，他在天文学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匀速圆周运动的原则。他的追随者伊拉兹马斯·莱因霍尔德断言，在哥白尼看来，与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撵走而把太阳定为宇宙中心相比，排除了等分点并且退回到纯匀速圆周运动的思想上则是更有意义的贡献（欧文·金格里奇1973，515）。伊拉兹马斯·莱因霍尔德完成了《普鲁士星表》（1551）的编写工作，他在他本人收藏的一本《天体运行论》的扉页上（用拉丁文）写着：“天文学公理：天体的运动是匀速圆周运动，或者，是由匀速圆周运动部分合成的运动”（金格里奇1973，515）。
如果恢复希腊人的这种匀速圆周运动准则也算是革命的话，那么可以说，曾经有过一场只限于思想复古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一场涤罪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后出现的革新都将被排除；这可不是那种新的彻底破除旧的东西意义上的革命，而“哥白尼革命”这一名词通常所指的，恰恰是这种新的意义上的革命。哥白尼的论文可以看作是对匀速运动的告别辞，至少，他希望被理解成这样。倘若如此，那么，正像O．纽格鲍尔指出的那样，这在哲学上比在天文学上更为成功，这是因为，如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后伽利略所证明的那样，行星的运动并不是匀速的，只用简单的匀速圆周运动的合成并不能十分准确地描述行星的运动。

哥白尼对天文学的影响

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首先是要写一部天文学专著，而不是对地球运动问题进行哲学探讨。《天体运行论》的任务就是像托勒密所做的那样、像他的那部伟大论著的标题中所暗示的那样，展示出宇宙的“数学结构”。哥白尼在其论著的前言中强调了书的数学内容，他指出，在这里“数学是专为满足数学家的需要的”；这一点，在书的扉页上那句印成希腊文用以警告读者的柏拉图的名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懂几何学者就此止步。”《天体运行论》出第一版时，全书共计391页，其中只有14页的篇幅论述的是普遍规则、物理学原理、他的哲学观点以及他认为地球而非太阳在运动的理由。这里包括了哥白尼的这样一些论据：行星的表现运动是由于它们在各自围绕太阳的轨道上的运动引起的，这种表现运动，则因地球每年的轨道运动所引起的观察位置的变化而有所减弱。这部专著的绝大部分讨论的都是“难啃的”数学天文学。哥白尼说明了怎样确定行星和月球的经纬度，以及怎样处理整个行星现象和月球现象领域中的问题。哥白尼为外层的行星即火星、木星、土星等的运动以及内层的行星金星的运动设计了一组运行轨道；水星自身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截然不同的运行路线。月球的问题暂且不谈，后面另作论述（参见下文）。哥白尼与托勒密不同，他对使用等分点持蔑视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不得不引入了一种轨道套轨道的烦琐的体系：一个本轮的中心在一个均轮上，而另一个小的本轮的中心又在这个本轮上。由于哥白尼的模型是直接从托勒密的模型那里演变过来的，因此，为了能适于日心说的处理，哥白尼把行星天球的中心定在空间的一个虚空点上——亦即地球天球或一种“平太阳”的中心——一而不是把行星宇宙的中心定在太阳本身上。所以事实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学说，并非像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真的是日心说（或以太阳为中心的）理论，而只是太阳静止说（即太阳是不动的）理论。现代天文学中真正的日心说体系，并不是哥白尼而是开普勒在其1609年那部论述火星的著作中引入的。
不过，对于天文学家来讲，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有关太阳为静止、地球在运动的证据是否比有关地球为静止、太阳在运动的证据更为令人信服（如书的第1册的开篇所讲的那样）。相反，天文学家必须要做的是去判定，有关行星的、地球的（与太阳的表观运动等价的）以及月球的运动的数学理论，是否优于人们在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以后的星表中所看到的那些数学理论。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哥白尼的计算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否比托勒密的方法更符合观察结果？（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答案是：否。）（2）哥白尼的计算方式是否比托勒密的方法用起来更为容易（即更为简便）？（尚未有证据表明，这个问题在16世纪末曾有人讨论过。）
可以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与哲学争论（匀速圆周运动是否为必要条件）或宇宙论争论（“真正”运动着的究竟是地球还是太阳）毫无关系的问题提出来。对我们而言，不了解有关地球运动的哲学讨论或宇宙学讨论，似乎就无法对计算方法作出评价，但在17世纪，这两个课题是分开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独立于其宇宙学，它被认为是进行计算的一种假说基础。确切地说，《天体运行论》出版时事实上曾有过一段哥白尼本人写的卷首语，这段卷首语是赞成这种看法的。到了17世纪，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段说哥白尼体系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计算假说的卷首语，其作者并非哥白尼。不过，直到19世纪初，博学的天文学家一史学家J．B．德朗布尔依然认为，这篇关于假说的声明是哥白尼本人写的。
在考虑天文学中（而非圆周运动的宇宙学或哲学中）可能发生过的哥白尼革命时，我们必须把哥白尼计算地球运动（或太阳的表现运动）、行星运动和月球运动的系统与托勒密的系统进行比较和对照。哥白尼的方法是否为天文学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结果呢？欧文·金格里奇用计算机查明了16世纪这些行星实际所处的位置，并把这些结果与16世纪托勒密星表的制作者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他发现，火星黄经的误差为5。。但是他指出：“正如开普勒在其《鲁道夫星表》中所抱怨的那样，1625年哥白尼的火星误差已经接近了5。”（金格里奇1975，86）。简而言之，哥白尼的结果在数值方面并不比（假定要用它们去取而代之的）托勒密的结果更为完善。如果哥白尼采用伯恩哈德·瓦尔特的而不是他本人的观察结果（参见R．克雷默1981），他也许会大大降低这些误差。
哥白尼本人以为他的行星天文学能准确到什么程度呢？据雷蒂库斯记录（《新星表》…MDLl，p．6；参见安格斯·阿米塔奇1957，153），哥白尼曾经说过，如果他的行星理论能与所观察到的行星的位置相符合（亦即，精确到10弧分以内），他本人也会像毕达哥拉斯当年发现那条著名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时一样兴奋不已。然而事实上，哥白尼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准确的程度。要想了解这一准确值的大小，也许有必要指出，观察者的肉眼平均只能分辨出两两一对相距4弧分的恒星。按照纽格鲍尔的观点（1968，90），在16世纪末第谷·布拉赫以前，精确到IO弧分人们就会认为观察与理论完全相符了。没过多久，10弧分便被人们认为太不精确了，一个理论如果与第谷·布拉赫所确定的火星的观测位置之间有接近这个值的差额，那就可以认定该理论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应当抛弃。对开普勒来说，在第谷对行星所做的观察中，哪怕是8弧分的误差也是难以想象的。第谷所确定的一些基本星的位置，一般与它们真正的位置相差不到1弧分（A．贝里1898，142），而且可以设想，除了几个例外的情况外，他所确定的行星的位置的误差还没有超过1弧分或2弧分的。在《新天文学》中（1609），继承了第谷·布拉赫观察的开普勒写道（贝里译本1898，184）：

既然神明出于仁慈赐予我们第谷·布拉赫这样一位最为细心的观测者，而他的观测结果揭示出…计算有8弧分的误差，所以我们理应怀着感激的。心情去认识和应用上帝的这份恩赐…因为如果我认为这8弧分的经度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就应当完全纠正第十六章所提出的…假说。然而，由于这些误差不能忽略不计，所以，仅仅这8弧分就已经表明了天文学彻底改革的道路；这8部分已经成为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基本材料。

那些认为天文学中曾有过哥白尼革命的史学家们，喜欢引拉兹马斯·莱因霍尔德的（《普鲁土星表》或《普鲁士人星表》）为证，这部书的书名是为了纪念两个“普鲁士人”：哥白尼及莱因霍尔德的赞助人普鲁士公爵奥尔布雷克特。这部书出版于1551年，即《天体运行论》出版仅八年之后，它被公认是属于哥白尼体系的一部著作，尽管星表精确到孤秒“而哥白尼只精确到孤分”（德雷尔1906，345），但该书的总体安排还是遵循《天体运行论》的模式进行的。这些星表获得了真正的成功，无疑这“提高了哥白尼的名望”（金格里奇1975a，366），不过，他那使“行星参数有些小的改动以便使它们更加准确无误地与哥白尼所记录的观测结果相吻合”的方法，却系“徒劳无益之举，因为哥白尼所确定的行星的位置存在着一些错误”（p．366）。德雷尔（1906，345）得出结论说，由于“新近的观测极为贫乏，”莱因霍尔德的星表“并不比它们所取代的那些星表好到哪里…而且，在第谷和开普勒的工作取得成果之前，也不可能有什么更佳的进展。”
有一点（欧文·金格里奇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提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在16世纪末，事实上尚未有人按照哥白尼的。小本轮体系计算过行星的位置（在哥白尼的这一体系中，小本轮或小圆的中心在本轮上，而本轮的中。动则在均轮或参考圆上）。他们只是借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或莱因霍尔德的《普鲁土星表》中所列出的星表的内容。此外，哥白尼所用的是终端位置而不是平均位置，因而，从来就不存在是否应增加或减去某个修正值这种模糊不定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却是古老的（以平均位置为基础的）星表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严重的疑难问题，而且是误差的根源所在。这样看来，《天体运行论》中的星表对计算天文学有过实实在在的（而且是有益的）影响，尽管哥白尼的太阳不动说的天文学的基本特征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然而人们认为，构成哥白尼革命的恰恰是哥白尼天文学的那组概念以及它的宇宙体系，而不是他计算出的星表。
虽然哥白尼体系没有带来更准确的结果，但人们常常认为这一体系“比托勒密系统更简明、更精致”（S．F．梅森1953，102），而且，“根据哥白尼体系来进行无文学计算更容易了，因为在计算中所需的圆的数目少多了。”有一部副标题为《现代天文学之父》的哥白尼传记，此书大概会使我们相信，“通过确立地球绕轴自转并且在一轨道上公转，哥白尼把托勒密认为进行假设必不可少的圆周运动的数额减少了一大半”（阿米塔奇1957，159）。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说明，都表现出了罗伯特·帕耳特（1970，114）所说的“80-34集合”，这一信条至少可以追溯到阿瑟·贝里1898年的《天文学简史》，按照此书的观点，哥白尼宇宙只需34个圆，而托勒密或其信徒则需80个圆。事实上，很难准确地说明每个体系究竟需要多少个圆；圆的数目取决于计算模式和体系的发展状态。找们业已看到，哥白尼在他的《短论》的结尾部分曾说过，他只需要34个圆，然而德国的天文学史专家厄恩斯特·津纳（1943，186）则说，哥白尼实际需要38个圆。阿瑟·凯斯特勒（1959，572-573）计算出《天体运行论》中所需用的圆的数目为48个。纽格鲍尔（1975，926）指出，托勒密所需的圆的数目为43个—比《天体运行论》中所需的数目少5个。欧文·金格里奇发现，“哥白尼体系与古典的托勒密体系的比较”有可能“更为精确，只要我们把圆的计数限制在（太阳）、月球以及行星的经度结构中即可：这样，哥白尼需要18个圆，托勒密需要15个。”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哥白尼体系比原来的托勒密体系还要复杂一点”（金格里奇1975，87）。
显而易见，在简化天文学体系方面未曾有过哥白尼革命。无论如何，确定这两个天文学体系哪个更为简明的，并非仅仅是所需圆的总量。不管哥白尼实际上大概需要过（或假定他需要过）多少个圆，事实是，只需草草翻一下《天体运行论》（三种英译本中的任何一个版本，亲笔所书的手稿的两个摹本中的任何一个，最初的任何一个印刷本或手抄本，或较晚的任何一个拉丁文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哥白尼连篇累牍地使用本轮。即使一位新手也能看得出，《天体运行论》与《天文学大成》中的图解，在几何学方法和构图方面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这一点与任何朴素的、认为哥白尼的著作无论从哪种显而易见的意义上讲都比托勒密的著作更富有现代性、更为简明的观点是不相符的。
对于已被公认的托勒密体系的某些特色，哥白尼有能力作出解释（或者说，能够解释得过去）。例如，为了解释为什么从远离太阳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金星，托勒密曾假定，金星本轮的中心总是位于从地球到太阳的一条直线上（参见图7）。水星也有同样的特点，尽管它的某些情况更为复杂。不过，哥白尼对同一现象只是